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机关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研究述评与展望

关于中共中央机关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研究历来为国内学界所重视。近十年来,随着问题意识的不断增强、研究范式的不断更新,学者们围绕“为何宣传”“宣传什么”“如何宣传”“宣传得怎么样”等问题,对中共中央机关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缘起、内容、方式、影响展开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先行研究仍存在内容同质化、史料固化、方法单一化等问题。因此,未来研究需要注重广度拓展与深度突破的同构,具体分析同系统阐释的统一,据理释疑和据史解惑的互补,范式一元向范式多元的转化。

《群众》周刊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传播

《群众》周刊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唯一机关理论刊物。《群众》周刊围绕抗日救亡的主题进行政治动员,通过区分敌我、驳斥错误观点、宣传民主政治和纪念活动等方式,有效开展群众动员,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周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问题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证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看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贡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成,是中国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聚焦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这段时间,梳理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以期对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提供参考。

福建游击区红军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知历程——以闽西南红军游击区为中心的讨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战争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它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得以立足的关键。也是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梳理福建红军游击队对于统一战线问题的认知变化,旨在管窥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在寻求抗日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的路径、特点及其效果。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名实源流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对国民党背叛联合战线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以及“左”倾路线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中共以“反日”主张与国民党的“抗日”主张针锋相对。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从下层统一战线的阶级路线起始,由反日与反蒋并重实际上以反蒋为先决条件,逐渐转向反帝统一战线的民族路线。经过长征胜利抵达陕北的中共中央确认中日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很快依据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实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一度受七大决议中译本的影响改称“反帝人民战线”,但不久即转而确定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总方针,从而进入全民抗战的崭新历史发展阶段。

海外学者沈钜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研究——《中国共产党通向权力之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1945)》评介

海外学者沈钜光详尽地考察了1935—1945年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意义。沈钜光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遭遇危机的原因,关注到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与变迁;过高评价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系统论证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坚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与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相结合策略的正确性;科学认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普通地主和开明绅士纳入统一战线的范围,为中国共产党扩大自身实力并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出的贡献。总体来说,这一研究成果较为全面地把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实施与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关系,为中外学者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

《民族公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浅析

《民族公论》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刊,创建于处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其刊载的多篇文章均宣传了抗日思想以及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涵盖了强调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主张团结广大民众,动员各方力量,以“斗争”的方式实现统一战线,阐述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等主要内容。《民族公论》通过扎实宣传相关理论、及时分析国内外形势、依托于抗战纪念日撰稿等宣传策略,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工作的开展。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山西抗战文艺实践--以《西线文艺》为中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西线文艺》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创办的文艺期刊,在进步人士的控制下,凝聚各地作家队伍,刊载了诗歌、小说、散文、话剧和插画等多种文体作品,推动战地文艺的发展,加强了文化工作者的统一战线。它在战火纷飞的西线战场艰难存生,发展壮大,呈现出全面抗战爆发后西线战场的文艺面貌,具有强烈的战斗色彩,对教育人民、动员人民、联合抗日起到了积极宣传作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空前团结的珍贵见证

"四百余宾聚一堂,水银灯柱竞辉煌,慰劳血战三杯酒,鼓舞心头万烛光.笔剑无分同敌忾,肝胆相对共筹量,醉余豪兴传歌曲,声浪如涛日绕梁."郭沫若先生的这首七律,描绘了一场盛况空前的招待晚会.

英国记者笔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詹姆斯·贝特兰(1910-1993)出生于新西兰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1932年,贝特兰考入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后留在伦敦从事新闻工作。1936年1月,他以英国《每日先驱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来到北平燕京大学进修。在此期间,他与埃德加·斯诺夫妇成为朋友。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贝特兰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事业,与宋庆龄、廖承志、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等一起创建了保卫中国同盟。

国共两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形成——兼论国民党在抗战前后的政治态度

1945年9月2日,随着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旷时八年的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是分不开的。因此,研究共产党和国民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形成的关系,客观评价国共两党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做出的贡献,对于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是至关重要的。 一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华北的争夺,在短短半年时间里连连制造了一系列事件,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华北事变。

中共中央北方局与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日军侵华使中国国内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逐步取代国内阶级矛盾而转化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出《八一宣言》,提出"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抗日救亡主张。同年底,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和总策略。中共中央北方局遵照中央指示,迅速在华北以及西北、东北等地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其中,除中共中央直接与西北地区国民党党、政、军等各地方势力开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北方局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也与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十七路军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关系,对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家构建、民族认同与社会整合的新视野

对抗日战争与国家、民族、社会认同及其多重互动进行系统研究,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浅尝辄止的想法。早在1985年8月出席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关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的讨论就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此后,我就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实现对抗日战争领导权的中介环节问题。1995年9月,出席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之后,我们更坚定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的信心,并将抗日战争与华北社会问题研究确定为一个主攻方向。经过进一步思考,并受"新革命史"范式考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现领导权过程之启发,我认为,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作用主要在于倡导个性解放和思想启蒙的话,抗日战争则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国家、民族、社会等多方面认同上达成广泛共识,是近代以来思想解放的一个高峰。上述想法促使我们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着手研究抗日战争与国家、民族、社会认同互动关系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实现,除了持久战、游击战等军事谋略之外,更主要的是日军全面侵华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使中华民族的认同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不动摇,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进程中,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认同观念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当中逐渐传播开来,并日渐深入人心,进而在当时的各种关于国家重构和社会整合的理论学说中脱颖而出。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家"雏形——根据地的建设成就,以及根据地对争取抗战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又让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使中共牢牢掌握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还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后来的国家重构和社会整合指明了前进方向。

季米特洛夫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围绕中共对蒋介石方针三次转变的考察

季米特洛夫曾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并直接负责处理中国事务,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制定关系密切。中共对蒋方针在统战政策制定过程中有三次重要转变:从最初的"反蒋抗日"转到"逼蒋抗日",西安事变之初又短暂转向"除蒋抗日",继而再转为"联蒋抗日"。季米特洛夫在其中发挥过重要影响。中共一方面积极参考了季米特洛夫的指导意见,另一方面自身也大有创见。他在指导中共统战方面存在一定的左右偏向问题,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毛泽东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能性探索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不仅分析了当时中国阶级关系的变化,而且分析了当时党和红军的状况,分析了当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和有利的国际形势,从而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全面理解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思想,对于进一步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于丰富毛泽东思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刘少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

刘少奇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必要性；无产阶级如何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以及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该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中国抗日战争——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为线索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1931年11月至1940年2月期间,参与领导了东北抗战,努力贯彻落实共产国际七大路线,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抗战路线,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很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条重要的抗日战线,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词汇竞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范表述的生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表述的生成可以理解为由模糊的动议发展成中共具有特定政治意涵的概念生成史。在中共话语内,团结抗战的主张由人民阵线、民族战线、联合战线、统一战线等多词混杂的状态,最终稳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具有排他性的规范表述。在此过程中,中共既坚守自身理念,又因应时势,与多方互动博弈,调适自身意识形态,最终谋定抗战方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经确立便开始生长,对巩固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合法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对毛泽东、共产国际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力求在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对双方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做一些客观界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虽然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首倡者,但对其创建、巩固、发展和坚持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决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前途的一系列思想原则和重要决策,基本上是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中国实际独立自主地制定的,共产国际只是发挥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