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名称与政治伦理:晋唐时期“护国寺”的兴立及原因

以表达兴国安邦的词汇作为寺名的“护国寺”,是佛教护国思想中国化实践的重要表现。史料可见的“护国寺”最早出现于东晋建康地区,大多由皇室建造。南北朝时期,“护国寺”数量有明显增长,并出现了由最高统治者亲自参与建立“护国寺”,将佛教纳入为国祈福行列的现象。隋唐时期,除京城外,地方州郡也出现了大量“护国寺”,表明了国家意识的增强。“护国寺”的出现反映了皇权对佛教的政治期待和介入,不同时期“护国寺”数量和名称的变迁也体现了佛教政治伦理的阶段性发展。

护国寺街旅游开发建议

本文对护国寺街现有旅游资源进行分类整理,指出目前的开发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同时结合护国寺街的旅游资源和旅游者的需求,提出旅游开发的目标、市场、定位和产品,确定了以餐饮为主线,四合院餐饮为特色,结合京剧和四合院住宿的护国寺街旅游发展主题。

护国寺寺庙园林规划设计

一、历史沿革 天长原护国寺始建于明嘉靖年间,位于老县城西门处,解放初期毁于兵火.1986年,经省政府批准,于天长县城南望城岗重建护国寺.在省佛协、天长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短短三年时间,征地5.2亩,建成大雄宝殿一座、天王殿一座、管理用房三问.1989年底正式对外开放,被授予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间邀请扬州园林局、安徽农学院园林专业的专家指导规划.1991年,筹集社会资金完善功能设施,护国寺的知名度不断扩大.

招贴广告:聚德华天之护国寺小吃

设计说明：护国寺小吃是源自清代的著名老北京传统小吃品牌。我拍摄了清代古建一条街作为背景，暗示出护国寺小吃店源于护国寺庙会的历史渊源。前景采用了两个清代传统糕点盒盛装了护国寺小吃中最具代表性的花样小吃，直接展现出它们精致细腻的品相。

西夏凉州护国寺历史变迁述论

凉州护国寺,即今凉州大云寺,它是西夏的皇家寺院之一。著名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就发现于该寺院。文章依据文献和碑刻资料全面梳理了护国寺及感通塔的历史沿革发展及寺院建筑概况,为学术界全面了解西夏护国寺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护国寺街

护国寺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街,东起德胜门内大街,西至新街口南大街,全长593米,街面上车行道宽6米。街道两旁有护国寺大院、护国寺东巷、护国寺西巷、护仓胡同、藕芽胡同、棉花胡同等。护国寺后方还有新太平胡同（原称塔院）、小杨家胡同（原称小羊圈）、百花深处等。

护国寺小吃的前世今生

一提到艾窝窝、豌豆黄、豆汁、焦圈等京味清真小吃,老饕们一准儿会脱口而出“护国寺”!没错,护国寺小吃就是这么深入人心。护国寺小吃总店经理王新梅为《餐饮世界》记者讲述了护国寺小吃的传承与创新。

护国寺小吃店

一直觉得濒临灭绝的北京小吃很值得保护，这里是品种最全最多的北京小吃店。也许是因为北京小吃本来就是市并小民的产物，护国寺小吃店基本没有环境可言。

“梅花”京城放异彩——北京护国寺中医院引进奇经疗法纪实

北京市护国寺中医医院是一家以中医中药为主体,承担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任务的综合性中医医院.始建于1952年,从六十年代起,就作为北京中医学院的教学、实习医院,1994年正式成为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同时作为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外国留学生的临床实习医院.

《御制重修大隆善护国寺碑记》与明代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

明代汉藏佛教之间有着多种多样的交往与互动。从北京地区出土的碑刻文献看.明廷出于巩固皇权,安定边疆的目的.从护国佑民、普济众生等角度接受和肯定了有助于实现“大一统”思想的藏传佛教文化。明廷以建寺造塔、赏赐加封等多方策略加强了西藏等地民众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御制重修大隆善护国寺碑等实物史料反映了明廷以礼治国、以佛治藏的统治策略。对于研究明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以及明朝与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等问题都有一定价值。

清代藏文《敕建大隆善护国寺碑记》研究

《敕建大隆善护国寺碑记》是一通镌刻于清顺治九年(1652)的载有顺治帝修建护国寺缘由及经过的碑文。碑文也详述了护国寺的寺院秩序和僧侣戒律,是目前在北京地区出土的唯一一通藏传佛教寺规类石碑。在以原拓片为主要依据,重新录入和翻译碑文内容,并对前人录、译文中存在的错漏作出辨析的基础上,对碑文的内容及价值重新予以分析。碑文未记载撰写者身份等信息,结合相关史料考查后认为,该碑文应由第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在扎什伦布寺撰写。碑文所提到的释迦比丘奴布达节为岷东(今甘肃省定西市漳县)常氏,与顺治皇帝和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关系亲密。常奴布达节及其后裔在顺治、康熙至道光时期陪伴帝王,身居高位,蒙受皇恩,在洮岷地区修建佛寺,为藏传佛教在洮岷地区的传播发展以及该地区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佛教护国思想的中国化实践——基于护国寺与护国法师现象的探析

