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中的“他者”建构——从“他者”和报道“他者”角度入手

“他者”概念自诞生之初便蕴含着与“自我”相对的意涵,经常被贴上愚昧、卑劣的标签,信息时代的讯息发达并未有效解决“自我”和“他者”的矛盾,尤其是在跨文化传播中,地球村内部依旧充满新的冲突和暴力。一方面,“我们”通过对“他者”的确认和排斥来完成对自我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新闻传播,也在不断对“他者”进行不平等的形象建构,记者作为新闻制作过程中的生产主体,把握着新闻生产的重要渠道,在“他者”观念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下,“他者化”报道的思维依然存在,并且直接影响着“他者”的媒体形象建构。跨文化传播本质上是不同文化间的精神文明交流过程,只有破除“他者”观念的二元对立思维,才能将跨文化传播变为一种共享、开放的传播形式,从而获得打破各文化间交流困境的可能性。

新媒体时代可视化新闻报道的提升策略

在新媒体时代,大数据技术的诞生和发展给社会各行业带来了巨大变革。依托大数据技术和视觉传达技术的发展,新闻报道的可视化传播模式应运而生,使新闻传播的内容生产机制和呈现机制发生了变化。大数据技术下的新闻报道将文字、图片、短视频以及数据信息融合为一体,通过直观、立体多维的方式将内容呈现在受众面前,既深化了新闻传播的内容,同时也丰富了新闻传播的表现方式。

媒体报道如何影响并购重组知情交易:合流还是监督?

媒体报道既可能发挥积极的外部监督作用制约知情交易,也可能受到操纵而被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文收集2009—2022年A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数据,检验事前媒体负面报道倾向对并购重组中知情交易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并购重组首次公告日前媒体负面报道倾向越高,知情交易程度越低;媒体会通过增加诉讼风险和声誉渠道发挥治理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能够强化媒体负面报道倾向对知情交易的影响;媒体发挥的治理功能在国有企业中相对较弱。事前分析师预测会提升市场整体知情交易水平并弱化媒体的功能。从媒体类型来看,网络媒体对于知情交易的约束作用大于纸媒。此外,媒体对知情交易的抑制效果在480日后不再存在。本研究对于发挥媒体监督作用、提升知情交易监管效率、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维护资本市场公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全媒体传播体系下的舆论监督报道:规范、功能与“解困”

时至今日,新闻媒体如何进行舆论监督仍是新闻理论与实践中的难点,本文从治理角度出发探讨如何界定我国舆论监督报道、如何在全媒体传播体系下认识其规范和功能,以及如何为舆论监督报道“解困”等现实问题。本文的主要观点是:要从价值规范性而非形式规范性理解舆论监督报道;尊重舆论监督报道的特性才能使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有别于行政内部监督和网络舆论监督的作用;当下我国新闻媒体还没能在已高度复杂的社会治理框架中获得稳定的角色,这是形成舆论监督报道实践之困的主要原因。

化繁为简 深耕内容 多维联动——2024全国两会报道融媒体产品创新研究

2024年,是我国媒体融合成为国家战略十周年,十年来各媒体的融合报道能力显著提高,全国两会正是各大媒体展示其融媒能力的竞技场。本课题组自2015年以来已连续十年考察全国两会融媒体产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主要分析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和中国日报五家代表性主流媒体在网站、微信、微博、客户端等平台上发布的2024年全国两会融媒体产品,同时参考其他中央媒体、地方媒体及商业媒体的两会融媒产品,旨在全面描绘全国两会融媒报道图景,探索我国重大议题融媒报道方面的实践动态与创新趋势,为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的时政传播提供参考与启示。

1例MECP2重复综合征的家系报道

1病例资料患儿,男,1个月25 d,2020年10月25日因“发热1 d”于我院住院治疗。1天前患儿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最高体温39.5℃,伴有呛奶,吐奶,精神差,易激惹,无惊厥及腹泻,院外口服头孢克洛,仍有反复发热。

基于BERT和CNN的药物不良反应个例报道文献分类方法

在临床上,药物不良反应导致的死亡和用药不当造成的住院及门诊费急剧升高,成为临床安全合理用药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目前对药物不良反应的回顾性分析和文献分析多以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学术文献作为重要的数据来源之一,如何自动批量地对其进行数据处理尤为重要。针对医药文本独特的表述方式,基于BERT及其组合模型进行文本分类技术比对实验,建立对药物不良反应个例报道文献数据进行高效快速分类的方法,进而分辨出药物不良反应的类型,有效预警药害事件。实验结果表明,使用BERT模型的分类准确率达到99.75%,其可以准确高效地对药物不良反应个例报道文献进行分类,在辅助医疗、构建医学文本结构化数据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进而能够更好地维护公众健康。

