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话剧对大后方故事片及“战后新电影”的影响

从现实主义触点的丰富、细致的艺术情节和细节、心理写实和人性剖析的深度三个方面分析抗战话剧对大后方故事片及"战后新电影"的影响。

“平淡”与“伟大”的诗艺——评重庆抗战话剧《雾重庆》

宋之的《雾重庆》(1940)是重庆抗战话剧的代表作之一,从生活的平淡事件入手,展现了抗战后方真实的生活与真实的人性,克服了抗战初期话剧"简单、直白"的风格,体现出自然、平淡而伟大的风格。

新马华抗战话剧的勃兴

新马两地原本一家，二战前称马来亚，为英属殖民地，战后各自独立建国。新马华话剧是新加坡华语话剧和马来西亚华语话剧的合称，指的是用华语创作、演出、观赏、评论的戏剧活动（新加坡华语话剧通常简称为新华话剧，马来西亚华语话剧通常简称为马华话剧）。新马华抗战话剧不但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的华语戏剧史上写下了最精彩的一笔，而且在整个东南亚华语戏剧史上，也创造了华语戏剧的最高峰。

抗战话剧题材类型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文艺界除了一小撮自甘堕落的文化汉奸之外．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走向内地、走向农村、走向抗日前线，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抗日文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在抗战文艺运动中，话剧运动是先锋．话剧的创作与演出在抗战文艺史上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

老胡和他的《中国抗战话剧图史(1931-1945)》

胡传敏,人称老胡,是本市图书馆界文献采访的高手。初识老胡,是在一次图书采访研讨会期间。会上,他沉默寡语,一如他平日做派,敏事慎言,以“行”代“言”,稍微点头便是算对发言者的首肯了。会下,他同我交流地方志采访事宜,我便聊起上海图书馆方志收藏数量、特点及开发现状。未及说完,他悠悠一句:何日有暇,请来敝馆看看我们收藏的戏剧方志,那可是上图不及的啊!虽令我语塞,但尔后几番打听,得知老胡任职的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在其独到眼力和勤勉采集之下,专题类方志文献量大质高,特色独具,并且关于戏剧类专业资料独霸沪上,傲视群雄,便不由得对老胡有格外起敬之意。

老舍抗战话剧的个性研究

鼓动全民抗战、渴望民族新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是贯穿老舍抗战剧作的一条红线。鲜明的文化分析色彩,赋予了爱国主义以透视国民精神与社会心理的深刻思想内涵。温和的世俗讽刺是老舍表达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手段,寄寓着作家改革社会重铸国魂的革命热情。二者的完美结合,既是对老舍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业已开始的探索国民性思想的深刻总结,又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对国民性问题探讨的较高成就。小说化的戏剧创作手法,不仅使老舍抗战剧作具有了不同于戏剧家戏剧的鲜明特色,而且是老舍为丰富中国现代戏剧创作经验作出的卓越贡献。

错位中的夹生——对老舍抗战话剧创作中矛盾心态的还原分析

作为一位以小说家姿态登上中国文坛的艺术大师,老舍在长期创作实践中形成了强烈的小说创作主体无意识。这种无意识与话剧文体规范之间的错位,形成了贯穿老舍抗战时期话剧创作始终的矛盾心态,进而成为导致他抗战话剧艺术性匮乏的潜在原因。这一创作探索过程为他解放后的话剧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政治热情下的艺术探寻——论老舍抗战话剧

在抗战文艺的洪流中,老舍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在抗敌爱国宣传的同时注重艺术性的思考与探寻。他的抗战话剧就是如此,在老舍的不断摸索、磨砺下,初崭艺术独特性的一面——散文化的结构、浓郁的文艺性、"三笔两笔地画出个人来"。这份探寻为他日后话剧的臻于成熟和经典作品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

当“救亡”遇上“旧疾”:从三场论争探析马华抗战话剧的大众化路径

在马华话剧理论的建设方面,发生于抗日救亡初期的三场论争——以《怒涛》为中心的“南洋地方性剧本”之争、以《日出》为中心的“救亡剧”与“社会剧”之争以及以《群莺乱飞》为中心的职业剧人与业余剧人之争,不仅暴露了新马话剧长期积累的弊病,而且有效探索了新马抗战戏剧运动有别于中国救亡戏剧的“大众化”路径。有关马华抗战话剧的理论争鸣,也彰显了新马话剧的跨文化属性,呈现了“救亡”作为一种话语的地方性、民族性和商业性等多样化特征。

