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社力量帮扶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的联动机制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现代家庭的儿童保护功能趋向弱化甚至缺失,本研究关注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在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提供福利服务方面如何开展联动工作并优化协同路径,通过分析相关政策文件,并在政策实施地开展参与观察、半结构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总结地方帮扶经验,借助生态位理论视角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关爱服务生态系统进行全面梳理。研究发现,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三大福利供给主体分别构成了三条生态链主线,通过“政社合作”和“群社协同”两条上行和下行联动路径吸纳各类社会资源并转化为社会服务。其中,专业社会组织处于关键生态位,是各类联动工作的中枢核心;发现报告是联动工作的关键环节,但仍需进一步优化协作机制。未来应强化专业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实施家庭增权服务,管控伦理风险,推进社会力量的有序联动和社会资源的广泛吸纳,并完善相关儿童福利政策监督反馈机制,以增进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的福祉。

离婚诉讼中未成年子女受抚养真意的保护

未成年子女的受抚养真意是影响离婚诉讼中抚养权裁判的关键因素,保护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真意是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的核心要义。我国目前在保护离婚诉讼中未成年子女受抚养真意方面尚存在立法规范不完善、程序建构缺位、指导性判例欠缺等问题,给相关司法裁判带来诸多困境。强化离婚诉讼中未成年子女受抚养真意保护,应当从完善实体立法、健全程序规则、形成指导性案例等方面综合施策,以实现离婚诉讼抚养权裁判中“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的真正落地。

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强制执行制度的证立与展开

《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强制执行制度的构建进行了初步探索,但由于该草案意见分歧较大已终止审议,致使该制度在立法层面未能得以确立。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强制执行制度的构建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在对该制度进行构建时应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的强制执行既可以采取间接强制,也可以采取直接强制,在顺位上应优先适用间接强制;二是如果存在未成年子女明确表示反对、强制执行会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权益,以及判决自生效后满一定期限未及时履行等事由,可以产生阻却强制执行的效果。

抚养负担、非农就业与宅基地流转意愿

宅基地流转是盘活乡村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本文利用CRSS数据库262份拥有闲置宅基地的农户样本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实证分析抚养负担,非农就业对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抚养负担对宅基地流转意愿存在显著抑制作用,非农就业在抚养负担与宅基流转意愿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从抚养负担结构来看,抚幼负担对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要强于老龄化负担。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非农就业培训体系,加大农户本地非农就业的扶持力度,缓解抚养负担对宅基地流转的抑制作用。

综合治理拖欠抚养费问题比较研究

美国和法国等国家已确立扶养费代收机构解决扶养权利人自行追讨或通过法院追讨扶养费难达目的的问题,此等代收机构能调动各个方面的国家力量,包括失信惩戒机制迫使扶养义务人履行义务,并对拒养者课加刑事责任,形成了综合治理拖欠抚养费行为的模式,但对由于服刑等原因实在履行不了抚养义务者,也实行减少或豁免政策,并以扶养费代收机构为后备履行人,消除扶养权利人得不到履行的风险。尽管如此,对于怠于行使扶养请求权者,大多数立法机关都以诉讼时效和执行时效消灭此等权利。我国还停留在单纯依靠法院解决拖欠的抚养费阶段,无抚养费代收机构,由于法院判决执行率只有57%,导致扶养权利人即使胜诉也可能得不到抚养费的给付,所以,补设抚养费代收机构、把抚养费确定和执行制度扩用于留守儿童与其父母的关系,为建立我国未来的综合治理型的扶养费征收制度的主要工作方向。

抚养权直接执行的理论阐释与实现路径

抚养权执行难是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所创设的抚养权直接执行制度是纾解该难题的关键举措。为保障预期立法目的的实现,应从正当性及可行性上补强理论阐释。在正当性方面,明确抚养权判决系具备执行内容的形成判决。在可行性方面,执行标的为交出子女的行为而非子女人身,直接执行并不侵害被执行人的意志自由。针对抚养权直接执行适用中如何正确考量子女意愿的困境,需要以子女对执行行为本身的认识作为判断是否继续采取直接执行的标准。据此,提出抚养权直接执行的实现路径,即赋予执行机关考量未成年子女意愿的义务;建立有效收集未成年子女真实意愿的机制;明确未成年子女“拒绝意思”的认定标准。

农村隔代抚养儿童的信息困境产生机理与信息脱困

儿童的隔代抚养在国内外均有发生,在中国农村更是普遍存在,但对该群体信息困境的研究相对缺乏。文章以农村隔代抚养儿童的信息环境、信息意识与需求、信息活动为研究对象,对其信息困境与信息脱困进行研究。在山东省某县域开展田野调查,通过网络调查、观察和访谈收集了隔代抚养儿童及家长的17份数据,使用文本分析法借助NVivo11对数据进行三级编码、描述与分析。文章总结了该县域农村隔代抚养儿童的信息环境与信息活动现状;归纳出农村隔代抚养儿童信息困境的表征;构建隔代抚养儿童信息困境的发生机理模型并阐释了传导路径;基于6个责任主体提出帮助农村隔代抚养儿童信息脱困的策略。研究结论对解决社会信息问题,帮助农村隔代抚养儿童信息脱困具有重要意义。

