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居士的《护法论》

入宋之后,佛教护教之辩大都倾向于从儒家经典中寻找依据,这在无尽居士张商英所撰写的《护法论》一文中有非常充分的体现。张商英认为韩愈、欧阳修等人排斥佛教的言论和行为极为不当。韩愈、欧阳修等排佛论者以僧侣浮滥、事佛促年等为由,认为佛教为中国大患。张商英据《论语》《孟子》等,为佛教进行辩解,对上述观点加以反驳,论证韩愈、欧阳修等人排佛之不当,佛教之高明。《护法论》的深远影响,在于张商英为佛教找到了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儒家经典依据,并将佛教的主要功能界定在儒家平素相对薄弱的心灵宁静和精神慰藉等问题上,实际上具有在中国文化结构中为已经实现自身形态中国化的佛教进行定位的意味。

外经贸大学办“中国消费者保护法论坛” 首都部分法学专家研讨完善“消法”

2014年12月20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办＂中国消费者保护法论坛＂,主题为＂中国民法法典化与消费者保护法的未来走向＂。研讨会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办。共有来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山西工程技术学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具体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方法

在基本犯与加重犯的保护法益不同的情形下,应当分别确定基本犯与加重犯的保护法益。如果拟制罪名与基本罪名的构成要件不同,就不应按罪名确定保护法益,而应分别确定拟制罪名与基本罪名的保护法益。阻挡层法益与背后层法益是就不同犯罪或者基本犯与加重犯的关系而言,并不是任何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都包含阻挡层法益与背后层法益。应当根据法益主体与被害人同意或承诺的有效性等要素区分个人法益与公共法益,不应当在对个人法益的犯罪中随意添加公共法益内容,也不宜随意在对公共法益的犯罪中任意添加个人法益内容。此外,需要区分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与阻却违法性的优越利益,不应将阻却违法性的优越利益当作相关犯罪的保护法益。

非法采矿罪的保护法益与违法性认定

非法采矿罪的保护法益包括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矿产资源的完好性及生态环境。其中,矿产资源所有权是本罪必然侵犯的法益,而矿产资源的完好性与生态环境可谓选择性法益。取得采矿许可证而开采的,原则上排除非法采矿罪的违法性,但特殊情况下也可能构成非法采矿罪;未取得采矿许可证而开采的,原则上构成非法采矿罪,特殊情况下也可能排除非法采矿罪的违法性。采矿许可(证)属于解禁性许可,行为人通过贿赂、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采矿许可证而开采矿产资源的,并不阻却违法性,应构成非法采矿罪。但是基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在程序上应当由作出采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其上级行政机关撤销许可后,司法机关方可认定为非法采矿罪。

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对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

产能过剩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对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缓解了企业产能过剩,且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在大型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和市场化程度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新《环境保护法》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抑制过度投资影响产能过剩;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可以通过缓解产能过剩,提升企业长期价值,而不能提升企业短期价值。

基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实施的水电工程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对青藏高原生态安全格局、生态保护修复、生态风险防控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在该法律背景下水电工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将如何开展是需要思考的问题。通过对青藏高原范围、环境现状、水能资源条件的分析,结合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相关要求分析认为,今后水电开发过程中需要协调好水电开发布局与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布局的关系;更要加强对青藏高原特殊区域及生态系统的保护、关注青藏高原珍贵濒危或者特有野生动植物物种的保护、采取措施减少自然灾害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充分考虑新型能源体系下水电工程环境影响的变化及应对措施、深入开展青藏高原区域水电工程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工作。

《尼日利亚数据保护法》解读与中国企业应对

尼日利亚高度重视本国数字经济发展,提出多项倡议规划发展前路。中国诸多数字贸易企业进入尼日利亚市场开展业务,并取得显著成就。《尼日利亚数据保护法》的发布,表明尼日利亚当局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视,也使在尼日利亚中国数字贸易企业在保障数据主体权利以及合规开展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面临新要求新挑战。本文聚焦该法,通过解释研读该法的重要条款细则及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规的不同,分析中国在尼日利亚开展数字贸易企业在“数据安全”“数据主体权利”“跨境数据流动”等条款下受到的影响,并针对性地就以上几方面为企业提出应对策略,以此助力中国企业在尼日利亚合规合法运营和发展数字贸易业务。

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中经营者义务与责任——简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对预付式消费的新规定

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向经营者支付一定金额的款项,经营者在消费者预付金额范围内,按照合同约定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消费模式。在预付式消费中,消费者通过一次性预先付费,换取经营者较大幅度的减价让利或享受折扣优惠.