以"护国"作为寺院名称的护国寺和敕封护国法师现象的出现,是佛教护国思想中国化的一个独特表现。这一现象主要从唐代开始出现,并呈现出跨越时间长、分布地域广的特征。护国寺与护国法师现象是佛教护国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也是政教关系定型后的产物,它既反映了统治者认可和肯定佛教护持国土、护卫国主、护佑百姓这一护国思想的主观意识,也表明了佛教在中国历史上长期承担着护国佑民这项重要责任和使命的客观现实。

藏文《御制重修大隆善护国寺志碑》译注及相关史事研究

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十月初一日所立的《御制重修大隆善护国寺志碑》,是研究护国寺历史的重要一手资料,也是北京地区现存唯一的明代藏文御制碑文,其内容和形制均体现了明代汉藏文化的交往交流与交融情况。研究表明,此藏文碑文系由汉文翻译而成,原汉文碑早在清初就已佚失,导致其内容长期未得到足够重视。碑文显示,正德五年(1510)十一月至次年八月,明武宗敕谕太监谷大用和张雄负责对护国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重修。重修完成后,大庆法王领占班丹和大觉法王着肖藏卜率领僧众在寺内举行了相关仪式。此次重修奠定了护国寺之后几百年的基本格局。综合各种资料来看,碑文中的大庆法王领占班丹就是明武宗本人,且武宗朝在明武宗之外应该并没有另一位封号为大庆法王、名为领占班丹的藏传佛教僧人。除此之外,此碑在译文中使用的大量音译词汇,对于研究明代汉藏语言对音规律亦有价值。

大都木构孑遗——北京护国寺千佛殿

1935年,刘敦桢先生考察北平护国寺。寺院中一座颓败已甚的千佛殿体现出与寺中其他建筑截然不同的时代特征,受到先生的格外关注,他推测该殿结构可以上溯至辽代。可惜的是,其时千佛殿的损毁程度已无法支持进一步的断代研究。刘敦桢先生并非关注过护国寺千佛殿的唯一一人。早在1909年,法国'星球档案'影像资料库的创立者阿尔贝·肯恩一行即已到达过此处,并留下保存至今的照片资料。通过其中两张直接表现千佛殿的照片,我们得以对当时尚未完全灭失的铺作、隔扇菱花等细节进行观察,从而发现这座建筑很可能是元大都历劫留存到最后的一座官式木构建筑,并一窥整座寺院从元代到明代的沿革。

长春市护国般若寺场所营造策略探析

长春市护国般若寺作为吉林省具有典型性的佛教寺庙之一,集历史、文化、艺术于一体,逐渐失去了其内在的场所精神。文章以长春市护国般若寺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场所营造理论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场所内部人员流线、界定场所空间边界、调整内部空间布局、规划场所景观节点、强化建筑标志性等方面提升寺庙整体的精神内涵,提出长春市护国般若寺营造策略,以期为佛教建筑的场所营造提供参考。

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简介

北京市护国寺中医医院始建于1952年。是北京市最早的公立中医医疗机构之一。从60年代起,该院被定为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学、实习医院。1994年正式成为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与此同时,护国寺中医医院还被定为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外国留学生的临床实习医院。

清代多文种合璧碑《御制崇国寺碑文》研究

《御制崇国寺碑文》于康熙六十一年镌刻,碑文主要记载了康熙帝修建崇国寺的缘由及其经过。文章对石碑保存情况、碑文内容及其所反映的相关历史进行了综合考察。文章认为康熙六十一年修复了大隆善护国寺内的一处院落,而御制碑文时借用了元代的寺名崇国寺。此外,学界因《御制资福院碑记》载有崇国寺、资福等寺名而误认为资福院在崇国寺的基础上修建而成,但比较和分析《御制崇国寺碑文》和《御制资福院碑记》碑文后发现资福院是建于安定门外的一方院落,建成后赐名资福院,而崇国寺是建于西安门外的一座寺院,且元至明宣德前称崇国寺,而明宣德之后称大隆善护国寺。两通石碑内容都与诸蒙古汗等为康熙六十大岁祝寿以及康熙赞颂诸蒙古部族恭顺清政府的历史有关。

钓鱼城:忠义护国

“忠”与“义”在先秦之前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儒家认为，”忠”指的是尽心为人办事，不分对上与对下，

谭玉龄与护国般若寺

护国般若寺是长春最大的佛教圣地,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谭玉龄是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的"贵人",17岁的谭玉龄与溥仪结婚后,深得溥仪宠爱,可惜红颜薄命,婚后五年便因病离世。在日本关东军的干预下,谭玉龄无法按溥仪意愿下葬,只能"暂安"于护国般若寺。这件事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溥仪地位的傀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