积极与责任:对外“双碳”报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基于语料库对《中国日报》中关于“双碳”的新闻报道进行话语分析,采用语料库与话语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主题词、主题词搭配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其次,结合态度和资源角度分析中国国家形象的特征。最后构建出对外报道“双碳”话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并提出优化建议。

新闻报道用词隐性倾向性与国家形象建构——以日本媒体涉华报道为例

新闻报道话语的主观性问题引发了语言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但研究多聚焦明显带有倾向性的语言表达。本研究结合批评语用学与词汇语用学的研究视角对日本主流报纸涉华报道中的一些中性词汇进行了解析,发现这些词汇的意义经过读者语义扩充、语义收窄等语用过程后会发生倾向性变异,进而隐性地传达出日本媒体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建构负面的中国形象。本文进一步拓展了语用充实研究,也有助于把握日本涉华报道的词汇特征并揭示其背后隐含的偏见。

日本主流报媒的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以2020年《读卖新闻》涉华报道为样本

作为日本三大报之一的《读卖新闻》2020年关于中国的报道较往年明显增多。其报道文本和风格既关涉中国在日本的国际形象,亦影响着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观感和中日两国的政治与民间交往。选取2020年《读卖新闻》报道中国方面新闻的高峰时期的报道样本,采用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方法,把握其塑造的“疫情下的”中国形象特征。大流行病这一重大事件令日本主流报媒对中国的集体想象与定位更加鲜明具体。

艾博韦泰联合多替拉韦治疗HIV感染/AIDS多重耐药1例报道

随着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的快速启动和推广,HIV感染已成为一种可以治疗的慢性传染病,然而治疗期间若ART不规范或患者依从性差可引起耐药变异。本研究报道1例30岁多重耐药HIV感染者使用艾博韦泰(albuvirtide,ABT)联合多替拉韦(dolutegravir,DTG)的治疗经过。患者治疗失败后行HIV耐药检测,结果显示患者对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及蛋白酶抑制剂中的多种药物存在不同程度耐药,在既往药物中仅对整合酶抑制剂类药物敏感。结合患者HIV耐药检测结果,治疗方案更换为“ABT+DTG”,患者病毒复制被成功抑制,且患者在8个月治疗过程中免疫功能逐步提升。而后因个人原因,患者短暂停用“ABT+DTG”治疗1个月,免疫水平下降,病毒载量出现反跳。后行“ABT+DTG”方案治疗至2023年3月,CD4^(+)T淋巴细胞计数平稳升高至291×10^(6)个/L,病毒载量持续降低至小于40×10^(3)copies/L,治疗期间患者耐受性及安全性较好。提示ABT联合DTG方案是HIV多重耐药患者一种新的治疗选择。

双侧睾丸创伤性脱位1例报道及诊治分析

目的探讨双侧睾丸创伤性脱位的诊治。方法整理分析1例双侧睾丸创伤性脱位病例诊治经验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对1例迟发性双侧睾丸创伤性脱位患者救治成功。结论睾丸创伤性脱位是一种临床上易漏诊的疾患,应详细了解患者病情,重视相关体格检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东盟国家媒体报道中的贵州区域形象研究--以旅游文化形象为例

目的:随着东盟共同体的中心地位和域内各国的统一性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战略的深层次推进,国家形象、区域形象逐渐受到重视。而媒体对区域形象的塑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民众对某一区域的印象与评价。因此,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对贵州区域形象进行研究是实现区域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方法:文章基于LexisNexis全球新闻在线数据库的样本计算分析,对1997年至今东盟国家(新加坡、泰国)关于贵州区域旅游文化新闻报道中的规模倾向、报道主题、报道的出版物类型进行数据化和可视化分析,然后结合LancsBox对新闻文本本身进行数据化分析,从中发现贵州区域形象在东盟国家的传播现状,准确定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贵州区域形象,进而探讨塑造贵州区域旅游文化形象的新研究模式和视角。结果:研究发现,在东盟国家的媒体报道中,贵州区域形象分为以下四种:第一,充满经济活力但过于单一的区域形象;第二,拥有优越自然资源但特色不鲜明的区域形象;第三,拥有独具特色、丰富的人文资源的区域形象;第四,旅游基础建设相对薄弱,没有完整的服务产业链的区域形象。结论:媒体报道中的形象趋于平面化,贵州应从多方面着手,以动态发展的眼光对内挖掘自身文化底蕴,对外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和投资,以增强贵州区域形象在东盟地区乃至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蹲点报道:从“走基层”到“在基层”——全媒体语境下中国新闻实践的转型与行动逻辑

