抗战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食盐贸易政策

抗战相持阶段,针对财政上出现的困难,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了正确的食盐贸易政策,对食盐实行专卖和统销,严格管制盐价,并严厉打击走私。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得边区的食盐产销大为增加,边区政府的财政紧张情况得到缓和,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使边区渡过了经济封锁的难关,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机构调整

抗战相持阶段(1941—1945),蒋介石以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行政院院长。为配合推行行政三联制,行政院进行了机构事权关系的研究与调整,裁并了骈枝机构并裁汰人员,体现了行政现代化的趋向。由于受战争环境的限制以及军事因素的制约,行政院的机构调整并未落实,机构调整过程中一直缺乏明确的行政中心,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行政系统,未能树立基于制度之上的政府权威,从而影响了该行政系统的命运。

抗战相持阶段《群众》周刊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军事、经济、政治、教育等均陷入困局,许多中国青年陷入了苦闷、彷徨之中。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大型理论刊物,《群众》周刊始终坚持"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指导方针,遵循既破又立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灵活采用说理教育、咨询疏导、比较鉴别等方法,从思想教育、精神教育、学业指导、心理疏导等方面对广大青年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疏解青年的苦闷心理,培育民族气节,坚定抗战决心,维护抗战大局做出了突出贡献。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抗战相持阶段《群众》周刊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丰富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为当前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抗战相持阶段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守护及当代启示

抗战相持阶段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国民党掀起了三次规模化的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的政治诉求、话语诉求、身份诉求、抗战诉求,通过理论灌输、话语叙事标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向与价值关怀。然而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衍生演变,党际之间的矛盾激化,真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边界的故意抹杀,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肆意鼓吹,使文化边界呈现出繁缛化、阶级化、模糊化、扩张化的样态,造成了政治思想理论界的分歧复杂,加剧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守护之困。守护马克思主义文化主阵地需要廓清真三民主义与伪三民主义的政治立场、辨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未来革命指向、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思想界限、强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适用磁场。在当下的文化建设中,守卫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需要协调好一元指导与多元共存的关系、兼顾好理论经典与时代发展的关系、处理好内在防御与外来扩张的关系。

抗战相持阶段的红色秘密交通线——以统一战线为视角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把运用历史经验和创造新经验结合起来,适应国共合作的新情况,以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式延续红色秘密交通线的建设,顺利完成物资转运、情报指令传达、干部撤退与疏散等任务,在团结中间人士、建立巩固统一战线、坚持党的斗争中起到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梳理抗战相持阶段相关史料,深入分析红色秘密交通线建设的实践过程,进一步探讨其对统一战线建设和巩固的重要作用。

抗战相持阶段中共华北根据地干部的进退升降

内容提要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华北中共根据地内外形势均发生重大转变，根据地干部面临严峻考验。此艰难时势给干部群体之进退产生重要影响，造成严重的干部损失问题。尽管地方党组织提拔补充一批基层干部，但政策性束缚使干部群体获得持续晋升的机会相当有限，这就产生出干部进退升降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在这样的总体背景下，忠诚度与能力的平衡问题、干部成分问题、人际网络问题等因素，均对此时期华北根据地干部群体的进退升降形成重要影响，进而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根据地干部队伍的群体状貌和内部结构。

抗战相持阶段乡土小说的启蒙话语走向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救亡图存不断深入人心,革命斗争话语被强化。尽管乡土小说中以改造国民性为旨归的启蒙话语仍在赓续,但随着社会革命、民族危机的加剧,强调个体精神启蒙的叙事维度显得愈加渺远,此一时期"农村"对"乡土"的置换使农村土改、农民拥军参军等现象逐渐进入作家视野,加速了乡土启蒙话语式微,直到人情、人性、人道等话题得到重新重视的新时期才有所复归。

抗战相持阶段根据地文艺工作的特点及其启示

抗战相持阶段,敌后根据地处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文艺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较大发展,其客观的历史背景推动着根据地文艺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艰苦的生活需要文艺活动加以调节;根据地军民的奋斗事迹需要文艺加以反映;正确的政治方向需要文艺加以引导;高昂的斗志需要文艺工作加以鼓舞;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为文艺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环境等;主要特点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艺事业;根据地文艺事业的不断繁荣并紧密围绕"抗战"主题。给今天的启示主要有文艺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确保文艺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强调人民至上,凸显服务人民的本质特色;紧跟时代步伐,积极传播时代能量和品质;弘扬优良传统,承担追求中国精神的使命担当。

论抗战时期陈云的边区贸易思想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为发展陕甘宁边区经济贸易事业,陈云主张通过大力发展生产,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贸易自主权,建立健全对外贸易体制,加速了边区贸易经济的有效增长。调节价格保障边区贸易生产生活,利用商品价值规律调节进出口价格,利用易货贸易稳定本外币兑换比率等。这些政策的实施缓和了边区财政紧张局面,打破了国民党的全面封锁,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经济的发展,支援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问题再探讨

中国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即所谓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其初衷具有较大的对中共的指向性。对于这一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首先是积极拥护和支持的,其次也是与国民党同中有异的,这种"异"主要体现在对"抗战到底"的诠释、如何集中意志与力量以达成国民精神总动员、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关系以及中共尤其强调发扬艰苦奋斗作风、反对腐朽现象的重要性等方面。国共两党所代表的立场及其对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观点、措施不同也导致了各自所取得的成就不同。无论是从整个全国范围来看,还是从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区域内来看,中共对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都是有功劳和成就的。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国际交往 为中国共产党登上国际舞台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全面抗战时期我党为适应抗战相持阶段的新形势而建立的,其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战民主,争取抗战胜利。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1939年1月至1945年12月期间,南方局书记是周恩来;1945年12月至1946年5月期间,南方局(重庆局)由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分管,书记是董必武,副书记是王若飞。

中共晋冀豫根据地的“1940年整党”

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华北敌后建立一系列根据地,另一方面也面临诸多考验。在内外形势和自身诉求的共同作用下,经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推动,晋冀豫根据地在1940年开展了大规模的整党活动,并在此过程中秘密进行干部审查,对地方党组织的发展界限、党员干部去留、党政关系、干部政策走向(涉及任用、评判、干部档案制度、内部关系调整)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晋冀豫根据地"1940年整党"是对全面抗战初期组织大发展的回应与调适,沿袭了过去"自上而下""关门整党"的方式,但具体思路、办法均已发生较多转变,与嗣后的整风运动等党内整顿活动形成接续、呼应关系。

“富七师,甲全军”——新四军皖中根据地的战时经济

抗战相持阶段的1942年至1943年,中共各根据地在敌、伪、顽严密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下处于艰难时期,地盘缩小、部队减员、供给困难成为共同面临的难题。在此背景下,华中根据地在新民主主义路线指导下开始向独立自主转型,创新战时经济,尤以皖中地区成效最为卓著。新四军第七师皖中抗日根据地在1941年5月1日成立时,兵力不足2000人,面积不超过400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