市场经济秩序: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

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问题,是经济刑法体系建构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需要结合经济刑法产生的背景进行分析。无论是经济自由还是经济利益的法益定位,实际上都反映了以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为中心的法益一元论立场。在现代社会,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为中心的法益一元论已经式微。经济刑法保护的是集体法益,其内容并非单纯的经济自由或者经济利益,而是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与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经济利益并不对立,而是相互统一与彼此支持的。或者说,市场经济秩序是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实现自由和利益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因此,对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内在地包含了对个人经济自由和经济利益的保护。作为集体法益的市场经济秩序,虽然在形式上具有抽象性,但其同样具有可损性,可以被具体地损害,因而能够成为经济刑法适格的保护法益。为了实现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法益保护,立法对经济犯罪的规制,关注的是犯罪过程要素,危险犯、累积犯等行为主义的设罪模式具有正当性。不过,为了防止可罚界限过度向前挪移,需要明确通过刑法对集体法益进行保护的从属性,适当限制危险犯、累积犯的处罚范围。在司法实践中,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可以发挥穿透式实质认定的作用。在行为没有侵害市场经济秩序时,应发挥法益的出罪功能。

日本《优生保护法》:一项基于错误理论的错误人口政策实践

存于1948-1996年的《优生保护法》是战后日本的一部臭名昭著的法律,它继承战前效仿纳粹德国《绝育法》而制定的《国民优生法》的基本精神,打着优生的旗号,在“防止不良子孙的出生”的“国策”之下,对患有遗传性精神疾患和智障者强制实施绝育手术,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数万残障人士被夺走正常的人生。如今恶法虽已作废,但清算并未实现。近年来多位受害者就强制绝育这一“战后最大的人权侵犯”发起要求国家赔偿并道歉的诉讼,在揭开了这段血迹斑斑的历史的同时,也将战后日本所谓民主制度的虚伪暴露无遗。

全面贯彻落实《黄河保护法》 开创流域治理管理新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的正式施行,是国家“江河战略”法治化的又一标志,为强化流域治理管理注入法治力量、提供了制度化遵循。文章梳理了《黄河保护法》施行以来,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在推进黄河保护治理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新进展新成效,分析了依法强化流域治理管理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提出了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流域治理管理的工作举措,旨在沿着法治轨道加强黄河保护治理,以新阶段黄河流域水利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构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 助力全球规则发展

人类社会正快速迈入数字时代,网络在给未成年人提供学习、娱乐、社交等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违法和不良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泄露、网络沉迷以及网络欺凌等新风险。如何构建符合数字时代要求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如何破解时代变迁引发的全新命题,对世界各国以及全球治理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我国在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时增设了“网络保护”专章,国务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24年1月1日实施,上述法律法规不仅奠定了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也对国际社会探索数字时代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机制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民国时期华侨的政治参与探析——以护法军政府时期为例

论文通过系统梳理护法军政府时期的相关报刊、档案等史料,考察华侨参与军政府的政治理念及外在表现,以图深化华侨与中国关系的研究。自孙中山宣布筹建护法军政府起,华侨就是军政府极为倚赖的一股政治力量。在民主共和思想的指引下,华侨或参与军政府政权,或成为军政府的外援,在军政府的创建及运作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华侨支持军政府的意义,还在于向海内外宣示军政府政权的合法性,表明民主共和理念成为近代华侨判断政权正统与否的关键。华侨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政治,既彰显华侨国家主人翁的意识,也是孙中山“民权主义”的进一步实践,成为民国法统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

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合作治理定位--基于倾斜保护型法的视角

《个人信息保护法》具有公私法融合的属性,采取何种治理框架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欧盟、美国与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均形成了合作治理的基础框架。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关注重点在于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持续性不平等以及信息处理关系的外部性,因而与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倾斜保护型法构成家族相似。应参照倾斜保护型法的既有制度经验,进一步构建《个人信息保护法》公私法协同的合作治理框架。具体而言,可从自由主义家长制的告知同意制度、公共信托制度与公益诉讼制度三个方面进行重构。

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逻辑及规范表达

受到公私法二元区分理论的影响,传统金融法理论往往将金融法区分为金融监管法与金融交易法两种法律规范。在金融监管法力有不逮的背景下,通过金融私法转向实现监管目标的立法趋势日益明显,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步骤,就是在金融法领域引入民事责任等私法规制工具,以弥补金融公法的监管不足。金融监管具有双重目标:一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二是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为此,需要将目标监管、行为监管和持续监管理念融入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具体构造。对于《民法典》等法律法规已作出详尽规范的制度,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不宜再作规定,如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对于仅具有特别法意义的制度,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亦不宜规定,如存款保险制度。当前,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阶段性建构主要包括确立金融消费者概念、扩张金融消费者冷静期的适用范围、统合金融机构的适当性义务及确立金融消费者“偿还能力规则”。