蹲点报道是新时期中国新闻实践中的重要内容,强调记者深入基层,通过长期驻点实现对新闻事件的深度挖掘和全面报道。中国本土的在场理论强调对经验现象的直接考察,将其转移到新闻实践的语境中,“在场”强调了记者“蹲”在基层的重要性。本研究基于对12位蹲点记者的半结构访谈与分析,提出了全媒体语境下中国新闻实践的转型与行动逻辑,并展望了未来扎根、联合、出海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中国体育明星国际传播中“高成就—低曝光”现象的媒体报道溯源与优化路径——基于中外媒体英文报道框架的比较研究

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中,运动员在赛场和媒体上呈现的个性与风格是一国体育制度与体育文化的反映。选取北京冬奥会期间我国外宣媒体与西方主流媒体关于花样滑冰运动员隋文静、韩聪的报道为研究样本,进行框架比较分析。研究发现,西方媒体通过运用丰富多元的框架种类、更为紧密的框架联系,塑造了立体生动的运动员形象,而我国外宣媒体对运动员形象的塑造略显单一,在运动员形象“出海”中存在焦点失准、忽视海外受众需求、难以构筑跨文化认同等问题。运动员形象的国际传播应针对特定议题、明确受众定位进行精细化传播,以跨文化视角着力打造运动员的魅力形象,从而提升中国体育的整体形象。

新闻报道中“南水北调精神”建构的实证分析

基于话语分析理论,对2000—2023年间的472篇关于南水北调的新闻报道,以及2009年以来的42篇相关学术论文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新闻报道是南水北调工程实践和精神观念之间的桥梁中介,建构出了15种南水北调精神的基本内涵,各内涵之间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和亲缘关系;新闻报道着重强调了南水北调精神的三个特色,即生态优先的价值追求、统筹协调的行动原则和牺牲奉献的爱国情怀。进一步地比较分析发现,新闻界与学术界对南水北调精神基本内涵的偏好与侧重并不一致。新闻界强调“生态优先”和“统筹协调”的观念;学术界则强调“牺牲奉献”和“开拓创新”的精神。新闻界与学术界有必要统一共识,在弘扬传播南水北调精神上形成协同效应。

突发事件中新闻报道的情绪传播优化

突发事件容易引起社会负面情绪的发酵与传播,如恐慌、愤怒、悲伤等,为避免产生更加严重的社会后果,专业的新闻媒体应对其进行治理。文章从情绪传播的视角出发,根据突发事件不同阶段的社会情绪特点,提出情绪优化的方法。在突发事件初期,新闻媒体应加强滚动式、对话式、科普性和纠错式报道来消除“不确定”,以此纾解社会恐慌情绪;在突发事件爆发期,新闻媒体要敢于直面社会丑恶,加强调查性报道和批判性报道,平息社会愤怒;在突发事件发生过程中,新闻媒体还要扮演好组织者和引导者的角色,通过组织公共讨论帮助公众释放情绪压力,同时向社会传播全面、积极的信息促进社会情绪的正面转向;在突发事件消退期,新闻媒体还可通过报道“公共善”事迹增强社会凝聚力,重建集体认同感和信任感,修复社会情感创伤。

人文与自然两合:及物性系统下二十四节气文化报道生态话语分析

文章采用及物性系统标注和生态话语分析方法对中国日报中48篇二十四节气文化报道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反映节气变化、农事活动和气象特征的物质、关系过程及其参与者成分在语料中占比较高。同时,以上成分还承载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背景信息,包括范围、定位、方式和因果环境成分等。高频词汇在各成分中突出了人类承担生态责任和重视自然的生态地位。通过及物性系统下的生态话语分析,文章认为,二十四节气文化报道展现了人类了解、顺应、保护自然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效果,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文与自然的融合,在引导公众正确认知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党媒协同报道的议题设置及其效果分析——以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周年三地党报联动报道为例

议题设置是传播学的重要内容。党媒通过审慎把握议题设置权,精心策划报纸版面、画面镜头、网络专题等,可以持续增强新闻舆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升舆论引导水平。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周年之际,北京日报、天津日报、河北日报联合推出《十年十记·瓣瓣同心——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线视角》、手绘连版长图《十年协同新地标》、大型联动直播《导航图上的协同新地标》等一系列融媒报道。议题紧扣中心大局、紧贴民生关切、紧跟时代步伐,在新闻舆论场中赢得了主动权。

民国《大公报》关于徐诵明新闻报道的初步研究

徐诵明是我国最早的病理学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先后执掌北平大学、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大、同济大学及沈阳医学院,为颇负盛名的中国早期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大学校长的典范”。依据上海图书馆《中国近代文献资源总库(〈全国报刊索引〉)》数字化文献资源库,以“徐诵明”为检索词进行检索,发现并整理出《大公报》有关徐诵明的新闻报道材料62条,予以数据统计分析,揭示其年度报道规律;并结合《大公报》关于徐诵明的新闻报道材料,对其事行予以内容分析与主题揭示;另从文献学角度,对于如何利用好民国中文报纸文献,及其此类资料挖掘、充分利用的技术方法予以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