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兵工内迁重庆的经济影响

抗战时期兵工内迁重庆,造就了中国抗战大后方重庆经济中心的历史地位,推动了重庆城市现代化进程的转型;促进了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人文开发,可谓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国家战略性质的"西部大开发";奠定了重庆现代工业与经济发展基础,也初步改变了中国现代工业的整体布局。

危机与应对:论皖南地区的经济抗战

经济抗战是中国抗战历史的重要内容,对于保证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具有决定性作用。在位于东南战场大后方的皖南地区,除对敌开展军事斗争外,经济战也是当地军民反抗日本侵略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战时皖南行署的领导下,皖南敌后区实施了增加生产、平抑物价、严查敌货、打击走私、组建金融网等一系列经济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皖南敌后区严峻的经济形势,粉碎了日敌的经济进攻,为这一地区乃至东南战场抗战力量的持久存续以及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皖南地区的经济抗战实为中国经济抗战历史的一个真实缩影。

延安抗战时期中共中央财政状况与经济政策分析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边区经济的发展对抗战胜利提供了财力和物资的保障,本文重点分析抗战时期延安边区经济的发展,阐述延安抗战时期的整体经济状况,研究其产生的原因、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和困难、面对困难采取的改革举措以及改革后取得的成效,从而得到对现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启示。

战区经济委员会经济抗战述略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围绕战时经济建设,一些国民党政要提出了在各战区设立战区经济委员会的主张和建议,被国民政府所采纳。随后,各战区经济委员会相继设立,颁布制定了一些措施和办法,侧重在筹拨事业基金、从事生产事业、物资统制、财政金融、交通运输等方面开展了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各战区经济委员会在具体工作中也遇到了诸如职责范围不明确、工作与地方机关重复、未能与军事密切联系、委员会组织不够灵活以及资金运用不足等方面困难和问题。1942年1月战区经济委员会与战区经济游击队指挥处被合并改组为战区经济作战处,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略论抗日战争前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抗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一直采取的是经济渗透开道,武力蚕食继之的侵略手段。面对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的经济侵略,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经济政策在痛失东北的刺激下逐渐强硬,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首先在经济领域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抗争。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对日的经济抗战,凝聚了中国人民抗日意志,奠定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经济基础,然而,基于南京国民政府政治上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加之本着不能影响"剿共"这个当时的"第一要务"的原则,因而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

一种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新书写——评《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研究》

杨红伟教授的《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研究》一书是近年来区域经济史研究的一部力作,作者立足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秉承史学研究理路,借鉴了发展经济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在区域经济史研究方面开拓了研究视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失业的资本”:抗战时期西南的城市游资

抗战西迁,国民政府政治中心移驻西南,人口与资金亦内移西南。为了经济抗战和建设西南,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吸引游资。但囿于战时的特殊环境及国民政府战时经济政策的不当,加之资本的趋利性等原因,内移西南的资金并没有真正导入生产领域。它们浮游于社会,没有正当用途,随时做投机和囤积的营生,搅乱经济秩序,给西南大后方经济建设带来诸多干扰和破坏。

变局中的兴盛与衰落——抗战后期(1943年-1945年)重庆工业衰退原因再探

抗战后期(1943年-1945年)因内迁而盛的重庆工业走向衰落,造成这种衰落的根源可以阐释为市场需求的转型、战争环境对工业发展的影响、重庆工业集中布局的缺陷三个方面。市场方面,由于内迁工厂重建与复工高潮的结束,工业市场急剧萎缩,市场需求由初级成品向深加工转变,从而使工业产值跌落。1943年后因地域封锁和战局颓势,重庆工业原料供应日趋紧张,庞大的军费导致后方金融秩序的崩溃与物价飞涨对工业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从工业布局来看,抗战时期重庆的集中工业布局导致建筑成本高涨,能源供应紧张,市场竞争激烈,运输压力陡增,这些问题随抗战后期内需的萎缩与战场的颓势而愈发明显。战时影响工业发展的要素是复杂多样的,在时代变局下快速崛起的工业经济往往不具备持久性。

美国战时生产顾问团在中国

1944年,已遭受多年战争摧残的中国经济急剧恶化,通货膨胀等危机频频显现。美国总统罗斯福派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两度率团来中国,美国技术专家组成的战时生产顾问团,帮助国民政府成立战时生产局,组织战时生产,并商讨战后的经济重建事宜。这是美国战时经济援华的新举措,也是协助中国加强战时经济的努力,同时亦为中美战后经济合作开辟了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