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抑郁情绪对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免疫学失败的影响及心理干预策略分析

目的分析焦虑、抑郁情绪对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免疫学失败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心理干预策略。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2月至2022年2月北京某医院收治的200例接受抗病毒治疗的艾滋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抗病毒治疗后的免疫应答情况将其分为成功组和失败组。比较两组的基础资料与治疗前心理状态,统计两组的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采用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免疫学失败的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SAS、SDS评分及二者联合预测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免疫学应答失败的临床价值。结果200例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后免疫学失败率为21.00%(42/200)。失败组性别、年龄、世界卫生组织临床分期、服药依从性及是否合并焦虑、抑郁与成功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男)、年龄(≥60岁)、世界卫生组织临床分期(Ⅲ/Ⅳ期)、服药依从性(不依从)、焦虑和抑郁状态是影响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免疫学应答失败的危险因素(OR>1,P<0.05)。失败组SAS、SDS评分高于成功组(P<0.05);ROC曲线结果显示,SAS、SDS评分及二者联合预测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免疫学应答失败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34、0.724、0.768。结论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后仍有部分患者出现免疫学失败,原因多与性别、年龄、世界卫生组织临床分期、服药依从性、焦虑与抑郁情绪相关,且SAS评分联合SDS评分可有效预测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免疫学应答的失败。

献血者使用HIV抗病毒治疗药物对血液安全的影响

目的分析深圳市无偿献血者中使用抗病毒治疗(ART)药物对血液安全的潜在风险。方法应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HPLC-MS/MS),检测定期献血者(阴性对照组n=86)、抗-HIV阳性检出者(实验组n=98,检出于2019—2023年约44万献血者)血浆中ART药物,探明阴性对照组ART药物血浆基线浓度,分析使用ART药物对血液安全的影响。结果86例阴性对照组血浆标本未检测到基线浓度的ART药物;98例实验组1∶2人份混合血浆标本中,经拆分确证检出4例ART药物标本,ART药物检出率为4.08%。其中,3例检出ART药物替诺福韦、拉米夫定、依非韦伦,1例检出拉米夫定、洛匹那韦、利托那韦、齐多夫定。结论深圳地区抗-HIV阳性检出者中存在使用ART药物情况,需要进一步探究此类人群献血动机,识别高危人群,保障血液安全。

多种预测抗病毒治疗HBV感染患者进展为肝细胞癌的模型验证

目的评估4种常见的模型预测HBV感染患者在抗病毒治疗过程中进展为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风险的性能。方法回顾性纳入2013年1月至2017年6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治的1376例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BV感染患者,根据随访5年时是否继发HCC,分为试验组117例(8.50%)和对照组1259例(91.50%)。通过EMR系统收集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计算CAMD、PAGE-B、APA-B、REAL-B评分。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法分析HCC的危险因素。采用ROC曲线评估4种模型预测HCC的区分度。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试验组患者年龄、糖尿病、肝硬化、血小板、红细胞分布宽度、甲胎蛋白水平及CAMD、PAGE-B、APA-B、REAL-B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甲胎蛋白、肝硬化、CAMD、PAGE-B、APA-B、REAL-B是HCC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显示,CAMD、PAGE-B、APA-B、REAL-B模型预测HBV患者抗病毒治疗过程中进展为HCC的AUC分别为0.719、0.710、0.758、0.879。结论4种模型对于抗病毒治疗的HBV感染者远期发生HCC均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其中REAL-B模型的预测效果最好。

抗-TP阳性献血者中抗病毒治疗药物使用情况分析

目的了解深圳市梅毒螺旋体(TP)抗体(抗-TP)阳性献血者中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药物使用情况,评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诊疗新趋势带来的血液安全风险。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2019年3月至2023年1月深圳地区血液筛查合格的重复献血者60例(阴性对照组),规律服用已知ART药物人群3例(阳性对照组),抗-TP阳性/抗-HIV阴性献血者353例(实验1组),抗-TP阳性/抗-HIV阳性献血者25例(实验2组),应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HPLC-MS/MS)方法检测各组血浆样本中8种ART药物浓度,分析ART药物使用情况。结果阳性对照组血浆采用1∶6稀释混样后ART药物仍可检出,实验1组和实验2组1∶6人份混合血浆阳性样本经拆分确证,实验2组检出1例ART药物阳性样本,该样本抗-HIV、蛋白免疫印迹、HIV RNA阳性,抗TP阳性献血者ART药物检出率为0.26%,实验1组ART药物检出率为0.00%,实验2组ART药物检出率为4.00%。结论深圳地区抗-TP阳性献血者中发现使用ART药物情况,合并HIV感染及高危性行为人群更可能使用ART药物。

