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国寺“过去七佛”造像与护国思想

针对辽宁省锦州市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七尊巨型佛像发起提问,首先确定敕建大殿中的七佛并非是皇帝化身,具有特殊意义,而只是一种信仰。又根据佛教发展历史,推导出过去七佛经常和密咒同时出现,起到护佑国祚的功能。再进一步分析史料,从奉国寺自身的名称变更与辽代政治事件比对,确定了奉国寺大雄宝殿的七尊佛像就是在辽代流行的"过去七佛",七佛造像出现在此体现了"护国"的皇家愿望。

斯里兰卡佛教护国思想的继承与实践

佛教护国思想来自佛陀的所说所行。佛陀虽然辞亲割爱,出家修道,但他的宗教实践没有忽略人间,更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当佛教传播到世界各地之后,佛陀的护国思想也代代相传,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超越,在不同的国家展现出不同的护国形式。本文主要从护国与护教的统一、僧人参与抵抗外国入侵、僧人参与调解和反分裂战争、僧人抵抗不道德的传教四个层面来探讨佛教的护国思想在斯里兰卡的继承与弘扬。

北宋初高僧释赞宁的护国思想和行迹

释赞宁不仅是北宋初的一位著名高僧,而且是我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佛教史学家。释赞宁长期担任封建王朝高层僧职,深受当时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和重用,这不仅源于他的各方面能力,更重要的是源于他的护国思想和护国行迹。释赞宁历经五代十国割据王朝到北宋初大一统的时代,他的护国思想主要是主张尊国主思想,拥护国家或朝廷的管理。他的护国行迹主要有:一是随吴越国王钱俶纳土归宋,表明吴越佛教拥护北宋王朝的统一管理;二是接受朝廷诏令,编撰佛教史籍《宋高僧传》《大宋僧史略》等著述;三是目睹民间疾苦,奏请朝廷救济。释赞宁护国思想和行迹产生的原因,主要缘于他的僧官身份,故而他自觉与帝王和朝廷保持一致,同时与其受到佛教护国思想和儒家忠君爱民思想影响有关。释赞宁的护国思想和行迹不仅在主观上而且在客观上为佛教的生存和发展获得了更广泛的空间,标志着佛教拥护朝廷和国主的思想和实践名正言顺地登上历史舞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佛教护国思想的中国化实践——基于护国寺与护国法师现象的探析

以"护国"作为寺院名称的护国寺和敕封护国法师现象的出现,是佛教护国思想中国化的一个独特表现。这一现象主要从唐代开始出现,并呈现出跨越时间长、分布地域广的特征。护国寺与护国法师现象是佛教护国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也是政教关系定型后的产物,它既反映了统治者认可和肯定佛教护持国土、护卫国主、护佑百姓这一护国思想的主观意识,也表明了佛教在中国历史上长期承担着护国佑民这项重要责任和使命的客观现实。

唐译文殊经典中的护国思想

佛教所说的"护国",是指以佛法护持众生免受各种苦难或灾难,使众生所在的国家平安。唐代是文殊信仰传播的高峰,唐译文殊经典中蕴含着系统的护国思想,建立了从个人到国家的全方位、多层次护佑系统,并将护国理论落实到实际修行中,形成了复杂严谨的法事仪轨。"拥护国王、保护国土、利益众生"是其护国思想的基本性质,体现了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态度,对唐代社会曾产生过巨大影响,在当代社会仍具有积极意义。

论佛教的国家观

“国家观”是近代西方思潮涌入中国时引进的概念,主要是关于“国家”本质的讨论。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与“国家观”具有相同意涵的是“天下观”,主要包括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国家内部的尊卑秩序以及礼法制度等内容。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而独特的“国家观”。早期印度佛教经典中对于国家的形成、理想国度的盛况、君主的政治素养以及治国策略要求有着详尽的论述,而中国佛教则藉助孝道思想对于传统政治伦理道德加以补充,并外化为实践层面的报答君主与国家之恩。佛教“国家观”通过对理想国度的描述,就国王应具有的政治素养,从出身、智慧、谋略以及治化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同时也分析了佛教团体对于国家的态度,表明佛教主张一种基于仁治的政治理念。结合传统儒家文化的宗法制度以及儒家的伦理纲常,中国佛教在亲孝思想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佛教“国家观”在政治伦理和道德伦理上的体现。在中国佛教的实践中,佛教主张“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发挥了“以佛教化民务以达到阴翊王度”的作用,体现了佛教对于国君及国土的报恩思想,表达了向往和平、护国忠君的国家观。

古代于阗大乘佛教中心的形成与影响

位于丝绸之路南道的于阗是我国较早信仰佛教的地区。境内设有译场,高僧云集、佛经荟萃、塔寺林立、佛教仪式和习俗盛行。我国中原地区重要的大乘佛教经典,如《般若》、《涅槃》、《法华》、《华严》等经籍和佛教护国思想多从这里传入,使这里形成我国大乘佛教的中心之一。同时,于阗的佛教造像、仪轨和习俗等也大大地影响了我国中原地区的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