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率军出川抗战经过及其作用和影响

刘湘率军出川抗战经过及其作用和影响温贤美抗日战争初期，在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杨言要在３个月内灭亡中国的严重局势下，刘湘毅然请缨抗战，抱病率师出征。虽然“出身未捷身先死”，但他力主抗战并率师出征的精神和行动，对推动全国掀起抗战热潮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七十年来的抗战外交研究

学界关于抗战外交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文章以中国抗战外交发展的线索为依据,重点介绍一些有重大影响并与战时外交发展线索有关联的事件,试图展现抗战外交的全貌。相较于抗日战争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和影响而言,目前的研究仍相对薄弱,学界需坚持科学态度,把抗日战争史作为一门科学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体来讲,需要继续加大国际法理论的引入,注意历史细节对于历史事件意义的重要性,重视对中外档案的全面仔细梳理和判读,并继续深化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合作。

抗战时期武术家朱国福武术活动的历史考察

文章运用文献资料、历史研究等方法,通过新史料的发掘,基于政治社会史视角,以有“武状元”之称的著名武术家朱国福为研究对象,对其早年武术行迹与抗战时期武术活动进行历史考察。研究发现,朱国福早年在冀津两地拜师学艺,后从天津至上海从事护院镖客职业;在南京的国术国考夺魁后,他应邀至南京中央国术馆任教务处长。九一八事变后,朱国福为切实实现“练为战”武术思想,辗转至湖南湘西积极投身军队武术训练事业。之后他到重庆,应地方政府官员要求组建重庆市国术馆;七七事变爆发后,为配合战时国民体育政策,朱国福与当地政府和社团紧密合作,通过开展武术竞赛、武术义演与武术培训等活动,努力践行着“强国强种”“武术救国”的抗战事业,在助力军事抗战的同时,亦推动了当地武术事业的发展。朱国福在抗战时期的各种武术活动,不仅体现了武术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具有的社会功能,且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武术在战争影响下日益国家化的演变态势。

绥西抗战再研究

近年来,中国台湾历史档案机构解密了一批绥西抗战时期傅作义、朱绍良和蒋介石密电电文,其中涉及五原、临河抗战电文资料十多条。这些电文资料对研究日寇侵犯绥西、国民政府军在绥西兵力布防、五原失守与收复、国民政府军伤亡人数、日寇使用毒气弹等情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同时也暴露了日寇企图利用民族问题肢解中国的阴谋。五原收复及绥西抗战胜利对保卫大西北具有重要意义。

论长城抗战期间的国联外交与“天羽声明”

当国联讨论李顿报告书时,日本军队扩大侵略,跨过长城,染指华北。中国驻国联代表团为了促使国民政府下定抵抗的决心,曾一度坚持集体辞职。中国军队虽沿长城一线进行了抵抗,但限于自身的军事实力,又缺少抵抗的意志,最终妥协签订了《塘沽协定》。国联最终通过决议,不承认伪满,要求日本恢复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状态,日本随之宣布退出国联。顾维钧等与各国交涉,要求遵守国联决议,不承认伪满,并同时对华提供经济援助。日本为了阻遏各国援华,并宣示其对中国的野心,发布了“天羽声明”,挑战《九国公约》。“天羽声明”进一步激起国际舆论的反感,在英美等国的反对下成为一幕闹剧。

战时流亡与作家的“生活”问题——兼谈抗战初期左翼文艺界的一场论争

抗战全面爆发后,新文学作家在动荡的流亡与迁徙途中,也面临着经验结构与文学创作方式的重塑。作家如何在战争流亡中维系“生活”本身,以及如何以文学的方式理解和把握“战时生活”,成为文艺界关心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抗战初期大规模的战时流动给作家带来的“生活”问题入手,考察文学生产环境、作家生存状态与实践方式的战时重构,聚焦丘东平、周行、周扬之间的一场论争,及其与聂绀弩、艾青、冯乃超、端木蕻良等以胡风为中心的《七月》同人以及“文协”负责人老舍之间,就“抗战文艺”的发展问题展开的对话,透视左翼作家力图深入“战时生活”,将“作家生活与抗战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诉求及其内在困境。

