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接受核(苷)酸类似物抗病毒治疗后血清HBV-DNA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接受核(苷)酸类似物(NAs)抗病毒治疗后血清乙型肝炎病毒脱氧核糖核酸(HBV-DNA)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至2022年10月河南省人民医院83例采用NAs抗病毒治疗的CHB患者临床资料,根据血清学应答标准将其分为应答组(46例)和未应答组(37例)。比较两组基线资料、治疗前及治疗3、6、12个月时血清HBV-DNA水平;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以曲线下面积(AUC)检验血清HBV-DNA对CHB患者NAs抗病毒治疗未应答的预测价值。结果治疗前,应答组和未应答组HBV-DNA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前至治疗12个月的HBV-DNA呈下降趋势,组间、时点、交互效应有统计学意义(P<0.05)。绘制ROC曲线显示,治疗3个月时HBV-DNA对CHB患者NAs抗病毒治疗未应答的预测价值较低(AUC=0.694,P=0.002),治疗6个月时HBV-DNA对CHB患者NAs抗病毒治疗未应答具有一定预测价值(AUC=0.751,P<0.001)。结论血清HBV-DNA表达在CHB患者NAs抗病毒治疗前后变化明显,且治疗6个月时血清HBV-DNA可作为抗病毒治疗未应答的预测指标。

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与HIV/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后免疫重建结局的关系研究

目的探讨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HIV/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后免疫重建结局的关系。方法回顾性选取2021年9月至2022年3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科收治的新确诊HIV/AIDS的患者110例,所有患者均接受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对患者进行1年随访,按照末次随访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个/μL或增长未超过基线的20%作为判定免疫重建不良的标准,对患者免疫重建结局进行分组,其中78例患者纳入免疫重建良好组,32例患者纳入免疫重建不良组,对患者治疗前后不同时间的CD4^(+)、CD8^(+)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进行监测,并探究影响患者免疫重建结局的影响因素。结果治疗后3、6、9、12个月时,免疫重建不良组患者的病毒载量分别为26983(456,52239)、9126(316,14012)、1622(215,4501)、212(98,325)拷贝/mL,均高于免疫重建良好组[21598(412,48236)、6533(264,9154)、1231(152,2105)、135(52,287)拷贝/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各时间段的CD8^(+)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感染途径、性别、学历水平、婚姻状态对其免疫重建效果无影响(P>0.05),年龄偏大、确诊至治疗时间在1年以上、基线CD4^(+)T淋巴细胞水平低、基线病毒载量高均会对患者的免疫重建效果产生负面影响(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偏大、确诊至治疗时间在1年以上、基线CD4^(+)T淋巴细胞水平低、基线病毒载量高均会影响患者的免疫重建效果(OR=2.567,95%CI:1.075~6.127;OR=4.067,95%CI:1.690~9.785;OR=2.550,95%CI:1.096~5.934;OR=2.816,95%CI:1.203~6.591)。结论较高的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较低的病毒载量有利于HIV/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后的免疫重建,而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的低下可能是免疫重建不良的重要危险因素。

慢性乙型肝炎合并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患者抗病毒治疗后预后不良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研究慢性乙型肝炎合并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后的预后情况,并分析患者预后不良的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98例慢性乙型肝炎并发MAFLD患者,根据抗病毒治疗结果将其分为预后良好组(60例)和预后不良组(38例)。收集患者临床一般资料,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慢性乙型肝炎并发MAFLD患者抗病毒治疗后预后不良的影响因素。结果 接受抗病毒治疗后,慢性乙型肝炎并发MAFLD患者预后不良的发生率为38.78%。预后良好组、预后不良组有糖尿病史例数比例、有高血压史例数比例、有高脂血症史例数比例、有肝硬化例数比例、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以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胆固醇、三酰甘油(TAG)、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肌酐、血尿素氮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史、高血压史、高脂血症史、高TAG水平、肝硬化、高MELD评分均是慢性乙型肝炎并发MAFLD患者抗病毒治疗后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高HDL-C水平是保护因素(均P<0.05)。结论 慢性乙型肝炎合并MAFLD患者抗病毒治疗后预后不良较为常见,糖尿病史、高血压史、高脂血症史、高TAG水平、肝硬化、MELD评分均是慢性乙型肝炎并发MAFLD患者抗病毒治疗后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高HDL-C水平是保护因素。