广西中老年HIV阳性男男性行为者接受抗病毒治疗现状及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广西中老年HIV阳性MSM接受抗病毒治疗状况及影响因素,为制定促进该人群接受抗病毒治疗策略提供依据。方法 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中收集截至2021年12月31日广西累计报告年龄≥50岁、感染HIV途径为同性传播且存活的确诊病例,并分析其人口学特征、接触史及性伴个数,采用χ2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接受抗病毒治疗的影响因素。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有656例病例,以汉族(占66.46%)、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占57.77%)、已婚有配偶(占61.43%)者为主,接受抗病毒治疗比例为97.10%。656例病例中仅有男男性行为史者占91.31%,有男男性行为史和非婚异性性接触史者占7.77%,合并其他高危行为者占0.92%;在650例报告同性性伴数的病例中,以性伴个数≥3个(占65.23%)为主。χ2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民族、职业、样本来源以及是否接受CD4检测的病例接受抗病毒治疗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0岁(OR=9.340)、少数民族(OR=12.778)和接受CD4检测(OR=34.573)是接受抗病毒治疗的促进因素,而职业为家政、家务及待业(OR=0.137)和商业服务、工人(OR=0.178)是阻碍因素。结论 广西中老年HIV阳性MSM中存在多性伴高危性行为,接受抗病毒治疗比例较高,应针对年龄≥60岁、未接受CD4检测的艾滋病感染者开展艾滋病宣教活动,加强病例的随访管理,以阻断艾滋病二代传播发生。

贵州省2004—2016年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效果研究

目的了解贵州省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免疫学效果和病毒抑制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选择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截止2016年6月正在接受抗病毒治疗且做过CD_4)^(+)T淋巴细胞检测的12210例患者进行分析。结果12210例研究对象中,男性8143例,占66.7%(8143/12210);平均年龄(45.0±13.7)岁,婚姻状况以已婚或同居居多,占57.6%(7039/12210),传播途径以异性传播为主,占63.4%(7739/12210)。基线CD_(4)细胞计数、治疗时长与不同时点CD_(4)细胞水平正相关,女性和同性性传播艾滋病患者治疗9年以后免疫功能恢复更好(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50岁[OR=0.664(0.518~0.853)],婚姻状况为已婚或同居[OR=0.776(0.639~0.942)],感染途径为同性性传播[OR=0.319(0.225~0.453)]是病毒抑制成功的保护因素,治疗时长为2~5年组[OR=1.477(1.117~1.954)]是病毒抑制成功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贵州省抗病毒治疗人群治疗效果较好,要加强年龄较大、离异或丧偶、吸毒人群、治疗时间<5年等人群的治疗管理。

基于IAMEF模式的药学服务对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干预效果

目的探讨基于IAMEF模式的药学服务对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患者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的干预效果。方法选取医院感染免疫门诊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收治的接受ART的AIDS患者17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85例。两组患者均予基本的药品保障供应及常规药学咨询服务,观察组患者加予基于信息收集-分析评估-制订计划-执行计划-跟踪随访(IAMEF)模式的药学服务,两组均干预10个月。比较干预前后患者的T淋巴细胞亚群水平、病毒载量、服药依从性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患者干预后的CD_(3)^(+)和CD_(4)^(+)水平及CD_(4)^(+)/CD_(8)^(+)均显著升高,病毒载量显著降低(P<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服药依从性好的占比及Morisky用药依从性量表-8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漏服药物、定时服药及遵医嘱剂量用药占比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7.65%,显著低于对照组的47.06%(P<0.05)。结论基于IAMEF模式的药学服务可改善AIDS患者的T淋巴细胞水平,降低病毒载量,提高服药依从性,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

