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观察清末民变的视点与反应——《申报》有关长沙抢米风潮的舆论取向

《申报》作为局外旁观者,充分关注长沙抢米风潮之前因后果,以及事变过程中复杂的官绅关系,其相关报道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借此发挥其舆论功能,极力为宪政作舆论鼓吹。《申报》最后归结以速开国会为解决民变问题的根本主张,恰与当时立宪派发动的方兴未艾的国会请愿潮流相一致。这正是《申报》的舆论取向与宪政改革的时代精神相契合的一面。

从限价到抢米——1948年币制改革时期的上海粮情

1948年夏秋 ,国民政府迫于恶性通货膨胀的压力 ,采取了严格的限价政策。这种先天不足、后天无补的举措扰乱了上海城市正常的粮食供销秩序 ,以致严重激化政府、米商和市民之间的矛盾 ,并最终导致了抢米风潮发生。耐人寻味的是 ,这一次粮荒不是发生在青黄不接之时 。

贫困与权利——重新解读“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

对于1910年长沙的抢米风潮,官方和普通民众大都归因于灾害发生后粮食供应不足、米价腾贵而致。本文作者在对当时湖南粮食产量和米价及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等因素进行分析基础上,认为粮食供应不足、米价腾贵对长沙抢米风潮的解释显得十分勉强,长沙抢米风潮的深层原因实际上是占长沙市人口多数的城市工人和外来灾民在面对粮食危机时,由于其在社会经济等级结构中的劣势地位,导致在对食物的控制能力(大米交换权利)上的丧失所致。

论梁启超对湖南抢米风潮的经济观察

梁启超对于 1 91 0年的湖南抢米风潮 ,曾从经济学视角作过许多精彩的阐释 ,是风潮爆发后对其内在机理进行全面而深刻的经济学解析的第一人。他认为风潮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是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政府不能采取短视的应对政策。梁启超对风潮所作的经济观察 ,大部分结论深刻而正确 ,是其货币财政理论在个案上的成功应用 ,体现了较高的西方经济学素养 ,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

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斗争新探

史学界已经对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斗争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研究者大多将目光集中在四大劣绅与政权之间的矛盾斗争上。其实,长沙抢米风潮的官绅斗争中,尽管有一些劣绅、旧绅参与其中,但正绅、新绅无疑是与政权斗争的主要力量,绅权与政权之间的矛盾斗争明显具有新旧斗争的性质,这对晚清湖南政局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由雍正洞庭抢米案看官府河盗治理的制度困境

清代洞庭湖等水域频繁出现河盗猖獗现象,清政府亦多有治理河盗的制度,但治理效果有时显著,有时则不仅无效而且有害,显示制度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较大,制度本身往往亦多互相冲突之处,均抑制了治理效果。实际表现为应对突发性盗案的高效严密与日常防御的疏漏百出;地方治效与否取决于官吏的个人能力和品质;弭盗举措经常是兴一政则生一弊;在弭盗上存在地域协调、文武协作难题等。

灾荒·长沙抢米风潮·辛亥革命

190 0— 190 9年灾荒直接导致了长沙抢米风潮的爆发。连年灾荒使社会生活紊乱、道德失范、人性扭曲 ;而政府赈灾济荒的措施不能达到安抚灾民的目的 ,又为民变爆发提供了某些偶然因素。以此为起点的民变与同时期各种斗争聚合在一起 ,从而形成为革命的环境。

对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中政府百官的另类考察——来自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报告

发生在1910年4月的长沙抢米风潮，是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抢米风潮虽然很快就被中外反动者所镇压，但不少研究者认为它的影响巨大，甚至是次年发生的辛亥革命的前奏乐章。事后，摇摇欲坠的封建清政府为了保持可怜的“颜面”，也为了讨帝国主义的欢心，对在事变中腐败无能、钩心斗角、缺乏决断能力的长沙大小政府官员进行了严惩，其中湖南巡抚岑春萁、布政使庄赓良、

清政府脆弱的抗灾能力与清末十年江苏抢米风潮

清末十年间,江苏频发的自然灾害打断了灾区民众正常的生产生活进程,又由于清政府不具备防灾抗灾能力,致使社会更加动荡,人心惶恐,群体心理失常。清末江苏农民反饥饿抢米风潮的形成是自然灾害频仍与清政府无力组织防灾抗灾双重因素导致的。

从日本档案看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中的绅士百态

1910年4月，一场轰轰烈烈的抢米风潮席卷了长沙，长沙所有米仓被抢，巡抚衙门被烧毁，40余处洋行、教堂、领事馆等外国驻长沙机构被破坏。这场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辛亥革命的一个前奏，给清政府和帝国主义以很大打击。

长沙抢米风潮中的湖南绅士——辛亥革命前夕绅士分化问题研究

1910年发生在长沙的抢米风潮,是辛亥革命前夕规模较大的一次自发的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部分乡绅趁湖南灾荒年岁抢购、囤积米谷是长沙抢米风潮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愈演愈烈的绅官斗争加深了此次风潮的危害,而绅士们在其间的不同表现,表明了湖南绅士在进一步发生分化。