浅谈HIV-1亚型对毒力和抗病毒治疗后免疫重建的影响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HIV-1)特有的逆转录酶无校正功能,使其成为变异最快的病毒之一,并在全球流行中进化出众多亚型和亚簇。不同HIV-1毒株有着独特生物学差异和致病力变化,在传播特征趋势中仍在不断演化,不利于防控部门把握病毒流行和致病力变异的完整信息,因而难以制定针对性的干预工作。鉴于此,应开展全方位毒株亚型致病性特征研究,揭示病毒适应性进化同毒力水平之间的关系,明确各亚型遗传特征及异质性对毒株致病性的影响,并获得HIV-1基因和表型变异完整数据,以提高艾滋病的总体防控效果。本文重点总结了HIV-1亚型表型特征、毒力水平和对抗病毒治疗后免疫重建的影响。

慢性丙型肝炎患者抗病毒治疗后甲状腺功能动态变化和转归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慢性丙型肝炎(CHC)患者抗病毒治疗后甲状腺功能动态变化和转归,阐明基线因素对甲状腺功能改变的影响。方法:取基线甲状腺功能正常的CHC患者243例,均给予干扰素-α2b联合利巴韦林抗病毒治疗48周,分别在12、24、36、48、60和72周时对甲状腺功能和HCV RNA定量等进行检测,根据治疗后甲状腺功能变化情况分为持续正常组、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亚甲减)组、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组和甲状腺功能亢进(甲亢)组,观察各组患者甲状腺功能变化的规律。结果:82例(33.7%)患者发生甲状腺功能改变,其中亚甲减51例(20.9%),甲减13例(5.3%),甲亢18例(7.4%)。随访至72周时,亚甲减、甲减、甲亢患者恢复正常的分别为32例(39.0%)、12例(14.6%)和7例(8.5%),甲减转变为亚甲减的为6例(7.3%),甲亢转变为亚甲减的为3例(3.7%);19例(23.2%)患者病情无明显改善,1例(1.2%)表现为持续亚甲减,13例(15.9%)持续甲减,5例(6.1%)持续甲亢;3例(3.7%)患者由甲亢转变为甲减。女性甲减发生率高于男性(P<0.05);发生甲亢患者平均年龄低于甲减、亚甲减及持续正常患者(P<0.05);发生甲亢和甲减患者基线γ-谷氨酰转肽酶水平低于亚甲减和持续正常者(P<0.05);发生甲亢患者中HCV 2a型患者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发生甲减、亚甲减及持续正常者(P<0.05)。结论:CHC患者抗病毒治疗可使甲状腺功能发生改变,性别、年龄、肝功能和基因型对甲状腺功能改变具有预测意义。

基线HBV DNA水平对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抗病毒治疗后临床转归的影响

目的分析基线HBV DNA水平对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抗病毒治疗后临床转归的影响。方法选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2005年-2015年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106例,给予核苷和核苷酸类药物抗病毒治疗,对患者进行前瞻性随访观察3年。按治疗前HBV DNA水平将患者分为3组,即HBV DNA<105IU/ml组、105~107IU/ml组和>107IU/ml组。比较3组患者基线特征、抗病毒治疗疗效及肝脏相关终点事件(LREs)发生率。组间比较采用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或Friedman Tes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LREs发生率并绘制生存曲线,各组之间的比较采用log-rank对数秩检验。结果 3组患者在年龄、性别、HBeAg、生化指标、肝脏硬度及CTP评分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HBV DNA水平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8.35,P<0.05);3组间比较HBV DNA水平的变化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F=13.95,P<0.05)。3组患者在治疗6个月时HBV DNA水平较基线都显著下降,其中HBV DNA<105IU/ml组和105~107IU/ml组患者实现中位HBV DNA低于检测限,而HBV DNA>107IU/ml组在治疗12个月后实现中位HBV DNA低于检测限。在治疗12个月及24个月时,3组HBV DNA阴转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5.97、6.84,P值均>0.05),在治疗36个月时,3组HBV DNA阴转率分别为95.7%、88.0%和77.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2.75,P<0.05)。3组LREs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抗病毒治疗后HBV DNA水平显著下降,高水平复制的患者病毒学应答速度较慢,但基线HBV DNA水平对抗病毒治疗后3年内LREs的发生率无显著影响。