隔代抚养中的数字资本及其权力博弈——基于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智能手机使用的考察

隔代抚养是留守儿童家庭的重要育儿模式,祖辈在智能手机的冲击下面临着数字融入与抚养孙辈的双重挑战。智能手机改变了留守儿童的学习与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家庭成员的互动方式。当抚养孙辈时,祖辈为了弥补留守儿童的父母缺位而学习使用智能手机。由于自身的数字资本匮乏,祖辈在监管留守儿童手机使用时缺失数字权力。祖辈借助父母权威能够重获数字权力,祖孙共谋之下的数字权力平衡也是祖辈的主要应对方式。“数字权力博弈”是一种留守儿童、祖辈、亲代三者之间的弹性关系与动态互动,通过三者之间的控制、抵抗与妥协,最终建立起数字资本导向的家庭新秩序。

城市老年人的“个体化”进程与代际责任选择——基于隔代抚养的案例比较研究

本文采用典型案例比较的质性研究方法,发现大中城市中老年人的自我及代际观念已经发生了某种“个体化”转向,家庭层面由传统的“家本位”思想发展为“分而不离”的家庭理想,个人层面则更加关注自我需求,追求自主性的晚年生活。在家庭生活实践中,基于老年人主观价值取向和隔代抚养参与的比较,可以识别出“甘于牺牲型”“有限助力型”“经济补偿型”“期待抚养型”四种理想型。其中,“甘于牺牲型”更接近于阎云翔所强调的以第三代小孩为中心的“下行式家庭主义”,后三种类型则更多地体现了当下城市中老年人在主观价值层面或客观行为层面的个体化发展趋势,从而呈现了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之间的张力与糅合。该议题值得持续关注并展开更为深入的实证分析。

基于劳动生产率视角的人口迁移与抚养负担探究

中国正在经历人口加速老龄化叠加劳动力人口大规模迁移的复杂情况,由迁移人口引发的社会抚养负担变化的新特点备受关注。使用日本县域数据来估计人口年龄结构和受教育程度不同所蕴含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创新构建劳动生产率加权的抚养比指标,更准确地反映人口迁移对流入地社会抚养负担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推动技术创新,可以有效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较高的20—29岁青年、30—49岁壮年人口成为决定迁移人口对流入地社会抚养负担影响的主要变量;对经济发达地区来说,迁移人口劳动生产率加权抚养比低于仅考虑整体劳动人口的传统抚养比,迁移人口劳动生产率越高,对人口抚养负担改善越显著。对中国地方政府而言,一方面因城施策、因人施策,打好人才政策“组合拳”,提高流入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发挥技术进步在人力资本配置方面的作用,完善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环境,缓解老龄化给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影响。

农村留守儿童“完全代理型”隔代抚养问题研究

在自然成长的教养方式主导下,农村家庭祖辈对孙辈完全隔代抚养呈现出重养轻育的特征。由于教育主体作用力量分散、祖辈自身重养轻教的观念及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脱节,导致祖辈完全隔代抚养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质量不佳、留守儿童自主学习能力欠缺、学业成就相对滞后等结果。为纾解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教育困境,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应以乡村振兴为抓手,利用多元化教育主体协同育人优势,借助家校互动优化农村祖辈的教养方式,为留守儿童有针对性地提供科学的学习方法,激发他们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最终有效提升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的教育质量。

社会工作视域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抗逆力提升研究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由于父母监护缺失导致家庭结构遭受冲击,陷入抵御风险能力不足的困境,是社会工作者服务的重要人群之一。文章从发展取向的家庭抗逆力视角出发,在沃尔什(Walsh)的家庭抗逆力的关键过程基础上建立分析框架,剖析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3个维度上的风险因素,并依据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相互博弈的作用机制,基于社会工作视角探讨家庭内部培育内生动力以及家庭外部整合支持资源的保护因素构建策略,帮助其提升家庭抗逆力,增强克服逆境的弹性与韧性。

家庭抚养比与女性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低已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在探索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时,已有研究聚焦于经济、政策、个人和社会角度,对家庭因素的影响知之甚少。从家庭角度出发,研究家庭抚养比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家庭抚养比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显著为负。在进行多个稳健性检验后,家庭抚养比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仍显著为负。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由于反向因果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结论未发生变化。机制分析表明,家庭抚养比的上升会增加家庭生活成本,减少家庭人均享受型消费,降低女性的生活质量,也可能会增加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加重女性的工作和家庭冲突,从而抑制女性的生育意愿。研究为探究生育与家庭因素的联系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民法典》背景下误认抚养中的财产损害赔偿