2018-2022年南阳市HIV/AIDS抗病毒治疗及时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南阳市新报告的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患者(简称HIV/AIDS)抗病毒治疗及时性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其抗病毒治疗及时性提供参考。方法 从“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中下载截至2023年6月30日的HIV/AIDS病例资料,收集确认时间为2018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现住址为南阳市的个案信息,分析其基本信息和及时治疗的情况,采用χ^(2)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抗病毒治疗及时性的影响因素。结果 2018-2022年共纳入符合条件HIV/AIDS病例2 655例,平均年龄为(41.69±16.17)岁,性传播占99.10%,已婚有配偶占41.21%,样本来源为医疗机构被动检测占60.23%,无症状期占58.15%;抗病毒治疗及时率为65.73%(1 745/2 655),五年间抗病毒治疗及时率无明显变化趋势(χ^(2)=0.308,P=0.579)。χ^(2)检验结果提示,不同确认年龄、职业、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样本来源、临床分期、报告地区的HIV/AIDS病例抗病毒治疗及时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与职业为农民者相比,职业为家政家务及待业(OR=0.611,95%CI:0.477-0.782)和商业服务(OR=0.736,95%CI:0.546-0.994)的病例抗病毒及时治疗的可能性更小;与外地报告的病例相比,本市报告的病例抗病毒及时治疗的可能性更大(OR=3.650,95%CI:2.966-4.491);与临床分期为艾滋病期的病例相比,无症状期、轻度疾病期和中度疾病期的及时治疗的可能性更大,OR值(95%CI)分别为2.212(1.648-2.969)、2.446(1.767-3.386)和1.496(1.046-2.140)。结论 南阳市HIV/AIDS抗病毒治疗及时性有待提高,需根据职业类型、报告地区以及疾病分期状况等情况采取针对性综合干预措施,确认阳性后及时随访、尽量简化转介治疗流程,提高治疗覆盖面和及时治疗比例。

妊娠期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现状及展望

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我国是CHB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母婴传播是乙肝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的重要途径,治疗和阻断孕期HBV传播是降低HBV感染及CHB患病率的重要手段。本文从妊娠期CHB的治疗现状入手,综述了国内外妊娠期CHB抗病毒治疗药物、治疗病毒载量阈值及治疗时机选择,并对妊娠期CHB的治疗新希望提出展望。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接受核(苷)酸类似物抗病毒治疗后血清HBV-DNA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接受核(苷)酸类似物(NAs)抗病毒治疗后血清乙型肝炎病毒脱氧核糖核酸(HBV-DNA)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至2022年10月河南省人民医院83例采用NAs抗病毒治疗的CHB患者临床资料,根据血清学应答标准将其分为应答组(46例)和未应答组(37例)。比较两组基线资料、治疗前及治疗3、6、12个月时血清HBV-DNA水平;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以曲线下面积(AUC)检验血清HBV-DNA对CHB患者NAs抗病毒治疗未应答的预测价值。结果治疗前,应答组和未应答组HBV-DNA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前至治疗12个月的HBV-DNA呈下降趋势,组间、时点、交互效应有统计学意义(P<0.05)。绘制ROC曲线显示,治疗3个月时HBV-DNA对CHB患者NAs抗病毒治疗未应答的预测价值较低(AUC=0.694,P=0.002),治疗6个月时HBV-DNA对CHB患者NAs抗病毒治疗未应答具有一定预测价值(AUC=0.751,P<0.001)。结论血清HBV-DNA表达在CHB患者NAs抗病毒治疗前后变化明显,且治疗6个月时血清HBV-DNA可作为抗病毒治疗未应答的预测指标。

儿童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耐药研究进展

2020年底全球有170万名14岁以下的儿童感染艾滋病,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感染儿童的数量将持续增加。随着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的出现和发展,全球艾滋病相关死亡人数有所下降。截至2020年6月,有2 75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正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但随着预防母婴传播(prevention of mother to child transmission,PMTCT)的普及,可能出现HIV-1耐药性(HIVDR),儿童ART计划的成功率面临挑战。有报告显示[1],在一线方案失败的儿童中有90%可检测到耐药突变,突变的频率随治疗时间的延长而增高。