熊去氧胆酸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NAs抗病毒治疗后肝功能异常修复的临床研究

目的:观察熊去氧胆酸对慢性乙肝患者进行核苷和核苷酸类药物(NAs)抗病毒治疗后肝功能异常的修复效果。方法:以86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为考察对象,随机分组,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3例,对照组患者服用恩替卡韦进行治疗,观察组在服用恩替卡韦的同时,辅以熊去氧胆酸进行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的肝功能指标数值的变化情况。主要考察两组患者在给予NAs治疗后的主要肝功能指标,包括谷丙转氨酶(ALT),碱性磷酸酶(ALP),谷草转氨酶(AST),和白蛋白(ALB)。另外,考察了患者的胆红素水平的变化,包括总胆红素(TBil),结合胆红素(DBil)和总胆汁酸(TBA)。结果:恩替卡韦和熊去氧胆酸同时使用的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为93%(40/43),高于单独使用恩替卡韦患者的83.7%(36/43)。经过熊去氧胆酸辅助治疗后的观察组患者在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碱性磷酸酶、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和白蛋白等肝功能指标以及患者胆红素水平的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和总胆汁酸等指标上表达水平均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对慢性乙肝患者而言,在进行NAs治疗同时,使用熊去氧胆酸进行辅助治疗,可以有效改善抗病毒药物所带来的肝功能异常的状况。

广东省HIV/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后基因型耐药分析

目的总结广东省261例HIV/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1年以上,病毒未被抑制者的耐药基因型特征。方法采用实验室自建方法,进行HIV-1耐药基因型检测。构建系统进化树确定基因亚型,并通过斯坦福HIV耐药数据库在线序列分析,确定耐药突变位点及药物耐受情况。结果共检测样本280份,成功获得261条完整序列。序列分析显示:HIV-1病毒株以CRF01_AE亚型(194/261,74.3%)为主;逆转录酶(RT)区耐药位点以M184I/V(108/170,63.5%)、Y181C/V(61/170,35.9%)、K103N/S(56/170,32.9%)和G190A/S(48/170,28.2%)为主;蛋白酶(PR)区未发现主要位点突变,次要耐药位点主要为L10I/V(21/170,12.4%)和A71T/V(13/170,7.6%);未产生针对蛋白酶抑制剂(PI)的耐药;常见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RTIs)拉米夫定(3TC)、恩曲他滨(FTC)的耐药率均为43.7%,高度耐药率均为42.1%;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NRTIs)奈韦拉平(NVP)及依非韦伦(EFV)的耐药率均为56.3%,高度耐药率分别为54.8%(143/261)和35.2%(92/261)。耐药率随着抗病毒治疗时间增长而增加,初始单一用药人群耐药率76.7%(23/30)高于初始联合用药人群耐药率54.5%(126/231)。结论广东省抗病毒治疗1年以上且病毒未抑制的HIV感染者NRTIs耐药以3TC、FTC为主,NNRTIs耐药以NVP、EFV为主。临床上应及早发现耐药更改方案以保护TDF作为二线药物的有效性;在抗病毒治疗开始时应尽量避免单一用药。