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认知战”实践及经验

新闻媒体是开展认知战的主阵地、主平台和主力军。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构筑了完善的认知战略体系,以报纸为媒介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激烈的认知对抗。《晋察冀日报》的办报实践是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认知战的杰出范例,它通过拓展认知战时空场域、争取认知战群体认同、构建多维叙事等手段,成功引导了边区不同社会阶层对中国共产党的正面认知,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建,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与支持,抵御了日本帝国主义认知攻势,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时期中共在广东南路建立统一战线工作论述

抗战初期,广东南路地区多方势力交织,社会环境复杂。中共在恢复重建党组织的同时着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得到以张炎为代表的爱国进步人士的支持,统战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推进了南路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40年,国民党反共高潮蔓延南路,中共统战工作受到严重挑战。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统战工作再现转机,中共与李济深、张炎等发动的抗日民主运动站在同一阵线,共同争取南路抗日民主斗争的光明前途。

抗战时期现代散文的岗位意识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进入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并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战局发展促使作家融入全民抗战的时代洪流,现代散文的岗位意识逐步明晰。抗战通过其强大的吸附作用使创作与政治形成深度关联,促使作家明确了以抗日救亡为价值核心的抗战立场。抗战强化了作家作为一类责任主体的自我认知,促使他们立足反侵略语境进行文化身份的重新塑造,进而形成基于知识、信仰与坚强意志的文化战士的自我身份定位。抗战强化了作家心灵与现实碰撞的激烈程度,促使他们用怒火与血表达对侵略者暴虐行径的愤怒,对战火纷飞中生命价值的反思,对生死存亡之际民族灵魂的自省,使他们将对侵略者的仇恨化为文字从笔端倾泻而出。

抗战时期大后方水泥工业统制措施及其影响——以四川水泥公司为中心的分析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为了准备长期抗战,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设立水泥管理委员会作为统制大后方水泥的核心机构,对水泥工业施行了严格的统制,以保障军事民用的需要。战时水泥工业统制涉及企业近十家,其中尤以四川水泥公司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水泥管理委员会通过配发准购证及核定销售价格等方式,全面控制了四川水泥公司产品生产和分配。战时水泥统制的施行一方面有利于保障战时军事物资供应,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在严密的统制经济管控之下,四川水泥公司丧失了自主定价和自由经营权力,从而导致经营效益日趋下滑,对企业发展产生了诸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抗战时期戏剧发展的历史脉络——评《抗战戏剧》

在中华民族漫长而辉煌的历史长河中,抗战时期无疑是一个充满苦难与抗争、牺牲与希望的特殊阶段。这一时期,不仅见证了中华民族对外来侵略的顽强抵抗,也催生了文化艺术的独特繁荣。抗战时期的戏剧,不仅是战场上的号角和民众心中的火炬,更是一种文化的坚守与传承。在战火硝烟中,戏剧工作者们以笔为枪,以舞台为阵地,创作和演出了一大批反映民族抗争、激励人心的优秀作品.

全面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对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因应

从七七事变爆发到淞沪会战结束的全面抗战初期,上海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有组织的发展阶段。国共两党对民众的抗日斗争有不同的因应。国民党充其量是顺势而为,本质上是对民众运动的管控。共产党积极推动上海民众的抗日斗争,主张对民众进行彻底的、革命式的动员。国共双方对民众运动的因应差异是这一时期片面抗战路线与全面抗战路线之对立的具体体现。

地域符号与家国象征——抗战时期漫画图像中的正阳门箭楼形象考察

正阳门箭楼自修建以来,就是北京这座神圣文化古城的象征,是国泰民安的见证者,也是历史和进步结合的标志。抗战时期,箭楼的形象借由彼时的主流图像——漫画而得到进一步的意涵升华,成为特殊时期的文化记忆。文章以漫画中建筑与形象的关系为切入,深入挖掘抗战时期正阳门箭楼拥有的民族意涵,洞悉塑造家国形象的视觉模式。

