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果报观与传统报应观的融合

印度佛教果报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焦点在于生命意识和伦理道德的差异。为在中国得到更大的发展，佛教果报观作出巨大让步，实现了中国化。其显著标志是承认现世报，肯定人世的福寿利禄，接纳以孝为核心的伦理规范；在保持固有的戒律性、出世性、精神性和个体性的基础上，接受了传统报应观的伦理性、现世性和功利性。佛教果报观与中国传统报应观完全合二为一是在民间信仰，二者之所以融合无碍，是因为民间报应信仰本质上是浅薄的实用性的信仰，所关注的是个人和子孙现世的幸福以及来世好报，没有门户的羁绊和学说的顾忌。

中国传统报应观与佛教果报观的差异及文化根源

中国传统报应观具有伦理性、家族性、现世性和功利性 ,保持印度精神的佛教果报观具有戒律性、个体性、出世性和精神性。中国传统报应观的终极关怀是果 ,企图通过好因获得好报 ,断绝导致恶报的因而力行可获善报的因。佛教果报论的终极关怀是因果之外的涅般木 境界 ,关注因是为了从因上断尽导致生死轮回的业报 ,最终摆脱因果 ,彻底解脱。差异产生的原因 ,在于古代中国和印度文化中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关注领域、生命意识和思维特点。

论中国善恶报应观的形成及其当代启示意义

中国善恶报应观初步形成于西周时期,它的发展则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变迁儒、道、释三种报应观相互影响、不断融合的过程,其主旨在于止恶劝善、教化民众、净化社会,能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和个体的心理需要。中国善恶报应观对中国人传统心理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使中国人形成了重德意识、家族使命意识、责任心理和解脱心理;消极影响表现在:使中国人形成了迷信心理、奴性心理、功利心理、自私和冷漠心理。探讨中国善恶报应观,对塑造当代中国人的健全人格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古灵宝经的报应观

古灵宝经报应观是对汉晋以来道教教义思想的重大发展。.“元始旧经”与“新经”都在直接吸收和充分运用来自佛教的个人受报思想时,始终坚持中国本土传统家族报应立场,都强调和重视对家族祖先的救度。因此,两者的报应观是完全相同的。在“新经”与“元始旧经”之间,并不真正存在一种由报应观念的先后演变所形成的历史线索。也不能将其作为判断“新经”必定作成于“元始旧经”之前的内证。古灵宝经所确立的个人受报与家族受报混融并存的报应观,对其后道教教义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儒、释、道的报应观比较研究

我国传统的报应观是以儒学为主体,以佛教、道教为其两个分支组成的。儒、释、道三家均有各自的报应观,认真批判总结三家报应思想及其实践得失,不但具有学术理论意义,而且也具有现实意义。

简论传统报应观的特点——以《夷坚志》为例

通过分析《夷坚志》报应故事的特点,可以看出在两宋,尤其是南宋时期,虽然佛教在中国已经深深植根,但中国传统的报应观却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具体表现为家族性特点依然突出、明显的现世功利性、善恶之首观念的变化。同时,也反映出佛教在占领中国本土思想文化阵地的同时,也吸收了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

从《奈何天》看李渔戏曲创作因果报应观的是与非

李渔的《笠翁十种曲》艺术魅力经久不衰，原因之一是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在思想感情上贴近人们的世俗生活和尚善心理，在艺术形式上满足了人们审美教育和娱乐接受的需要。从《奈何天》可见一斑。《奈何天》强调“家和”，不乏一定的普遍而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阙里侯捐钱助边，正面体现了儒家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奈何天》宣扬一夫多妻、达到“家和”的方式和手段等则不足为训：而宣扬因果报应的宿命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定意义上确实包含了惩恶扬善的积极伦理企图。李渔戏曲创作成功的经验不啻带给人们发展与繁荣当代戏曲事业有益的启迪。

我国刑法报应理论的现代反思与功能重构——由马克思的报应观说起

马克思对报应观念的辩证性肯定,为刑法学中报应理论的现代阐释与功能设定提供了理论渊源和价值基础。以最大程度的尊重个人自由作为逻辑起点,报应观在现代刑法学中具有恰当的位置和功能。在刑事立法领域,报应以尊重人的最高价值和自由的物质载体即生命为前提,必须在死刑制度的设定以及死刑限制制度的发展问题上发挥积极意义;在刑事司法领域,报应的最大贡献即作为刑罚的界限性原则得以充分贯彻,以恰当的维护犯罪人存在的自由和尊严;在刑事执行阶段,报应为特殊预防目的提供前提和事实基础,并不是一个可以放弃的目的。积极发挥作为报应精髓的界限原则在刑法运行过程中的功能,是对马克思报应观的理论继承和发展。

宋代家训中的善恶报应观及其社会作用

宋代家训中善恶报应观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揭示人们行为的心理动机、告诫人们天必降报、劝勉人们自省行善。这些内容对个体行动和群体规范具有指导作用,这种作用途径主要围绕修身合群与循礼善群展开,前者强调个体道德内化,后者重视群体制度规范,从而在传统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在当今社会生活中,这种观念仍然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于社会事件的判断,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动具有指导作用,其社会价值不可小觑。