向梅兰芳致敬:论费穆抗战话剧《秋海棠》的戏中戏

要:1942年年底,上海艺术剧团推出了由费穆主创的话剧《秋海棠》。该剧中的种种情节,不过是费穆的隐喻,意在颂扬梅兰芳在抗战中坚守民族气节,甘愿牺牲一艺术生命的义举。费穆在该剧演出中穿插了《苏三起解》《宇宙锋》等京剧片段,而设置戏中戏的目的,是让观众通过联想,在秋海棠和梅兰芳之间建立关联。费穆的戏中戏,不仅利用相关京剧的内容,构成对梅兰芳形象和精神的喻指,同时也汲取京剧艺术精华,以丰富话剧舞台的编导技艺。

性别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的缠绕——赵清阁抗战话剧解读

赵清阁作为抗战时期最为活跃的一位女剧作家,一方面她试图在以民族主义话语为统摄的抗战话剧中凸显女性立场,但又难以彻底消除男权话语对她的压抑与影响,导致她笔下女性的精神深度并未与时代相契合;另一方面她在女性与革命、女性与战争之间关系的书写中,置女英雄们于"花木兰境遇"之中,从而形成民族主义话语对女性话语的遮蔽。

重庆抗战话剧中的英雄人物塑造

重庆抗战话剧是中国话剧的黄金时期,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背景成就了重庆话剧的辉煌,由于抗战话剧与抗战政治主题联系过于紧密,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研究界对重庆抗战话剧的艺术性缺乏更多研究。其实,重庆抗战话剧从初期发展到中后期,话剧艺术不断成熟,比如话剧英雄人物的塑造艺术,英雄人物身份塑造、性格塑造、行为塑造、人物对照等艺术手法,都体现出话剧家越来越成熟的表现手法。重庆抗战话剧在追求政治理想的同时,实现了话剧手法的逐渐成熟。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与重庆抗战话剧

40年代,重庆抗战戏剧开始了一个全面学习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热潮。相关译著的出版,相关戏剧理论文章都可以看到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的影响下,批评家大多运用了现实主义戏剧的理论,对演员、导演以及风格进行定位。

艺人浮雕:石挥——兼说视觉叙事中的抗战时期上海话剧

1942年秋,石挥(1914—1956)被上海观众誉为"话剧皇帝"、"艺人浮雕"。本文以观众反映为镜子,观照抗战时期石挥在舞台上的系列视觉形象——文天祥(《正气歌》)、慕容天锡(《大马戏团》)、秋海棠(《秋海棠》)、律师夏屏康(《梁上君子》)、警察总监(《金小玉》),凸显并唤回被封存的上海记忆之一端,进而思考其意义。

抗战话剧的中流砥柱

值得注意的是，从1936年起，随着日本侵华步伐加紧，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中旅剧目也更多地触及民族问题，以至投入抗战话剧运动，大量上演左翼剧作家及其他爱国剧作家的优秀抗战话剧。

没有硝烟的阵地——管窥云南抗战话剧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有志之士纷纷投入救亡图存的时代潮流中,文化界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为爱国救亡尽力。既是大后方又是抗战最前沿的云南,在抗日救亡背景下,以戏剧为武器宣传抗日、救亡图存。话剧作为“别求新声于异邦”的西方文化形式,在时代浪潮中迸发出耀眼光芒,在没有硝烟的阵地上.

中共南方局与重庆的抗战话剧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从1938年6月开始，聚集在武汉的政府机关陆续西撤．重庆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中心，聚集了全国重要机构和各界名人。仅就戏剧界而言，这里聚集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华剧艺社等10多个戏剧团体．聚集了中国最多的话剧人才，包括郭沫若、曹禺、陈白尘、老舍、田汉等著名剧作家。

抗战时期话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论纲

抗战时期,话剧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或促进,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并受制于历史和时代的具体性、话剧生存发展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综观之,战争灾难与政治纷争仍然是最具影响力和现实意义的先决性因素,在此条件下,战时道德重建及其关联的中华民族情感认同、“国民性”批判与中华民族精神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人性内容和世界性眼光等,也构成了我们理解抗战时期话剧中的中华民族观念和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视角与内容。鉴于此,可以从战争、政治、伦理、精神和人性这五重维度来集中考察抗战时期话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深刻关系。这五重维度并非各自孤立,而是彼此依存、复杂交融的,且均与剧作家关于“人”的现代性思考与表达有关。

时代·戏剧·观众——对抗战戏剧的再认识与再评价

在中国话剧发展史上，抗战话剧是其发展过程中最辉煌的一个时期。但是，在谈到抗战话剧时，常常也会听到一种对它“诟病”的声音，认为抗战戏剧是“为政治服务”的，是政治的“宣传工具”，不是“艺术的”等等，尤其是对于抗战前期出现的活报剧、街头剧和报告剧等的看法更是极力贬低。

话剧《雾重庆》重排的时代使命与创新追求

一、清明节,在重庆"抗建堂"致敬前辈2021年清明节之际,由重庆市委市政府作为项目实施主体,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中国话剧协会和重庆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承办的"经典抗战话剧排演工程"正式亮相。这是一次形式特殊、意义深刻的民族文化英雄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