道义、灾荒、民变——长沙抢米风潮新探

道义、灾荒、民变等"合力"共同催生了作为辛亥革命前奏之一的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并很快由长沙波及至全省,甚至是临近的省份。此次民变发生的"多元合力"主要有二,即"内在理路"与"外缘影响",其中:"内在理路",是指"道义"(斯科特语)和焦虑、怨恨等情绪;"外缘影响",即指湖南连续的"天灾人祸"。在二者的共同参与和催化下,饥民放弃以往的"低姿态"斗争方式,而采取"前台"形式的斗争,催生了湘省民变。此次民变,是对晚清社会控制的一次检阅,亦为后来的社会安全问题提供了"以史为鉴"的教材。

清末抢米风潮补议

清末十年,各地抢米风潮层出迭现,以往史学界多关注长沙抢米风潮,而其它众多抢米风潮却未予足够的关注。就时空分布而言,清末抢米风潮多发生在灾害频仍的1906-1907年和1910-1911年,其中江苏、浙江、安徽是事件多发区域,且尤以省会、府县治所为重;就特征而言,由于所处时代的新旧杂糅,清末抢米风潮表现出低质性、被动性的特征。一个世纪后的今天,重温、反思这段历史仍有其重要时代意义。

《大公报》对长沙抢米风潮的报道特点浅论

清末长沙抢米风潮,是辛亥革命前夜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当时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而《大公报》是当时中国———特别是北方有重要影响的大报之一,对此事件的报道当然义不容辞。从事件的发生、处理过程及最后定局,该报都作了详细报道。既有对事件原委的叙述,又有精辟超人的评论。一方面详细追溯起因,抨击腐败劣行;另一方面又关注民生疾苦,为民哀叹。虽然该报无法回避历史局限性带来的遗憾和污点,但其独有的评述特点,对巩固其在当时新闻媒体中的地位起到了一定作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抢米风潮

多年来.我因教学与科研需要,在收集整理旧中国的农村经济资料中,十年内战时期(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区此起彼伏的饥民抢米风潮,随时引起了我的注意.为什么至今还被台湾某些历史学者称为“黄金十年”①(即十年内战)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无论是在黄土高原的西北,还是在“鱼米之乡”的江南,或是在“天府之国”的蜀地,到处都有饥民群起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抢米分粮斗争?无疑地,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本文对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饥民抢米风潮的实况、原因及结局作一略述.

阴谋、误判、解读:1940年成都抢米风潮中的反共摩擦

1940年3月14日成都出现饥民抢米事件,之后旋即发生了一次反共摩擦。在国共双方的叙述中,抢米风潮均系对方蓄意发动的敌对行动。事件真相是四川省会警察局长唐毅等人阴谋伪造证据,炮制了中共川康特委组织饥民抢米暴动的谎言。国民党四川当局负责人贺国光面临阴晴不定的国共关系,身处波谲云诡的川康政局,在特殊的心态之下产生误判,针对中共川康特委发动了抓捕。持续半月的反共摩擦一度愈演愈烈,后因戴笠觉察真相并报告蒋介石后戛然而止。突如其来的打击和由此引发的恐慌情绪,使四川地下党越发相信抢米风潮是国民党特务化装抢米嫁祸中共的“国会纵火案”。基于此种认识中共也逐渐形成了关于抢米风潮的解读。这次反共摩擦虽没有对当时国共关系的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但却为理解战时国共摩擦发生和结束的机制提供了丰富的细节。

新闻媒体视角中的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以《时报》为例

1902年到1911年的晚清政府处在社会动荡、矛盾激化的病危期,这一时期全国共发生民变1300余次,而宣统二年爆发的长沙抢米风暴则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作为新闻媒体的第三方,很多家报纸都对此表示了深度持续的关注,本文以《时报》为代表,通过梳理其相关报道,从媒体史角度,考察其报道特点、舆论导向等,以期对晚清报刊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同时加深对长沙抢米风潮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

会党与长沙抢米风潮

1910年发生在长沙的抢米风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这场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曾给予辛亥革命以深刻的影响。但是,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认为这次风潮只是单纯的饥民暴动,似乎与会党毫无关系;笔者以为不然,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民变·绅变·“政变”——长沙抢米风潮再审视

1910年爆发的长沙抢米风潮一直颇受学术界关注。审视该事件之起因、发展进程、各方反应及实际影响,不难发现这是一场集民变、绅变与“政变”于一体的社会抵抗运动,是清末地方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总爆发。本次风潮暴露了清地方政府危机应对、社会控制、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等方面的能力危机,直接冲击和削弱了封建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势力,加剧了清王朝中央统治和地方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和现实治理困局。由此,民众、地方精英势力(立宪派绅士)、新军与清政府渐行渐远,湖南地方社会革命化、独立化的趋势愈加凸显,革命时机和条件渐次走向成熟。抢米风潮堪称辛亥革命的前奏和序曲。

长沙抢米:一百年前的群体性事件

中国传统社会中有一种三角互动，即“官”、“绅”、“民”，这三者互有冲突也互有利益交集，长沙抢米风潮及其善后，就让“官”与“绅”的冲突浮上了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