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关注、报道情绪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实证检验与机制分析

新闻媒体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金融摩擦、资本成本以及管理者代理等问题。就媒体关注和报道情绪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进行了机制分析和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随着媒体关注和报道情绪的加强,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会得到提高;媒体关注和报道情绪会通过信息传播渠道以及外部监管渠道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产生影响,并且乐观报道情绪在信息传播渠道中发挥效应更强;悲观报道情绪则更加体现出企业外部监管的作用。为提高企业外部治理水平,相关部门应有区别地发挥媒体的信息传递和外部监督作用,增加媒体报道效率、增强企业和媒体沟通、提升资本市场中资源配置效率。

媒体报道情绪、投资者解读与股票市场稳定

在理性预期均衡的范式下,投资者会无偏地解读盈余公告中包含的信息,其对于盈余信息的市场估值也不会受到媒体情绪的影响。然而,最近的行为金融文献指出,媒体报道的语气会影响投资者的行为,进而影响股票的市场估值。本文利用文本分析法构造媒体报道情绪指数,通过大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媒体报道情绪显著影响投资者对于盈余信息的解读:媒体悲观度越高,公告异常收益越低;市场对坏消息的反应在媒体悲观度较高时期更加灵敏,对好消息的反应在媒体悲观度较低时期更加灵敏;媒体报道情绪对坏消息的影响比对好消息更显著,对高强度消息的影响比对低强度消息更显著。本文的政策建议是,政府应规范媒体报道中出现的过度渲染问题,同时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减轻因媒体情绪造成的资产误定价,进而增强股票市场稳定性。

媒体情绪报道与企业创新投入

随着现代社会企业制度的改进与完善,创新投入已然成为衡量企业投资行为的主要因素。基于2012年至2019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样本,通过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研究了媒体报道情绪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媒体报道情绪与企业创新投入正相关。另外,文章还基于声誉机制分析了媒体报道情绪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影响机制,媒体报道情绪可以通过声誉机制效应,对企业创新投入产生影响。

媒体关注、报道情绪与政府“三公”预算抑制

政府官员的信息垄断能力,有助于其实现自由裁量预算最大化目标。预算公开能够缓解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升公众监督政府预算的能力。媒体的信息中介功能与声誉治理功能将在预算公开中发挥预算干预作用,进一步提升政府预算公开的效果。本文选择中央部门预决算公开中的媒体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将"三公"预算视为官员自由裁量预算的替代变量,考察媒体报道对中央部门"三公"预算编制的影响。我们发现:(1)政府"三公"预算编制行为存在着预算执行比率越高,预算增长程度越大的现象,而媒体关注能够显著抑制二者间的正相关关系;(2)不同报道情绪对"三公"预算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正面报道能够直接激励官员抑制本期"三公"预算执行比率对下期预算增长率的正向影响;而负面报道只有在行政治理机制介入时,才能发挥预算抑制作用。本文从预算公开视角拓展了媒体治理研究,并发现在中国独有的制度背景下,媒体能够依托行政体系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发挥出有效的政府治理作用。

大学生媒体素养高度的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

后真相时代下媒体的情绪化报道容易造成事实稀缺与观点泛滥,对受众具有极大影响。大学生是新媒体的主要受众,极易受到情绪化报道的影响,而大学生的媒体素养高度与媒介接触度、自身经历关联度有关,因此要从大学生自身、新闻工作者、政府等多方面促进大学生媒体素养的提升。

感性需求与理性表达:后真相时代下大学生的认知与行为

后真相时代下媒体情绪化的报道造成事实的稀缺与观点的泛滥,使受众只在意情绪的表达,忽略事实真相。大学生作为媒体报道的主要受众,调查显示面对媒体情绪化报道,大学生的认知与行为呈现出与一般受众不同的特征,一方面他们倾向于接触和接收具有情绪化的新闻报道,但另一方面却在言论与表达上保持理性。

媒体情绪传染与分析师乐观偏差——基于机器学习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3~2017年上市公司的百度新闻报道作为文本,运用机器学习文本分析方法测算情绪倾向得分,考察了媒体情绪对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及其传染机制与风险后果。研究发现:(1)媒体乐观情绪会显著正向影响分析师盈利预测的乐观偏差度;(2)媒体情绪通过"分析师有限关注"与"投资者情绪"两条路径来影响分析师预测的乐观倾向;(3)分析师乐观情绪和媒体乐观情绪均会加剧股价波动及尾部风险,且分析师乐观情绪是媒体情绪影响股价波动的传导路径;(4)明星分析师与非明星分析师均会受到媒体情绪的感染,前者理性程度相对更高但其行为对股价波动冲击更为明显。本研究对于规范媒体行为,矫正分析师过度乐观偏差,合理引导理性投资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