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磊:向死而生!与疾病抢夺身体的控制权

向死而生他本该拥有灿烂人生,在自己的领域内发光发热;他本可以带领一个商业帝国在中国经济的风云变幻里,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现在,他要与死神争抢时间,甚至抢夺身体的控制权。即便如此,他仍没有放弃战斗,尝试各种治疗方案,希望在渐冻症的永夜里寻到那颗指路的启明星。他是蔡磊,北京爱斯康医疗科技公司董事长、京东集团原财务副总裁,而现在,他是一名渐冻症患者。

白昼抢夺罪的立法及演变

白昼抢夺罪始确立于明律。该律文的出现既基于前代立法经验,又考虑了明朝重典治国的现实需要和明刑弼教的统治政策。“白昼”强调主观方面白昼公行、无所顾忌的恶,“抢夺”表示客观行为是乘人不备、公然夺取财物。其在人数多寡、是否携带凶器、行为模式等犯罪构成方面区别于强盗和窃盗。由此形成窃盗、白昼抢夺、强盗的取得型侵犯财产罪的典型结构,并影响此后的立法。白昼抢夺罪在民国刑法中以“抢夺罪”的新名称出现。这是基于传统律典对抢夺行为独立科刑的立法实践,能够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名名称也更加科学和合理。白昼抢夺罪的相关立法在立法精神、具体罪名、条文体系等多方面为中国现行刑法中抢夺罪的设置提供了理论渊源和制度参考。

携带凶器抢夺行为之定性

案例:98年1月1日某乙在街上看到某甲逛商店出来,便乘其不备之机将某甲所背皮包(内有价值2000余元财物)一把抢走,随后某甲呼喊追赶,某乙在跑出不远后便被其他群众抓获,并从某乙的裤包内搜出一把大号牛角刀(属管制刀具),

携带凶器抢夺定性问题探析

携带凶器抢夺的行为,表现为多种情况,并各自具有不同特征。其中有的应依抢劫罪定罪;有的应定抢夺罪;有的不构成犯罪。为使刑法条文符合客观实际,应对《刑法》第 267条第 2款进行修改。

路面飞车抢夺案件简易数学模型构建及分析

飞车抢夺犯罪作为抢夺犯罪的特殊形式,因其隐蔽性强、随机性大、作案时间短,逃跑迅速等特点,极易造成人身财产损害。通过构建飞车抢夺的简易数学模型进行量化分析发现,警方对小额现金飞车抢夺案件的破案率在28.57%,一般抢夺案件的破案率在23.53%,行人携带财物不超过310元,有利于降低飞车抢夺犯罪率;而对尾随银行取款人的飞车抢夺案件,警方应在防范上下工夫。

“飞车抢夺”的刑法定性问题再探讨

"飞车抢夺"的刑法定性问题应当从广义的"飞车抢夺"和狭义的"飞车抢夺"两个层面展开。广义的"飞车抢夺"刑法定性应当注意行为性质转化以及事前、事中、事后的附加行为因素对"飞车抢夺("狭义的)刑法性质上的影响;狭义的"飞车抢夺"的刑法定性应当考虑"飞车"对"抢夺"刑法性质的影响。

“飞车抢夺”刑法定性问题之我见

"飞车抢夺"刑法定性问题应当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狭义的"飞车抢夺"一般应当认定为抢夺罪,但当狭义的"飞车抢夺"客观上具有人身危险性,且行为人主观上有利用这种人身危险性的意思时,则应认定为原型的抢劫罪;狭义的"飞车抢夺"结合事前、中、后的某些行为因素也可以成立抢劫罪,当狭义的"飞车抢夺"遇有外部阻力由快速夺取财物向强取财物转化时,则应认定为抢劫罪。

抢夺罪合理性质疑——以飞车抢夺为视角

我国刑法规定的抢夺罪存在着不利于实现刑法根本目的的有悖于法理的弊端,抢夺罪的存在模糊了与之密切相关的抢劫罪之间的界限,以致于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对飞车抢夺犯罪行为性质的认定常常出现争议。本文认为抢劫罪与抢夺罪无论是在客体方面,还是在行为方式和犯罪的主观方面都无差异,都具有一致性,拆解抢夺罪可与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相符,从而体现刑法在人权保障价值取向上的追求。

抢劫罪、抢夺罪若干问题研究

准抢劫罪的结构实际是一个预备性质的违法行为和抢夺行为的结合 ,而以抢劫罪的实质判断 ,其行为结构应当是具有威胁性的行为和抢夺行为的结合 ,以相当性原则衡量 ,“携带凶器”盗窃、诈骗的行为也应当以抢劫罪论处 ,但以立法价值衡量 ,准抢劫罪的规定没有必要 ;认为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行为应当构成犯罪的观点 ,既不符合无罪推定原则 ,又不恰当地束缚了侦查权、检察权的行使 ,同时剥夺了被害人或第三人的绝对防卫权 ,与抢劫罪的构成要件也不相符 ;随附暴力强度较大的抢夺行为不应一律以抢夺罪论处。抢夺罪其行为表现不应以“乘人不备”和“公然”夺取为必要。