题同释异:抗战时期中共生产运动再研究——以1940年代前期的华北根据地为中心

抗战时期的生产运动是中共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从华北抗日根据地来看,它提出于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实施中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反应,甚至存在着诸如漠视生产与不敢发展生产等心理。为了使各界人士的认识与自身愿望趋于一致,中共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思想上的导引和动员,并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之策。经过多措并举,中共抗日根据地各阶层人士的生产情绪普遍提高,生产运动组成队伍不断扩大,并取得了重大成绩,但生产运动中的不足也仍然存在。亦即,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绩效与不足共存。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争取合法地位的斗争述论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方针的前提下,通过与国民党谈判、反对国民党制造的磨擦及联合其他抗日党派等途径的斗争,争取自身合法地位。虽然国民党始终不愿也没有从法律层面承认中共合法,但中共在上述斗争中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保障了自身生存发展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事实上的合法地位,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对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并最终发展为“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时局、地理与全面抗战时期的云南蚕桑业

抗战时期是云南蚕桑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为推动后方建设,支援抗战,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云南蚕桑业发展受到国民政府、云南地方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提出了云南蚕桑复兴计划,在宜蚕区积极推广蚕桑业。但是,受云南特殊的高原山地地理环境的制约,以及“战时”影响,在较短时间内,云南蚕桑业发展的成效较为有限。

《晋察冀画报》在八路军抗战中的贡献探析

《晋察冀画报》创刊于1942年,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第一份以刊登照片为主的综合性画报。该画报通过情感的强烈宣泄、英雄典型的塑造和保家卫国民族精神的表达,将八路军在抗战中的英勇无畏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晋察冀画报》通过宣扬党的抗战路线政策方针,借助“中英双语”报道和抗日战况战果的展现,宣传了八路军的战绩,唤起了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了军民坚持抗战的决心,为八路军抗战提供了精神与舆论助力。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纪念仪式与情感动员

中国共产党既是立志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型政党,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情感型政党。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高度重视纪念仪式的情感动员功能,通过党政群体、劳动群众、士兵群体、知识群体等参与主体的情感互动生成团结抗战的集体力量,通过仪式筹备、操演过程和效果巩固等精心设计的仪式流程激发团结抗战的共同体意识,通过时间、空间、声音、器物等象征符号唤醒团结抗战的持久情感。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仪式中的情感动员有效推动了边区广大军民投身抗日报国的伟大事业,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重要体现。

全面抗战时期广东洋米进口述论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之后,受战争破坏、洋米进口困难、邻省限制粮食自由流通、日军抢夺和低价购买国米等多重因素影响,广东大米输入减少,复以灾荒频仍,使本来就是缺粮大省的广东粮食短缺问题更加严重,全省米价飞涨,民不聊生,抢米风潮频发,军粮民食面临巨大困难。面对日益严峻的米荒局面,广东省政府1938—1939年上半年与中山县等县政府和潮汕等地商会一道,屡次向国民政府申请洋米免税并获批准。为缓解广东粮食问题,1939年下半年之后,国民政府不再纠结洋米是否免税,放开政策鼓励进口。与此同时,广东省政府也颁布《广东省非常时期人民购运洋米入口颁给奖章奖状办法》等条令,鼓励民间自行进口洋米。在广东省、县政府和各地商会努力下,1938—1942年分别输入448.37万、156.7万、25.9万、121.9万和27.2万市担洋米,进口数量虽然较全面抗战之前大为减少,但是对于广东民食还是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从而也间接支援了广东抗战。

抗战时期《太岳日报》经济建设宣传报道分析

抗日战争时期,《太岳日报》作为中共太岳区党委创办的机关报,积极开展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参与根据地各项工作,是研究根据地建设史和党史的重要史料。本文通过梳理《太岳日报》有关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各体裁文章,从其议题设置、宣传动员策略、角色功能定位等方面进行剖析,探讨总结《太岳日报》在经济建设上的宣传动员贡献,展现党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工作经验的同时,丰富对党领导根据地建设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