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海外华侨民族主义的多重面向——以荷属东印度中华商会抵制日货运动为例的分析

论文介绍了近代荷印中华商会概况,并以中华商会为考察对象,梳理分析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荷印中华商会“抵制日货”运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荷印中华商会于20世纪初期抵制日货的态度时而温和,时而激烈,且不同地区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全面抗战爆发后,则形成抵制日货跨行业、跨区域、跨群体的整体形态。荷印中华商会抵制日货是华侨民族主义精神觉醒使然,受中国和南洋抵制日货运动整体态势的影响,更与荷印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同时亦有华侨自身的商业特点,展现了近代华侨民族主义的多重面向。

天津同业公会与1923年抵制日货中的行业动员

1923年3月,为从根本上否认"二十一条"及援约收回旅顺、大连,国人发起抵制日货运动予以声援,津埠地区积极响应。各业同业公会整体上对抵货运动表示支持,但其态度与方法却存在行业差别。在抵货运动中,同业公会采用了情感诉求、公约限制、组织查禁等方式进行行业动员。同业公会之抵货意愿和其与日本之经济关系程度相关,这影响到不同行业在市场层面上的集体行动。

1923年抵制日货运动的经济效果与政治制约

1923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既未实现收回旅顺和大连的政治目标,亦未动摇日本经济基础。国人采用区别对待日本政府与民众的运动策略,而日本朝野上下的强硬立场并无不同。在中日双方国力悬殊的非均衡博弈中,日方的政治压力最终成为抵货运动难以持续进行的外部性制约因素。没有强大国力作为坚强后盾而仅凭消极的经济抵制,民族主义目标绝难一蹴而就。

抵制日货与民众生活

自1908年至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侵华日亟,国人抵货频仍,运动规模大小不等,持续时间久暂不一,共计十余次,频率之高,中外史上罕见。由于进口替代工业落后,抵货运动既给民众生活造成不便,且须承担更高生活成本。民族主义难敌消费理性,大大削弱了抵货运动这一经济武器的政治效力。

抵制日货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从抵制日货的原因、利弊和困境方面看,抵制日货不能走形而上学“非此即彼”的极端,只能是“有理、有利、有节和有度”的有限抵制,而且要刚柔相济有张有弛,并突出对日交流和中日友好的善意。就事论事抵制“问题日货”,合情合理合法,但要光明磊落理直气壮且减少其负效应,则需倡导“民意”嬗变:支持国货,抵制劣货。

马寅初的抵制日货思想

五卅运动时期,马寅初严格区分经济绝交与抵制日货两大范畴,极力反对前者而鼓吹后者,认为经济绝交将引发国内金融恐慌,而抵制日货则既能促进民族经济发展,亦可借以收回关税主权。随着中日关系恶化和民族危机深化,他逐渐模糊二者边界,将经济抵制与武力反抗视为同等重要的抗日手段。抵制日货运动之持久展开,既受日本反抵制措施的约束,又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众民族意识强弱密切关联。对抵制日货功效的乐观固守与运动困境的深刻洞悉,则彰显出经济理性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纠葛。抵制日货运动固有的政治与经济两大向度之间的历史性悖论,国人至今依然难以破解。

中国通·长野朗的“反对抵制日货论”辨析

抗战前与抗战时期,有一位日本人中国通名叫长野朗。他写了许多介绍当时的中国、评论中日之间各种问题的论著。在他的对华观中不乏一些良好的思想要素,但其中日问题观却蕴涵了许多不健康的思想因素。譬如,在中国人民抵制日货、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中英美合作、以及中日合作等问题上,存在着不少的偏见与荒谬之处。文中仅就其中的中国抵制日货问题,以长野朗的"反对抵制日货论"为中心议题,来详细分析其思想实质。

匹夫有责抑或勉为其难：商人与济案后的抵制日货运动

在济南惨案后各地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中,大多数商人不愿意甚至反对参加抵货运动。主要表现在:在抵货运动的前期,在大势所趋下,商人只好与反日组织争夺抵货中检查日货的领导权;在抵货运动的中期,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被扣货物如何处罚上;在抵货运动的后期,商人虽借口反日组织的工作存在弊端而发难,但其内心是期望抵货运动能尽早结束。由于中国经济处于弱势地位,国货不能自给,抵货运动很难坚持下去。

论全面抗战时期海外华侨的抵制日货运动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为配合国内的抗日斗争,在提倡国货运动的同时,海外华侨在居住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这场深入持久,有组织、有纲领地开展着的运动既削弱了日本的经济势力,又在经济方面支援和配合了祖国的抗战,从而在双重意义上支持了中国。