艾滋病患者终止抗病毒治疗后的生存状况分析

目的：了解艾滋病患者终止抗病毒治疗后的生存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取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选择2007—2013年百色市终止抗病毒治疗的201例艾滋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寿命表法估计生存率，Kaplan—Meier绘制生存曲线，COX回归比例风险模型进行生存时间影响因素分析。结果：研究对象男女比例为2．65：1。平均年龄（43．35±14．05）岁，以壮族、初中以下文化、农民及农民工、已婚／同居为主，感染途径主要为异性性途径传播。艾滋病患者终止抗病毒治疗后第12、24、36个月的累积生存率为0．77、0．64、0．52。患者终止抗病毒治疗前最近一次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100个／mm^3组（A组）、100～200个／mm^3组（B组）和〉200个／mm^3组（C组）的组间生存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和B组患者相对于C组患者的死亡危险度分别为4．587（95％CI：2．389～8．809）和2．501（95％CI：1．308～4．784）。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患者性别、治疗终止时是否有治疗药物毒副作用、终止治疗前最近一次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与生存时间存在统计学关联，其中男性相对于女性的死亡危险度为2．846（95％CI：1．257～6．443）．患者终止治疗时出现治疗药物毒副作用的死亡危险度为2．765（95％CI：1．446～5．285）。结论：终止抗病毒治疗降低了艾滋病患者的生存时间，应加强抗病毒治疗患者的依从性教育及依从性支持服务，及时处置抗病毒治疗不良反应，减少停药及治疗失访的发生，对延长患者生存时间有重要意义。

2006-2018年宁夏成人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后生存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分析宁夏成人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后的生存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以宁夏2006—2018年入组参加抗病毒治疗的成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HIV/AIDS)为研究对象,定期随访,采用寿命表法计算研究对象的存活率,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研究对象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研究对象1421例,因艾滋病相关死亡42例(3.0%),第1~4年的累计存活率为97.8%、97.1%、96.0%、94.6%。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显示,文化程度、传播途径、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是否发生机会性感染是影响生存时间的因素(P均<0.05)。结论宁夏成人HIV/AIDS病例接受免费抗病毒治疗后存活率高,治疗效果好。影响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者病死率的因素为文化程度、传播途径、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有机会性感染发生。

湖南省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后耐药性分析

目的了解湖南省艾滋病患者接受免费抗病毒治疗的效果以及人免疫缺陷病毒（HIV）的耐药情况，为改善该省的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效果，指导临床医生用药提供科学的依据。方法收集湖南省衡阳市抗病毒治疗6个月以上的252例HIV感染者的血标本，进行病毒载量检测，其中32例病毒载量〉10^3拷贝／mL，对此32份样本进行进一步的HIV基因型耐药检测。结果测得的31个序列中，发生突变的样本18份，其中13份（5．16％，13／252）对蛋白酶抑制剂（PIs）、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RTIs）以及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NRTIs）这3类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有耐药突变；对PIs、NRTIs和NNRTIs均耐药者1例（0．40％），对NRTIs和NNRTIs均耐药者9例（3．57％），对NNRTIs耐药者3例（1．19％）。同时发现M184V、K103N、Y181CG、G190A引起NRTIs和NNRTIs高水平耐药的重要突变位点。结论湖南省艾滋病治疗者中，PIs耐药发生率极低，NRTIs和NNRTIs的耐药发生率相对较高；已出现NNRTIs高水平的多药耐药。但总体耐药的发生仍处于较低水平。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者或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患者抗病毒治疗后CD4^+T淋巴细胞动力学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接受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患者和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患者的CD4+T淋巴细胞动力学特点,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描述CD4+T淋巴细胞在HAART治疗后3年内不同时间的变化规律,利用广义估计方程分析不同性别、年龄、民族、职业、传播途径、WHO临床分期和基线CD4+T淋巴细胞水平等因素对CD4+T淋巴细胞动力学变化的影响。结果基线(治疗前2周)、3、6、9、12、15、18、21、24、27、30、33和36个月的中位数CD4+T淋巴细胞分别为96、194、217、212、250、268、282、289、305、311、331、338和357个/μl;与基线比较,各随访时间的中位数CD4+T淋巴细胞增加值分别为80、99、101、124、146、166、178、194、190、234、237和236个/μl。性别、WHO临床分期和基线CD4+T淋巴细胞水平3个因素的组间CD4+T淋巴细胞动力学影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718、25.361和22.230,P<0.05);年龄、民族、职业和传播途径4个因素的组间CD4+T淋巴细胞动力学影响比较(χ2=0.032、0.433、0.119和0.101,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性别、年龄、民族、职业、传播途径、WHO临床分期和基线CD4+T淋巴细胞水平7个因素的不同检测时间CD4+T淋巴细胞动力学影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97.781、384.920、370.505、383.165、385.180、392.199和389.468,P<0.05)。结论 HIV/AIDS患者在接受HAART治疗3年内,随着抗病毒治疗(ART)时间延长,其CD4+T淋巴细胞呈进行性上升趋势,其动力学变化可分为3个阶段:1快速增长阶段,治疗后1~6个月,每个月增长近20个/μl;2缓慢增长阶段,治疗后6~24个月,平均每月增长近10个/μl;3平台期,治疗24个月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至第30个月时CD4+T淋巴细胞不再增加。性别、WHO临床分期和基线CD4+T淋巴细胞水平是影响CD4+T淋巴细胞动力学改变的3个因素。

