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困境与出路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是我国一项十分重要的刑事政策。这一政策现面临难以兑现的困境。困境的成因:立法上的缺陷和司法解释的不当;片面的理解和错误的认识;执行不严、贯彻不力。摆脱困境的出路:澄清、纠正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错误理解和认识;为"坦白从宽"立法;加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司法解释;切实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反思与重构

针对“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这一在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刑事政策在我国近年来刑事司法中日渐式微之现状 ,本文首先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 ;其次运用比较的方法分析了现代法治国家在肯定沉默权的前提下“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的有效运作 ,初步得出的结论为“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与沉默权并不相悖 ,相反它是促使嫌疑人、被告人主动坦白的有效机制 ;最后从制度层面勾勒了贯彻这一政策的具体设计。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问卷调查与分析

建国后前三十年(1949～1979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和改造、教育罪犯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1979年我国刑法颁布后,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与法律规定出现不协调,在实践中遭遇到难以兑现的困境,同时也受到部分专家、学者的无端质疑。这一政策的存废和前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本课题组围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相关问题发放两套问卷(共1100份),对其进行调查与分析,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回答人们所关心的各种问题。这一调查不仅填补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实证研究的空白,也为端正对这一政策的认识,进一步完善政策,早日摆脱"兑现政策难"的困境指明了方向。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与无罪推定的关系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一项关于刑事责任裁量的政策,它适用于根据实体法已经构成犯罪的人,适用主体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中的侦查人员只是对犯罪嫌疑人提前告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他们并不是适用这项政策的主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本身与无罪推定原则不存在必然的冲突。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视角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能从正反两个向度有效激励作案人如实供述,对于节约破案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大有裨益。随着"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沉默权"的引入、借鉴,该政策特别是"抗拒从严"受到置疑,但仅从道德话语和权利意识出发的简单否定有失偏颇,考虑到当前供述之外犯罪信息获取成本高、破案难度大的情况,单纯的"坦白从宽"难以有效兼顾"激励供述"与"罪刑相适应"两大目标,"抗拒从严"的引入恰能弥补不足,打破这一困境。同时,设定"抗拒从严"也是为了区分不同"抗拒"情形,有针对的"从严",遏制严重抗拒对破案成本的无端消耗。当然该政策在具体"从宽"和"从严"限度及政策施行的外围保障上还需不断完善,但这不应成为废弃该政策的理由。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存废及立法建议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在建国初期的治安管理和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中曾发挥过很好的作用。但随着社会发展和司法文明程度的提高,在追求公正与效率双重价值的今天,对这个说法有重新考量的必要。本文通过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多角度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与现代法治精神

从“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向“沉默权”和“无罪推定”的转换 ,远不只是一个形下的司法操作规范层面的转换 ,毋宁说 ,这个转换乃是一个深深地触动着我们文化传统中“法”的形上理念的根本性转换。如果我们不对自己传统的形上理念进行清理和析解 ,那么 ,现代法治精神作为一种可能性 。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理性思考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日益受到人们的质疑 ,不少学者主张予以废除。但是 ,本文认为“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其本质与辩诉交易等具有一致性 ,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弥补缺陷 。

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哲学思考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的刑事政策 ,是我国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指导原则。但是这一政策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 ,有人甚至对其持否定态度。从哲学的角度 ,用联系的观点、重点论的方法分析阐述该项政策的科学性 ,提出完善、执行该项政策的有效途径。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制度化的法理分析

本文运用法社会学、法经济学和制度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基本刑事政策和美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辩诉交易"制度进行分析比较,指出作为刑讯逼供的替代,应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制度化。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应当坚持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刑事政策。几十年来 ,在贯彻中收到了明显的实效。目前 ,在讨论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时 ,有的学者认为应当废除这一刑事政策。该文认为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还应当继续贯彻 ,并且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 ,进行了深入探讨。

从语用的角度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不当性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口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起到一定的打击犯罪的积极作用,但近年来却越来越显得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相符合。其不当性究竟为何,尚缺乏理论论证。文章从前提的角度分析了这一口号与无罪推定的原则相矛盾,从言语行为理论分析了这一口号"从宽"的承诺无法兑现,"从严"又不具有威慑力,从而从语言理论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这一口号的不当性。

观点：如何看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个曾经很响亮很辉煌的口号，现在却似乎成了不受欢迎的问题。

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思考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刑事政策，是我国司法活动的重要指导原则，在打击、惩治犯罪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我国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这一政策在执行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坦白从宽不能够贯彻始终，并且其与“严打”政策也存在一定矛盾；有一些合法辨护行为也被视为抗拒而从严处理，违反了刑法罪行均衡原则；过分强调“抗拒从严”也容易导致刑讯逼供现象等。建议：１．将坦白从宽纳入刑法典；２．在程序上保证坦白的自愿性；３．建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制度，防止非法取证行为发生；４．废除抗拒从严的做法；５．对不配合公安司法机关的抗拒行为，依照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处理。总之，要尽可能把刑事政策转化为法律，以法律而不是政策来规范司法活动。

“抗拒从严”不能作为量刑的依据

准确地量刑,是有效地与犯罪现象作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依据什么量刑呢?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直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作为量刑的依据之一,新刑法颁布后,有的同志仍把它作为一贯政策在刑法理论和实践中继续沿用。对此,我持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把“坦白从宽”作为量刑的一个依据是正确的,符合我国刑法的原则;把“抗拒从严”作为量刑的依据,则是不正确的。所谓“抗拒”,就是指犯罪分子拒不认罪,坚持犯罪立场,或作虚伪陈述,狡辩抵赖。对他们必须以犯罪的事实情节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处以应得的刑罚,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是否可以以拒不认罪作为从重量刑的依据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论新形势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局限性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政策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但这些成效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条件的支持。随着改革的深化 ,社会的进步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政策正逐步失去发挥作用的现实条件。

辩诉交易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对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制度的存废，各学者众说纷坛，笔者将之与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相比较，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该制度的合理性及其所具有的现代意义。指出这一制度适合我国国情，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应当保留。

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本文肯定了“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存在的必要性、必然性 ,对有关“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的误解进行了分析 ,并探讨了沉默权与“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