误认抚养纠纷的财产损害赔偿并非典型的婚姻家庭纠纷,亦非纯粹的抚养费用返还,其涉及诸多的价值衡量判断。既有纠纷解决路径均立足于偏差的法律概念,导致实践效果存在规制范围狭窄或缺乏妥当请求权基础的适用困境,该论断同样可见于中国相关裁判实务的累积。通过修正误认抚养纠纷的法律概念和规范内涵、考察抚养人被侵害的权利属性可以发现,抚养人的财产损失系经过亲子身份关系传递或触动所致,实际上源于亲子身份关系的侵害。因此抚养人被侵害的原权利为身份权,恰当的救济路径应为身份权保护的侵权法路径。《民法典》第112、第1001、第1045和第1182条共同构建起身份权侵权请求权体系,为抚养人的财产损害赔偿提供适宜的请求权基础,该体系兼具理论自洽性与实务可能性,能够为抚养人救济提供妥当的法结论。

早期隔代抚养经历对初中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考虑分层结构的倾向得分模型

早期家庭教育对个体青春期乃至成年后的人力资本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隔代抚养是我国常见的早期抚养方式,研究其对初中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有重要意义。研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基线数据,构建考虑分层结构的倾向得分模型,研究早期隔代抚养经历与初中生非认知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对所得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相较于未隔代抚养组,早期隔代抚养经历对初中生的意志力并无显著影响,但对非认知能力中的集体融入能力、情绪调节能力、自我效能感知能力和社交能力有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建议政府在早期抚养方面给予家庭积极支持,学校合理优化教育模式,父母注重发挥抚养作用,祖辈努力提高抚养能力,弥补早期隔代抚养的消极影响。

老龄抚养负担、收入冗余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关系研究——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CHFS2019数据和Probit模型,研究老龄抚养负担对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以及收入冗余的调节作用。文章探讨影响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重要社会因素,为我国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抚养比、教育程度与科技创新——基于G20数据的实证分析

针对抚养比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波特假说理论,依据1999—2020年G20经济体面板数据,采用RDD、ADF和双重差分等方法构建模型,实证检验抚养比和教育程度对科技创新的影响以及教育程度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提高教育程度能够促进科技创新,并具有一致性;发达经济体抚养比影响科技创新为正“U型”结构,其他经济体抚养比影响科技创新为倒“U型”结构,表明不同经济体应对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政策重点有所侧重;抚养比不仅直接影响科技创新,而且还通过影响教育程度进而作用于科技创新。其中,教育程度在老年抚养比影响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在少儿抚养比影响科技创新中,具有遮掩效应和部分中介效应;抚养比和教育程度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发展程度、城镇化和私营部门程度高的经济体,效应系数显著为正。结果表明,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抚养比对科技创新的抑制作用不断减弱,经济体可以通过提高经济总量、城镇化和私营部门等创新条件,弱化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论欺诈性抚养侵权的客体

当前学界对欺诈性抚养中丈夫的何种权益被侵犯的情况存在错析侵权行为对应的法律事实、混淆侵权客体与损害结果以及忽视欺诈规制的多重路径可能等误区。就学界主张的财产权益而言,货币所有权并非欺诈行为的直接对象,信赖利益并非侵权行为的客体。就学界主张的身份权而言,以亲子关系为前提的亲权无侵犯可能,侵害配偶权并非欺诈行为而系婚外性行为,决定非亲子出生与否并非生育权的内容。就学界主张的人格权益而言,即便夫一方的主观名誉感受损但并未降低社会评价不侵犯名誉权,知情权并非民法所确认的民事权利,人格尊严作为欺诈行为指向对象并不准确。实际上,欺诈性抚养侵权行为侵犯夫一方因人身自由所产生的精神自由权益,既适合人身自由所产生人格利益的应有内涵和外延,又契合欺诈行为客体的学说,更符合实证法规制欺诈行为的路径趋势。

家庭抗逆力视角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社会工作服务的实践路径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指父母一方或双方均健在,但没有或无法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与祖辈、其他亲戚及无血缘关系他人一同生活的儿童。在父母监护角色缺失这一压力源下,儿童和抚育人以及家庭系统面临多重风险,由家庭的信念系统、组织模式、沟通过程构成的保护因素也为家庭抗逆力提供了潜能。为提升家庭抗逆力的社会工作服务,可以从家庭内部系统和家庭外部系统两方面展开探索。

创新扩散理论视角下乡村留守儿童的媒介化抚养——以“乡村教师日记”Vlog为例

乡村留守儿童叙事是当下乡村振兴新媒体叙事的重要问题。B站UP主“乡村教师日记”通过Vlog的形式呈现乡村留守儿童生活,通过线性叙事打破传统叙事模式,促进情感联结。本文运用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从相对优势、相容性、复杂性、可试验性和可观察性五个创新特征分析“乡村教师日记”的创新扩散,发现其通过真实性和弹幕交流实现了“破圈”传播。“乡村教师日记”的创新扩散对留守儿童的媒介化抚养具有国家和平台合力构筑传播矩阵、重塑乡村教育刻板印象、传播形式满足受众需求三个启示,旨在弥补乡村留守儿童在家庭陪伴和关爱方面的不足,优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