自然区划单独立法研究——以《长江保护法》为例

《长江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自然区划单独立法,但相关研究只注重其对长江流域环境保护的影响,而忽视了它对自然区划单独立法的指导与借鉴意义。事实上,《长江保护法》对回答环境法治的三个问题提供了重要启迪。这三个问题是:为何自然区划需要单独立法?什么样的自然区划可以单独立法?自然区划法应如何立法?尤其是在强调立法节制的当下,为长江这一自然区划单独立法而不是修正涉及长江环境保护的环境法律,背后更是具有深远的立法考量与丰富的研究价值。以《长江保护法》为素材,对三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不仅有利于《长江保护法》未来的革新与发展,更能为新颁布的《黄河保护法》与《青藏高原保护法》等环境法律提供更为详备的理论支撑,进而最终作用于环境法治的发展与完善。《长江保护法》之所以被制定和颁布,缘于长江等自然区划的环保特殊性与现有法律的普适性存在不洽,并且自然区划的环境法治与环境法律的法域链接存在不洽,导致普适的环境法律无法满足自然区划特殊的环境保护需求,以及环境法治在自然区划上的实施过程与实施效果出现了断裂。自然区划需要单独立法,然而却并非所有的自然区划都需要单独立法,长江流域为自然区划立法提供了一个标准型样范。一方面,长江流域具备地理与人文的特殊性,长江流域的环境保护具备环保需求与规制手段的特殊性。另一方面,长江流域跨越多个行政区域,且又是一个完整而聚合的生态系统。因此,只有具有特殊性与广域性的自然区划才会产生与旧有环境法律的上述不洽,才具有单独立法的必要。为了让自然区划法适应于当前环境法律体系,且能更好地发挥其独特的优势与作用,需要将自然区划法置于环境法律体系中的特殊法地位,在法律适用中予以优先适用。并且,自然区划法具有一项不同于现有环境法律的原则——完整性原则。在该原则的指导下,自然区划法需要选择一种与当前环境法律有别的立法模式:确立以地方政府为规制对象,并围绕提升环境质量而非个体规制,赋予地方政府以法律责任。

三星堆出土文物蕴意解读——以唐卡画中的护法神鹰狼合体形象与三星堆出土文物青铜神坛的神兽底座为例

近年来,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先后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同时,在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西藏等西南多民族交接地区也发现了大量的民间手抄文献。文章以上述相关文物与文献资料为研究基础,以唐卡画中的护法神鹰狼合体形象与三星堆青铜神坛神兽底座的文化内涵为切入点,对相关文物、文献、民俗资料进行互识、互证、互补研究。认为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各兄弟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至3000多年以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客观科学的史料依据。

关于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制度的审思与完善

生态脆弱是黄河流域最大的问题,受气候、人为等因素的影响及相关法律规制长期空位缺失,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遭受一定损害。《黄河保护法》为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及恢复提供了法律制度的支撑,但在实施层面存在若干不足,如当前立法局限于原则性和宣告性条款、缺乏相关制度的具体落实措施、生物资源监测规定不完善、外来入侵物种预防存在制度空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等,制约着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规范的良好实施。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应进一步完善配套立法和管理体制、健全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标准体系及考核机制、填补外来入侵物种预防制度空缺、优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以推动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有效保护和高效管理。

论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机制优化——兼评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条文

在信息化已成为当今时代潮流的背景下,侵犯敏感个人信息的案(事)件频发,但依照现行法律法规却难以有效规制。我国刚颁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地区)的先进法律保护机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在立法理念、界定标准、保护机制等方面有所发展和突破,对敏感个人信息特别关注,不过在具体法律条文上还有完善的空间。建议从进一步划分敏感信息类别、强化信息主体的权利、细化信息处理者的义务、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及引入独立的第三方监管机制的路径出发,优化完善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实施后黄河流域治理的法律保障

为强化黄河流域治理的法律基础,进一步创新流域管理体制及细化黄河流域治理法律责任,通过对现有法规进行梳理,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实施后黄河流域治理的法律保障情况。结果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立法模糊、与相关配套法规衔接不足、执法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制约了其效能的充分发挥。提出了明确生态保护治理目标、整合细化现有法规、建立统一行政管理制度、构建多元化治理体系等流域治理完善路径,以解决当前黄河流域治理中的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