论抢夺罪认定中的四个争议疑难问题

抢夺罪的成立不以客观上乘人不备实施为前提;抢夺罪中的“数额较大”包含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两个方面,而非纯粹客观评价要素。对于驾驶汽车或者摩托车猛力抢取行人财物的案件,应视具体情况以抢夺罪或抢劫罪定罪处罚。应以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了所夺取的财物作为区分抢夺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

抢劫与抢夺犯罪行为时空分布特征研究——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

本文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研究抢劫、抢夺犯罪的时空分布规律及其与城市空间环境的关系。发现两抢犯罪时空分布呈现显著且稳定的规律性。犯罪时间分布与人们的起居、出行时间密切相关;两抢犯罪高发区往往犯罪目标相对集中、人口流动性较大并且作案后便于逃逸;犯罪低发区多为非生活功能的区域。外来人口、商业场所、通勤人口以及交通复杂程度等城市环境因素对两抢案件数量呈显著正向贡献。两抢案件的发生要素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犯罪目标时空上的集聚、较强的人口流动性以及作案后逃逸的方便。

抢夺转化为抢劫罪若干问题研究

抢夺罪与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其危害性较大,历来为我国刑法打击重点。本文着重对抢劫罪即抢夺转化为抢劫罪进行了比较和区分,从前提、主观、客观三个方面探讨了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的构成要件,针对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的立法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和措施,将前提"犯抢夺罪"修改为"实施抢夺行为",把"毁灭罪证"改为"毁灭证据"并在法条中应明确规定抢夺的财物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才能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立法中应细化共犯的认定标准。

论案件事实的定性原则——以盗窃与抢夺、抢劫三个概念的界限为例

法律上的概念种类总是有限的,而它所涵摄的案件事实的种类是无限的,一个法律概念要涵摄多个案件事实。案件事实离此概念越远,就离彼概念越近,直至其与彼概念的距离短于与此概念的距离,那么它就涵摄于彼概念而非此概念。概念是对事物本质的反映,对案件事实的定性不能从法律概念的字面表述和案件事实的现象的关联度来判断,而应该从法律概念的本质和案件事实的本质的关联度来判断。对案件事实是否属于盗窃罪、抢夺罪或抢劫罪的定性,也要坚持这一原则,才能定性准确。

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疑难问题分析

对档案的有效管理、利用和保护依赖于各项法律制度的健全和落实。我国《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了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侵害的法益具有复杂性,犯罪对象是国有档案及其复制件,客观方面表现为乘人不备公然夺取或者秘密窃取国有档案的行为,主观上表现为直接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抢夺国有档案行为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

抢夺行为转化为抢劫犯罪刍议

抢夺行为转化为抢劫犯罪不能简单等同于抢劫罪 ,其刑事责任起点应为 16周岁 ,其数额、凶器、处罚也应充分体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对此作出具体确认有利于维持“抢夺罪———准抢劫罪———抢劫罪”三者之间的平衡。

基于狭义领属关系论领主句、保留宾语被动句与抢夺类双宾句的关联性

汉语保留宾语被动句实质上就是抢夺类双宾句的被字句形式,二者的语义共性在于其论元间的狭义领属关系(包括领有者-隶属物关系和整体-部分关系),而领主句中的领属关系则是包含亲属关系在内的广义领属关系。领主句因之可表达获益和遭受两种语义,而保留宾语被动句和抢夺类双宾句则只能表达遭受义。文章认为,狭义领属关系是三种句型的语义共性,而动词投射内的非对称成分统制结构是其语义共性得以句法实现的结构限制条件,三种句型中的遭受义则源自于领有者论元在各自的句法结构中被指派的历事、蒙事和夺事题元角色。

抢夺公交车方向盘行为之定性——“张晓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评释

对抢夺公交车方向盘案件的处理,实践中存在较大差异,张晓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的判决,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指引。对于抢夺公交车方向盘的行为,如果具有导致车损人伤等侵害公共安全的具体危险的,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行为人没有预见自己行为的高度危险性,或者已经预见但轻信可以避免,则应认定为过失或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行为不具有侵害公共安全的具体危险,则应认定为扰乱公共交通工具秩序的违法行为,予以治安管理处罚。

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之若干问题

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乘人不备公然夺取国有档案或者秘密窃取国有档案的行为,主体是自然人一般主体,而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刑法没有规定抢劫国有档案罪并非立法缺陷,对于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依照抢劫罪处罚即可。

“携带凶器抢夺”以抢劫罪论罪探析

新刑法第 2 6 7条第 2款规定 ,携带凶器抢夺的 ,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 ,而理论界对”携带凶器抢夺”的理解却存在很大的分歧 ,这直接影响了法律的正确适用。本文在剖析了不同观点的基础上 ,提出了作者关于“凶器”的概念 ,对“携带”一词的理解 ,携带凶器抢夺以抢劫罪论处的范围 ,以及在认定此罪时需要以达到数额较大为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