《金刚经》与中国古代报应观

善恶报应观是古代人民对于客观世界的一种非科学的看法,是我国古代一种极其普遍的社会心理。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但又深受佛教报应观的影响,并与其相融合成为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原始文化。《太平广记》中此类记载不乏其例,并且显示了报应观与《金刚经》有着紧密的联系。

报应观对中国古代司法理念的影响

报应观作为一种传统思想实际上构筑了古代社会的道德敬畏心态,它不仅为古代官员保守官德提供了内在动力,其作用更集中表现在对司法实践的影响上,无论是查清案情消弭冤狱,还是依法裁断,甚至慎刑、赦宥、息讼等审判理念,报应观都发挥重要的作用,以它为视角我们可以更真实的了解古代司法的真实样态。

试论《花影娇娘》中的因果报应观和佛教世俗化倾向

《花影娇娘》是《金瓶梅》的三种续书之一。通过对南宫吉(即西门庆之化名)死后家庭变故和妻儿遭遇的续写,刻画了许多生动而具体的人物形象和事件,呈现出一种乱世的时代氛围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小说内容具有鲜明的佛教因果报应观,并体现了强烈的佛教世俗化倾向。

论佛教因果观对唐传奇艺术的影响

佛教因果报应观是影响唐传奇创作的思想观念之一。唐代是崇尚佛教的一个重要时代,唐传奇在这一尊佛的时代中应运而生,因而佛教因果报应观对唐传奇表现题材的扩大,结构布局,人物塑造等方面产生了非常显著影响,使唐传奇在艺术上开拓出了新局面,当然这一观念对唐传奇也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汉代阴德观的建构及其在司法领域的展开

阴德观是汉代司法官在决狱中所热衷秉持的司法理念,它主张公平决狱(主要表现为慎刑慎杀)可积阴德,从而获取福报。它以善恶报应为其思想内核,并建构出一套自恰的解释逻辑。阴德观在汉代因东海于公积极践行、其子于定国位至三公而进入司法领域,广受推崇和效法。它重塑了汉代司法理念,也可视为司法官吏群体对自我行为进行调控和约束的一种手段,有助于纠正西汉中期以来盛行的酷吏滥刑滥杀之弊,缓解由此造成的社会危机。但阴德观也导致司法官将自身利益与司法审判发生关联,造成司法"功利化",甚至妨碍司法公正。

技术犬儒主义式抗议:元宇宙的民间理论研究——来自河南省B市X县城的调查证据

元宇宙概念风靡国内学界后,既存研究往往强调定义元宇宙应以人为本,却忽略以人为本的实质是以群众为本,遂普遍基于“学者想象”重返强效果论窠臼,把群众抽象为“被进化”的超人或“被操控”的末人,极难聚焦概念热潮所遮蔽的真实民生问题。研究引入民间理论视角,考察河南省B市X县城这一基层社会的典型样本,对44名群众开展半结构访谈,发现四项元宇宙的民间理论:(1)元宇宙最符合体制内需求;(2)元宇宙是发展的负担;(3)元宇宙对寒门学生不友好;(4)“元宇宙,咱走着瞧”。其中,(4)在(1)(2)(3)的认知—情感基础上传达行动意向、构成理论纲领,反映了一种本土特色技术政治学现象:技术犬儒主义式抗议。此类抗议呈现技术犬儒主义的表面形式,但内核是报应观;它既证明被剥夺“未来定义权”的群众仍保持着作为理性行动者的主体性,又证明元宇宙概念本身与其说是补救时弊的技术解决方案,不如说是正在基层社会加剧阶层隔阂、矛盾的触媒。

赦宥在中国古代死刑适用中的作用

赦宥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在中国古代死刑制度运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赦宥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的存在具有自己特殊的文化语境。中国古代赦宥制度经历了从司法原则转变成政策的历程。报应观是中国古代赦宥制度中司法适用原则转变成政策的主要原因。中国古代统治者为了达到"威慑"与"自利"的目的,在赦宥的具体适用中演变出了复杂的制度设置和种类。从客观上看,此制度的出现使中国古代死刑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专制带来的司法专横,同时也使中国古代死刑制度的运行更加具有自身的特色。

《颜氏家训》与佛教关系考论

颜之推是正统的儒家学者,但是他的思想中又有佛教的因素。颜之推对佛教的接受,与其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和自身的经历、环境氛围密切相关。他对佛教的矛盾心态,体现出正统儒学与外来文化的冲突。正是儒学中的显亲扬名和仁爱观念,使得颜之推对舍身奉佛有着清醒的理性认识。

《宣室志》中的佛学渊源探析

《宣室志》在多方面受到佛教的影响和带有深深的佛教痕迹，这主要体现在用大量的篇幅记写了直接或间接与佛教相关的故事、重点阐发佛家的报应观和描写一些具有特异功能的高僧的故事。

敦煌讲唱文学中的佛教文化

敦煌讲唱文学中宣扬佛教文化的作品占很大比例,其主要内容表现禁欲修炼观,因果报应观,六道轮回和天堂地狱观等,这些作品明显混合着儒家和道家思想文化,说明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