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女性的抚育实践与二孩生育决策

二孩政策出台以来,目标家庭是否积极响应政策成为研究的热点,其中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从微观角度考察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的特定反应。基于23个城市家庭的访谈资料,本文探询这些家庭中女性的抚育实践及其对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家庭的抚育实践表面上遵循“谁有空谁做”的协作原则,实际上却隐藏着性别差异:女性花费更多的重要时间,面临更激烈的工作-家庭冲突。尽管面临工作-家庭冲突,女性普遍不愿意回归家庭做全职主妇,却又表现出以家庭为本位的独立而不是背离家庭的独立。这种独立形塑了她们的二孩生育决策:当压力在主观上被认为抑制了家庭的生活质量及儿童质量,她们就会放弃自己想要生育二孩的意愿。

抚育实践:教育获得悖论形成的家庭根源——以四个家庭为中心的田野考察

对教育获得悖论形成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是促进社会有序有效流动的前提工作。已有研究认为“寒门”不可避免地因社会资本缺乏或抚育方式的惯习差异而影响子代的教育获得。此类视角有其合理性,但难以解释“精致抚育”下乡村学生教育获得悖论,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家庭结构变迁和新型代际关系的忽视。通过对四个家庭的田野考察发现,社会转型导致了乡村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形成了新的“关系化”代际关系。在新型家庭代际关系中,家庭力量是教育获得悖论产生的根源,其抚育实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秉持“生存取向”的祖辈和秉持“发展取向”的父辈之间;二是表现在子代对抚育实践的洞察和利用。可以看出,新型代际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家庭抚育实践是影响学生教育获得悖论形成的家庭根源,也是社会转型背景下考察学生教育获得不可忽视的维度。

以共同育儿为业:跨越儿童抚育的家庭边界——以一个城市社区的“抱团养娃”实践为例

本文聚焦于城市化背景下的"抱团养娃"实践,深入探讨在抚育职责被"家庭化"的当下,抚育实践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跨越"家庭"的边界。以社区共育为基点,妈妈们的努力既从私人层面上为在陌生城市中资源不足的小家庭找到更多社会支持,又在公共层面上带动孩子们以温度和情感重塑社区认同、黏合社会转型带来的制度缝隙,体现出独特的现实意义与支持力量。"以共同育儿为业"背后,是女性试图在既有的结构约束下找到被私人化的抚育照料重担与公共生活之间的连接点,在本研究中体现为共育支持网络的形成、共育友好空间的营造、亲子活动内容的生产和共育文化的建构四个方面。这为思考如何将"社会"重新带回抚育实践中提供了想象,也拓宽了对女性主体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