从新版《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看乙肝患者的抗病毒治疗

随着医学研究的深入和诊疗技术的不断发展,慢性乙型肝炎(乙肝)的防治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2022年,我国发布了最新版的《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新版《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为乙肝患者提供了更为科学、系统的治疗和管理建议。

HBV高载量孕妇孕期抗病毒治疗结合标准阻断措施阻断母婴传播效果

目的:探究乙型肝炎病毒(HBV)高载量孕妇孕期HBV-DNA水平和乙型肝炎病毒e抗原(HBeAg)阳性情况,分析孕期抗病毒治疗结合标准阻断措施对HBV高载量孕妇母婴传播阻断效果。方法:回顾性收集2021年1月-2023年1月本院住院分娩的120例HBV高载量孕妇临床资料,分析孕妇妊娠期、分娩前HBV-DNA水平和HBeAg阳性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HBeAg状态影响因素,分析孕期抗病毒治疗对新生儿乙肝母婴传播阻断效果及母婴安全性。结果:120例HBV高载量孕妇中,孕期接受抗病毒治疗93例(治疗组),抗病毒药物分别为替诺福韦占56.6%、拉米夫定占20.8%;未接受治疗27例(未治疗组)。妊娠期,抗病毒治疗组和未治疗组HBV-DNA载量、HBeAg阳性率无差异(P>0.05);分娩前,抗病毒治疗组HBV-DNA载量≥10^(6)IU/ml占比(7.5%)低于未治疗组(92.6%)(P<0.05),而两组HBeAg阳性率(90.3%、92.6%)无差异(P>0.05)。多因素logistic分析,年龄低、HBVDNA载量高影响HBeAg状态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新生儿乙肝母婴传播阻断率抗病毒治疗组(100.0%)高于未治疗组(2例,92.6%)(P<0.05)。两组新生儿体质量、早产、剖宫产、妊娠合并症、产时并发症比较无差异(P>0.05)。结论:HBV高载量孕妇HBV-DNA水平较高,HBeAg阳性率与孕妇年龄低、HBV-DNA载量高有关;孕期抗病毒治疗可降低孕妇分娩前HBV-DNA水平,结合标准阻断措施后可提高HBV母婴传播阻断率,且安全性较好。

抗病毒治疗HIV/AIDS患者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接受抗病毒治疗HIV/AIDS患者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2022年7月-2022年9月,采用连续抽样法从南京市抗病毒治疗机构招募接受抗病毒治疗HIV/AIDS患者,进行匿名问卷调查,收集患者基本信息,采用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简化的Berger艾滋病感知歧视量表(BHSS)及感知社会支持的多维度量表(MSPSS)调查抑郁状况、HIV耻辱得分以及社会支持水平等。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抑郁的影响因素。【结果】本研究共收集有效问卷1879份,抑郁检出率为5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患者,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抑郁的风险更低[OR=0.534,95%CI(0.341,0.835),P=0.006];相较于抗病毒治疗时长<1年,抗病毒治疗时长1~5年[OR=0.729,95%CI(0.536,0.991)]、>5~10年[OR=0.516,95%CI(0.379,0.702)]、>10年[OR=0.603,95%CI(0.375,0.969)]抑郁的风险更低;相较于中低社会支持水平,高社会支持水平是HIV/AIDS患者抑郁保护性因素[OR=0.430,95%CI(0.349,0.530),P<0.001];相较于未存在治疗药物副作用,存在药物副作用发生抑郁的风险更高[OR=2.260,95%CI(1.833,2.786),P<0.001];同时在HIV耻辱感量表得分越高,抑郁的可能性越高。【结论】南京市抗病毒治疗患者抑郁检出率较高,启动抗病毒治疗后应加强患者的药物副作用及心理状态监测,开展心理干预,缓解心理问题出现,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