抗战前后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思考

海外华侨属于和平的经济移民。一战后,随着东南亚华侨当地化趋势的日益加强,他们渐渐成为相对独立于中国的经济实体,他们的行动除了受到中国方面的影响,更多地受到当地社会的左右。近代以来,东南亚华侨在政治上属于被歧视、虐待的少数民族,抗战前后,他们开展抵制日货运动,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东南亚华侨与中国的交往属于双向互动行为,抵制日货运动反映了他们希望得到中国政府有效保护、抗击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侵吞、维护生存发展权利的诉求。

民初抵制日货运动与日本的对华政策

抵制日货运动是民初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广大民众参与外交、反对日本侵华的一个重要方式。持续不断的抵制日货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对华政策,进而间接影响了民初政治的走向:它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在侵华手段上向温和的方向发展,也牵制了日本对中国内部军阀混战的参与和支持,在客观上对中国政局的变换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抵制日货运动也使日本从列强的联合阵营中分离出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列强对中国革命的联合干涉,日本也因此加紧在革命阵营中寻找新的代理人,对中国革命阵营的分裂起到了催化作用。

试论济南惨案与天津的抵制日货运动

在中日关系日益恶化的大环境下,中国民族主义日趋高涨,1928年的济南惨案更是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各地纷纷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天津作为日本侵华的前沿阵地,更是首当其冲。

五四时期山东抵制日货运动述论

抵制日货运动是五四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实现五四运动目标的重要手段。在山东抵制日货运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大规模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学生是其中最活跃的因素,商界是中坚。由于山东受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山东抵制日货运动持续的时间较久,涉及地区较广。山东的抵制日货运动配合了五四运动的政治斗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促进了山东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与现实

抵制日货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老话题。近代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由于民族工业的落后、国货替代品的缺乏而鲜有成效,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也证明,“以经济促政治”的路径是不成功的;而当前的抵制日货运动中,虽然国货替代品应有尽有,但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让人们看到,抵制日货仍不是明智之举。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对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认定评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通过种种外交伎俩不仅使抵制日货运动被列入李顿调查团的调查范围,也在很大程度上使《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在国民党之于抵制日货运动指导作用的是非、抵制日货运动"违法性"的真伪等关键问题的认定上多有附和日方错误主张之处。日本进行一系列外交活动的目的无非在于掩盖事变真相,为其蓄谋已久的侵略行动寻找口实。事实上,日本以"国民党的领导"否认抵制日货运动的自发性,以及所谓的运动"违法性"皆因其对华侵略行径在先而无从谈起。

近代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以新闻出版为例

日本纸张既系近代中国的大宗进口商品之一,也是历次抵制日货运动的重要目标。中国机制纸业极其落后,进口替代指数甚低,进口的欧美纸张则价高而量少。抵货期间纸张供给不足导致纸价大幅上扬,甚至酿成"纸荒"。普通民众参与抵制日货运动,既有赖于民族主义作为情感支撑,更须仰仗现代传媒进行深度动员,而新闻媒介又被迫购用日本纸张进行抵货宣传。此种诡异悖反现象,既与抵货运动本旨相悖,又与反日组织难以兼容。有限抵制大大削弱了抵货运动的经济效果与政治效力,并深刻彰显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民族运动的经济困境。民族主义与经济理性如何两全,依然严肃扣问国人的消费选择。

重创抑或微创:抵制日货运动与近代航业格局

抵制日本在华航运服务,乃是历次抵制日货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个案性考量与长时段审视,抵货运动的经济效果分别呈现"重创"与"微创"的不同特征。日方虽多受冲击,但损益程度参差不等。中国航业多有不同程度的获益,也并非简单的消长损益态势。频繁的抵货运动未能完全阻遏日本在华航业的发展趋势,也没有根本逆转近代中国的航运格局。个案研究甚有可能高估抵货运动的经济效果,延展时空进行历史反思或更恰巧。

论“抵制日货”产生的经济福利影响

本文根据近年来在中国出现的消费者"抵制日货"现象提出了基本假设,在此基础上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对其产生的福利影响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抵制日货"产生的福利影响与购买各国企业产品的消费者比例、消费者中抵制日货者所占的比例,以及不同产品之间的替代性程度有关。根据现实数据测算,通过"抵制日货"产生福利变化的可能性很小。

失控与管控:社会秩序与抵制日货运动之兴衰

近代历次抵制日货运动期间,中国政府多有顺应和利用民众运动的意图,试图将民众抵货纳入掌控之中。随着运动不断激化,社会失序问题愈趋严峻,各级政府即须制止取缔抵货运动。失却政府的容忍或支持,抵货运动势必难以为继。

抵制日货与弱国外交

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自身力量极其孱弱，亦缺乏现代外交知识，对民众排货行动基本未能运用。自民国以降，历届政权或多或少均将排货运动视为抵抗日本侵略的武器之一，在外交博弈中予以充分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