HIV感染儿童抗病毒治疗后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的TK2表达水平及意义

目的探讨艾滋病病毒(HIV)感染儿童抗病毒治疗后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中潜在线粒体毒性标志物表达水平及其相关机制。方法选择60例抗病毒治疗的HIV感染儿童和20例健康儿童,检测PBMC中胸苷激酶2(TK2)基因的mRNA和蛋白质表达水平变化,与治疗方案及治疗时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HIV感染患儿抗病毒治疗的PBMC中TK2基因mRNA和蛋白质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儿童(mRNA:2.45/1,蛋白质:3.2/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治疗时程的增加,司他夫定治疗组较齐多夫定治疗组的TK2蛋白质水平增加更显著(P<0.05)。将患儿分别按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基线病毒载量、性别、年龄以及HIV传播途径进行分组比较,各组患儿间TK2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外周血PBMC的TK2水平可反映儿童抗病毒治疗后的线粒体毒性,有望成为线粒体毒性检测指标。

感染HIV-1儿童经抗病毒治疗后乳酸浓度检测及其相关因素研究

目的研究中国感染艾滋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type 1,HIV-1)儿童经抗病毒治疗后血浆乳酸浓度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选择31例抗病毒治疗的感染HIV-1儿童与30例正常对照儿童,检测血浆乳酸浓度,结合儿童的基本信息、治疗方案及实验室检测结果进行综合分析。结果感染HIV-1患儿血浆乳酸浓度(2.32±0.60)mmol/L显著高于对照组儿童(1.60±0.88)mmol/L(P<0.01);d4T治疗组和AZT治疗组间血浆乳酸浓度、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基线病毒载量、性别、年龄以及HIV-1传播途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外周血乳酸浓度可反映感染HIV-1儿童经抗病毒治疗后的线粒体毒性,有望成为线粒体毒性检测指标。

中医药治疗在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后肝损伤患者中的应用及综合护理

目的探讨中医药治疗在艾滋病(AIDS)抗病毒治疗肝损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19年1~12月广东省东莞市人民医院收治的150例AIDS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75例。对照组采用西药治疗,观察组采用中医药治疗,两组均给予综合护理,比较两组的总有效率、肝功能指标、护理满意度。结果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的天冬氨酸转氨酶、丙氨酸转氨酶、血清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的天冬氨酸转氨基酶、丙氨酸转氨酶、血清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AIDS抗病毒治疗肝损伤患者接受中医药治疗综合护理有利于改善患者肝功能,可提高患者总满意度,值得推广和应用。

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后CD4^+T细胞数长期较低的原因分析

目的:探讨临床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患者在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后CD4+T细胞计数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原因。方法:选取22例门诊治疗随访1年以上且CD4+T细胞一直低于200个/μL的患者,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取血进行病毒载量和耐药检测,结合患者临床治疗的资料进行原因分析。结果:上海地区经HAART后CD4+T细胞数值仍持续低于200个/μL的AIDS患者,可能受耐药、依从性差、年龄偏大及抗病毒药物具有的骨髓抑制不良反应等因素的影响。结论:临床AIDS患者中,若有在病毒载量控制良好的情况下CD4+T细胞长期较低者,需结其合个人情况调整治疗方案,以提高临床疗效。

