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报复性起诉规则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为了防止检察官利用自由裁量权滥施报复性起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报复性起诉规则,并对检察官的报复性动机实行推定原则。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也不时出现检察机关为打击报复举报人、律师、记者等而提起诉讼的现象,这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也打击了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的信心。综合法理与实务之观点,我国有必要建立报复性起诉规则,以达到防止检察机关滥用公诉权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双重目的。

论对律师的报复性起诉

当前,每当律师受到刑事追诉时,起诉总会受到基于报复而引发的猜疑。无论是否报复性起诉,对其的猜疑都已经导致我国刑事辩护率不断下降,对我国法治建设产生了十分严重的破坏作用。对于这类涉嫌报复性起诉的行为,应当建立报复性起诉辩护制度,由法院在审前司法审查,对报复性起诉进行程序性制裁。

美国报复性起诉规则理路及对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启示

为防止检察官滥权对拒绝认罪并要求陪审团审判或上诉的被追诉人进行惩罚,美国在辩诉交易实践中确立了报复性起诉规则,后因该规则与辩诉交易所追崇的效率价值相抵牾,致其适用范围被大幅限缩。相比之下,我国检察官的权力未有美国检察官大,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同为协商型司法,皆存在检察官利用优势压制被追诉人的风险,且随着检察机关主导地位的凸显,该种风险有了更多可及性。应认真审思美国辩诉交易实践中报复性起诉规则的理路,对检察权行使加以合理规制,促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行稳致远。

“认罪认罚从宽”应警惕报复性起诉——美国辩诉交易中的报复性起诉对我国的借鉴

"认罪认罚从宽"与"辩诉交易"有类似之处,检察起诉裁量权得以扩张,这在辩诉交易实践中产生了"报复性起诉",并针对这种违反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恶意起诉发展出了"报复性起诉抗辩"。"认罪认罚"制度客观上存在着报复性起诉的土壤,检察机关全程主导、控辩双方地位和信息不平等,存在报复拒绝认罪的被告人的危险。目前尚不存在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条件,但可以从启动"协商"的时间以及限制起诉裁量出发,从程序上予以制约。

报复性起诉的法律规制——以美国法为借鉴

近年来,检察机关对于律师、举报人、记者等的报复性起诉频繁见诸于报端。报复性起诉不仅侵害了无辜者或被告人的权利,破坏了法律程序的正当性,还损及公诉权威,浪费司法资源。而美国较早地提出了报复性起诉的概念,并将法院监督、行业规制、内部自律和大陪审团审查相结合,在实践中形成了成熟的防范、认定、救济体系。结合我国报复性起诉的特点,以美国的实践为鉴戒,建立集防范、救济、制裁于一体的报复性起诉应对机制,已成当务之急。

刑事诉讼中的“报复性起诉”

我国司法实践中不时出现检察机关为打击报复举报人、新闻记者、辩护律师等而提起公诉的现象。对于这类报复性起诉的行为,现有制度不能提出独立的程序抗辩。为了保护被告人权利,美国建立了报复性起诉辩护制度,被告人有权请求法院审前驳回检察机关基于报复的动机而提起的公诉。我国也应当建立此项制度,以防止公诉权滥用。

美国禁止报复性起诉规则研究

在美国法中,报复性起诉因为违反正当程序的要求而被禁止。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案件确立禁止报复性起诉规则的推定原则,其原因主要在于检察官可能由于其繁重的办案压力、谋求更高的政治职位以及社会公众的压力等滥用检察裁量权,而为报复性起诉。虽然该规则现在不断萎缩,报复性起诉仍然是美国法中规制检察官起诉裁量权滥用的宪法性保障,而且近些年来也有一些地方法院试图恢复该推定规则。在防止检察机关公诉权滥用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等方面,美国禁止报复性起诉规则对于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美国检察官的起诉不当

美国检察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起诉不当的做法,危害极大。美国检察官起诉不当行为的出现原因多元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因素有三。目前,美国正积极地推动从三个方面入手来遏止检察官的起诉不当行为。我国也存在一些类似的问题,认真地审视美国的问题可以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思路。

论速裁案件的上诉加刑--以《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45条切入

速裁案件中被告人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提出上诉在引发重审程序后果的同时会极大地冲击速裁程序的效率和稳定。针对有效解决被告人滥用上诉权以及保障被告人无因上诉权利之间的合理平衡问题,“上诉加刑”的解决路径具有可行性。目前“上诉加刑”逻辑在实践中也被普遍运用,但存在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欲构建《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45条第一款情形下的“上诉加刑”合理路径,需系统考察目前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被告人“上诉加刑”的根本成因。考察发现,实践中速裁程序并不能有效提升办案效率,反而增加办案成本和负担,故而“上诉加刑”结果肇因于结构主义理论和“报复性”起诉逻辑的影响。未来我国速裁案件中的“上诉加刑”合理路径,可以从区分被告人提出上诉意识和行为、增设听取意见期限、重审中排除被告人认罪口供等方面来构建和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中反悔问题的证据法学审思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推进的过程中,不能仅从诉讼程序的视角看待这一新生事物,还应在证据法学的视野下,研究其中的证据及规则问题。对于该程序运行过程中的核心材料——认罪认罚具结书,应当赋予其证据的地位。一旦发生被追诉人“反悔”进而引发程序转换,兼具证据属性和契约外观的具结书丧失的仅仅是契约效力,其证据效力应在印证证明模式下,结合全案的整体情况进行评判。特别是对“反悔”后的加重检控行为,可能因其涉嫌超过合理限度的“恶”而被推定为“报复性起诉”。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现实语境下,应以客观推定为标准批判性地构建该规则,从而对呈扩张态势的检察自由裁量权作出合理且有效的规制。

公诉裁量权滥用及其规制

为了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我国检察机关的公诉裁量权不断扩大,但同时也带来了公诉裁量权滥用的风险。我国传统上以实体要件作为公诉权滥用标准,但这种标准已经不适应权力制约的需要。为了防止公诉裁量权滥用,我国应当明确歧视性起诉、报复性起诉和轻微犯罪起诉三种新型的公诉裁量权滥用形态,并对其进行规制。

公诉裁量权滥用的基本形态

目前,许多国家拥有强大的公诉裁量权。为了防止其滥用,各国确立了歧视性起诉、报复性起诉和轻微犯罪起诉等滥用形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导致我国公诉裁量权不断扩大。为了保护被告人权利,我国也应当建立三类公诉裁量权滥用。

公诉权滥用形态的发展

域外各国突破传统以实体作为判断公诉权滥用的标准,引入正当程序理念确立了多元的公诉权滥用形态,包括违反迅速审判的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起诉、违法诱惑侦查的起诉、报复性起诉、歧视性起诉等等。我国应当借鉴其立法及实践经验,重新认识和界定我国的公诉权滥用形态,以更好地规范公诉权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