快速启动抗病毒治疗对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者抗病毒治疗结果的影响

目的通过真实世界队列研究,探讨“快速启动抗病毒治疗”策略对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启动率、病毒抑制率、免疫功能恢复、治疗维持率等的影响。方法以2022年4月至2023年3月间在北京佑安医院开始首次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感染者为研究对象,根据其是否在诊断14 d内启动抗病毒治疗分为快速治疗组和非快速治疗组,对比2组患者抗病毒治疗启动时间,6、12个月的病毒抑制率、CD4^(+)T淋巴细胞计数、CD4^(+)/CD8^(+)比值及治疗维持率等数据,探讨快速启动抗病毒治疗对HIV感染者临床转归的影响。结果共纳入研究对象472例,其中快速治疗组281例(59.5%),非快速治疗组191例(40.5%);非快速治疗组3个月治疗启动率88%,12个月治疗启动率95%。快速治疗组6个月(90.0%vs.72.8%,P=0.001)、12个月(92.5%vs.77.5%,P=0.001)的病毒学抑制率均高于非快速治疗组。快速治疗组与非快速治疗组在长期治疗维持率、CD4^(+)T淋巴细胞计数及CD4^(+)/CD8^(+)比值增长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快速启动抗病毒治疗能提高HIV感染者6个月及12个月病毒学抑制率,但在长期治疗维持率和免疫功能恢复方面未见显著影响。

凉山州彝族人群艾滋病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失败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究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凉山州)昭觉县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或者确诊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的患者接受国家一线免费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的效果以及可能的影响因素,以便为凉山州在AIDS防治方面的科学和高效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研究采用了回顾性分析方法,对凉山州在2020年12月31日之前接受了至少48周一线ART的1651例HIV/AIDS患者的病毒载量进行检测,并使用SPSS 26.0软件进行了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识别影响ART失败(HIV RNA≥50copies/m L)的各种因素。结果纳入的1651例HIV/AIDS患者中男性占比53.1%(877/1651),中位年龄为35.00(31.00,40.00)岁,病毒学失败率为24.3%(402/1651)。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OR=0.11,95%CI:0.01~1.00,P=0.047)、启动治疗时长(OR=1.002,95%CI:1.001~1.003,P=0.003)以及服药依从性都是导致HIV/AIDS患者在ART中失败的关键因素,其中依从性是影响ART效果最主要的因素,依从性越差,ART效果越差,依从性等级2级为1级ART失败的85.95倍(95%CI:4.27~1723.88,P=0.004)。结论依从性是凉山州AIDS患者ART失败的主要因素,应通过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和尽早开始ART来降低病毒抑制失败率。

大黄廑虫丸联合抗病毒治疗乙型肝炎肝硬化对凝血功能紊乱、肝硬化程度及门静脉系统相关参数的影响

目的探讨大黄廑虫丸联合抗病毒治疗乙型肝炎(HBV)肝硬化对病人凝血功能紊乱、肝硬化程度及门静脉系统相关参数的影响。方法选择2020年6月至2022年6月于无锡市中医医院接受治疗的100例HBV肝硬化病人,运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50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抗病毒疗法,观察组基于对照组联合大黄廑虫丸,评估两组疗效并进行比较,对比两组凝血功能、HBV-DNA值、肝硬化程度、门静脉系统相关参数变化。结果观察组治疗显效病人占50.00%高于对照组26.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两组病人的血小板计数(PLT)、凝血酶时间(TT)、纤维蛋白原(FIB)、HBVDNA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PLT[(125.42±24.57)×10^(9)/L比(116.12±21.38)×10^(9)/L]、FIB水平[(2.76±0.56)g/L比(1.80±0.63)g/L]高于对照组,TT[(14.18±4.28)s比(16.61±5.34)s]、HBV-DNA[(2.72±0.43)×10^(5) IU/L比(3.38±0.68)×10^(5) IU/L]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前后的肝硬化程度和门静脉内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肝脏硬度数值(LSM)(15.32±2.27)kPa比(17.94±2.34)kPa、肝门静脉内径[(12.29±1.98)mm比(13.80±2.15)mm]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前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丙氨酰氨基转移酶(ALT)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ALT、AST水平均下降,观察组下降幅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相较于单独抗病毒治疗,联合大黄廑虫丸治疗,疗效较好,改善肝功能,有助于凝血功能的恢复,缩小肝门静脉内径。