张家港市艾滋病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后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张家港市接受抗病毒治疗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HIV/AIDS)生存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后续防治工作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张家港市HIV/AIDS的治疗及随访信息;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用Log-rank检验比较不同组别生存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生存时间影响因素。结果纳入研究对象417例,入组时CD4^+T细胞(CD4)计数中位数为300/μl。第12、24、36、48、60个月的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8.7%、97.3%、96.4%、96.4%和95.5%,至观察终点,148个月的累积生存率为95.5%。基线CD4水平与研究对象生存时间有统计学关联(HR=0.227,95%CI:0.076~0.674,P=0.008)。结论张家港市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效果稳定,生存率水平较高。

慢性乙型肝炎病毒基因分型经不同抗病毒治疗后疗效及预后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基因分型经不同抗病毒治疗后疗效.方法选择120例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和120例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viral hepatitis B,CHB)患者,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采用恩替卡韦治疗,观察治疗效果和不同基因型疗效差异.CHB患者随机数字表法分为A、B、C、D 4组,每组30例,分别采用拉米夫定、恩替卡韦、拉米夫定联合阿德福韦酯、聚乙二醇干扰素?-2a治疗,4组均治疗96 wk.比较组间疗效差异.结果1 2 0例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治疗后H B V DNA均表现出明显下降趋势,至治疗96 wk后,HBV DNA平均下降5.13拷贝/m L;至治疗96 wk后,HBV DNA阴转率、谷丙转氨酶(alanine transaminase,ALT)复常率分别达94.17%和76.67%;84例乙型肝炎e抗原(hepatitis B e antigen,HBe Ag)阳性患者H B e A g阴转率和血清H B e A g转换率分别达27.38%、22.62%;C型和B型患者抗病毒治疗后HBV DNA阴转率、ALT复常率、HBe Ag阴转率、血清HBe Ag转换率以及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定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A、B、C、D 4组HBV DNA阴转率、ALT复常率、HBe Ag阴转率、血清HBe Ag转换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C组HBV DNA阴转率、ALT复常率、HBe Ag阴转率、血清HBe Ag转换率最高且显著高于其他3组,A、B和D组3组间HBV DNA阴转率、ALT复常率、HBe Ag阴转率、血清HBe Ag转换率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恩替卡韦治疗乙型肝炎肝硬化疗效显著,且不受基因型影响,不同抗病毒方案治疗CHB均能取得一定效果,以拉米夫定联合阿德福韦酯方案效果最优.

中药减轻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后不良反应的临床观察

目的:分析中药减轻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后患者肝损伤的临床观察。方法:按照中医胁痛和黄疸辨证与疏肝利胆以及清热利湿的治疗原则,对化肝煎合茵陈蒿汤加减,分析和观察艾滋病60例抗病毒治疗前后的肝功能、临床症状与抗病毒效果。结果:运用中医治疗之后,患者的症状体、征积分明显下降,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总胆红素以及直接胆红素都发生了明显的降低(P<0.01),显效32例,有效18例,无效10例。结论:将中药治疗方法用于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后造成的肝损伤中,具有比较好的临床疗效,且不影响患者的抗病毒治疗。

晚期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后生存状况及死亡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晚期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后的生存状况及死亡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选取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建水县人民医院2014年1月—2019年9月收治的晚期AIDS患者2152例为研究对象,均接受抗病毒治疗,至随访截止时间死亡318例、存活1834例。对比不同生存状况患者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水平、月收入情况、职业、感染途径、CD4+T细胞计数等基本资料差异,并进一步采用Logistics回归分析探讨其死亡的影响因素。结果吸毒、肿瘤、AIDS相关感染是晚期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后死亡的前三位原因,分别占32.08%、20.75%、17.30%。Logistics回归分析发现:高龄、月收入较低、CD4+T细胞计数较低是晚期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后死亡的危险因素(P<0.01)。结论晚期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后死亡的影响因素较多,医生应综合各个因素,增加高危患者的干预强度以降低其病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