经抗病毒治疗的成年HIV感染/AIDS患者并发结核病预测模型的建立与验证

目的探讨经抗病毒治疗(ART)的成年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患者并发结核病(TB)的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模型预测HIV感染/AIDS患者并发TB风险。方法对2017年2月至2021年2月于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接受ART的1486例HIV感染/AIDS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采用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HIV感染/AIDS患者并发TB的独立危险因素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进行内、外部验证,评价模型预测效能和临床实用性。结果男性、开始ART年龄为18~<45岁、世界卫生组织临床分期为Ⅲ期或Ⅳ期、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为200~<350个/μL或<200个/μL、基线病毒载量为10000~100000 copy/mL或>100000 copy/mL和贫血是HIV感染/AIDS患者并发TB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训练集及测试集列线图预测模型内外部验证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27(95%CI:0.696~0.758)、0.780(95%CI:0.722~0.838)。校准曲线拟合效果良好,决策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该模型具有良好的临床收益。结论基于上述独立危险因素建立的HIV感染/AIDS患者并发TB风险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具有较强的预测效能,能够为早期降低TB发病风险提供科学依据。

重视高病毒载量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的管理

当前,乙型肝炎的治疗适应证进一步扩大,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似乎已经进入了“全员治疗(Treat-all)”或“简化治疗”时代.在此背景下,仍然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包括诊断、治疗、疾病管理等方面.对于基线高病毒载量(我国指南定义为>2×10^(7) IU/mL,欧洲肝病研究学会指南定义为>10^(7) IU/mL)患者实施抗病毒治疗后,可能会存在病毒学应答率不高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低病毒血症(low level viremia,LLV)和HBV耐药突变风险增加等问题.患者出现LLV后,其肝脏疾病会持续进展(包括肝纤维化进展、肝硬化及肝细胞癌进展).对LLV人群,其后续的优化治疗策略如何实施:替换治疗?联合治疗?联合治疗的方式?优化治疗的效果如何?因此,我们需要未雨绸缪,提前防范新策略可能带来的问题.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进展,阐述HBV DNA水平与疾病进展的相关性、慢性HBV感染基线高病毒载量患者抗病毒治疗的疗效应答、LLV的流行病学与疾病进展、LLV的优化治疗策略,以期为高病毒载量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的管理提供参考.

IFN-α抗病毒治疗118例慢性乙型肝炎并10年随访分析

目的 探讨IFN-α抗病毒治疗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的效果,为CHB的抗病毒治疗提供参考。方法选取接受普通IFN-α治疗且资料完整的CHB患者118例,通过门诊定期复诊和电话随诊收集患者的乙肝五项[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乙型肝炎表面抗体(HBsAb)、乙型肝炎e抗原(HBeAg)、乙型肝炎e抗体(HBeAb)、乙型肝炎核心抗体(HBcAb)]、乙肝DNA定量(HBV-DNA)和谷丙转氨酶(ALT)水平。比较治疗前后、随访期间不同时间点的HBV-DNA和HBsAg阴转率、HBeAg/HBeAb血清转换率和ALT复常率等。结果 HBV-DNA阴转率及HBsAg阴转率随治疗时间的延长而提高,HBV-DNA阴转率在治疗第24、36、48周时的阴转率明显高于第12周,HBsAg阴转率在治疗第48周明显高于第12周和24周,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停药后第24~432周各随访节点HBV-DNA阴转率及HBsAg阴转率呈先降后趋于稳定的趋势。HBeAg/HBeAb血清转换率随治疗时间的延长而升高,治疗第48周其转换率明显高于第12周(P<0.05);HBeAg/HBeAb血清转换率及SVR随停药时间的延长呈先降后趋于稳定的趋势。停药后,HBeAg/HBeAb血清转换率在各随访节点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病毒学复发率停药后先上升,在停药第144周呈现稳定趋势。ALT复常率在停药第144周呈现稳定趋势,停药第144周的ALT复常率明显高于停药第12周(P<0.05)。结论 IFN-α抗病毒治疗CHB可取得较好的疗效,在治疗及停药后各随访节点,HBV-DNA阴转率、HBsAg阴转率、ALT复常率、HBeAg/HBeAb转换率均可获得较高的应答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