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非羁押措施的数字化监管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得以落实推进的同时,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非羁押措施数字化监管模式应运而生。我国非羁押措施的数字化监管产生了电子手铐、电子脚镣、“非羁码”等一系列手段,但也伴随出现了运行规范缺乏、算法黑箱效应、侵犯个人隐私等问题。因此,可在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寻找完善路径:制度上,要明确非羁押措施数字化监管的法律性质和适用规范;实践上,需建设非羁押措施数字化运行平台、建立Buffer缓冲区行为预警机制、强化检察机关监督效能。

二手房“带押过户”的法律问题研究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低迷,“带押过户”政策的出台为二手房交易市场注入了活力,解决了二手房交易“筹集资金难”“转贷时间长”“资金流转不安全”等问题。本文以《民法典》第四百零六条作为“带押过户”的法律依据,通过梳理现存的三种“带押过户”模式的操作流程与特点,建议不仅要积极推行“带押过户”,建立相应的交易流程,还要进一步扩大“带押过户”的交易范围,并加强信息共享,健全资金监管制度,从而进一步防范风险,切实落实“带押过户”政策。

论认罪认罚轻罪案件中未决羁押限制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与少捕慎诉慎押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体现,展现了其当宽则宽的一面。在认罪认罚轻罪案件中限制未决羁押的适用,有着深刻的法理依据和现实基础。当前,我国刑事案件中未决羁押的适用存在强制措施适用不规范、律师参与度不足以及未决羁押工作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为减轻未决羁押对轻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造成的权益侵害,应进一步采用规范强制措施适用、保障律师有效参与、完善未决羁押工作机制等针对性措施,以有效推动认罪认罚轻罪案件中对未决羁押的限制适用。

论少捕慎诉慎押视角下的酌定不起诉制度:界定、问题及对策

酌定不起诉与法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之间存在着适用先后的逻辑关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视角下的酌定不起诉制度仍存在着适用案件占比低、制度适用不充分以及适用的法律依据不统一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应从主客观两个层面出发,寻找解决路径。主观层面上,通过重新检视检察官客观义务,在司法理念上解决检察官不想用、不敢用酌定不起诉制度问题;客观层面上,不断完善酌定不起诉制度配套措施,解决酌定不起诉制度适用不充分问题。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理论诠释与逻辑关系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价值意蕴,是平衡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实现刑事法治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内部关系上,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三个重心之间存在兼容程序性与实体性、理论性与操作性、阶段性与终局性的逻辑结构,这种特征决定了这一刑事司法政策应当坚持系统思维和目标导向,积极稳妥地推进相关制度的建构与实施。在外部关系上,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相辅相成的并列关系,二者分别是程序性司法政策和实体性司法政策,构成了推动我国刑事法治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刑事政策;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与扫黑除恶常态化刑事政策并不冲突,通过综合评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符合法定条件的涉黑涉恶案件也可以适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

身体政治与符号载体:日本导演押井守动画电影中的女性身体研究

作为日本极具个人风格的“作者型”导演,押井守的动画电影呈现了独特的女性身体。女性身体不仅作为押井守动画电影中极为重要的符号载体被展示和指认,同时也始终处在父权律法的管辖和宰制之中。符号化的女性身体成为父权话语实践的另类伪装,从而使得电影中的女性们难以真正逃离父权。

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的刑事立案改革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是当前刑事诉讼推行的一项重要司法政策。该司法政策的出台背景是以司法治理来促进国家和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其直接目标是改善办案方式,加大诉讼程序中的人权保障力度和促进预防犯罪。实践证明,该政策可以有效减少罪犯羁押和实现案件分流,促进社会秩序的恢复和增强社会和谐,但其只适用于刑事立案之后的环节,是在刑事办案过程中的案件合理分流,而不能在刑事案件的入口进行有效分流,因而对促进社会治理多元化、减少社会治理中的刑法依赖的功能有限。为缩小司法犯罪圈、避免社会治理过度依赖刑法,还应当在刑事立案环节同步改革,加大民事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并通过树立实质出罪概念来保持立案的谦抑性。

延安时期少捕、慎押的历史考察及当代启示

陕甘宁边区保护劳动力的客观需求、先进的革命政治理念与边区法制人物的积极推动,是延安时期产生少捕、慎押司法观念的主要因素。陕甘宁边区以形式灵活的立法确立了少捕、慎押的法律规范,并通过严格逮捕程序、明确羁押要件、推动刑事和解等方式,有效降低刑事羁押人数,形成了少捕、慎押的红色司法经验。当代刑事司法中应当贯彻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时俱进契合社会需求,完善不捕、不押后相关配套制度规范,充分发挥刑事和解程序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使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行稳致远。

少捕慎诉慎押政策下逮捕审查的合宪性调控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关键在于尽可能减少对被追诉人的逮捕适用,这对检察机关的逮捕审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逮捕兼具诉讼行为与基本权干预的双重属性,但司法实践往往仅将逮捕作为单纯的诉讼行为对待,忽略了逮捕的基本权干预性质。作为一种基本权干预措施,逮捕适用应当依序通过法律保留原则与比例原则的审查,以此实现正当化证成。基于比例原则的宪法位阶,刑事诉讼立法将其规则化于逮捕条件中,形成了平面的审查框架。这种规则化看似清楚,实则遗留了不少问题。平面框架在实践中存在着实体偏向、逻辑不清、结构封闭等弊端,无法确保逮捕适用的正当性,构成了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落实的重大阻碍。问题的解决应当回归基本权理论,通过比例原则内含的阶层秩序划分逮捕审查层次,并将逮捕立法的相关内容融入其中,构建层次明确、结构开放、思路清晰的逮捕审查体系。

法定犯扩张背景下少捕慎诉慎押的内涵阐释与实现路径

仅从历史延续性角度理解和运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不能适应犯罪生态的变化,会陷入专项整顿的周期循环之中。在法定犯时代,应围绕刑事立法扩张的司法限缩这一主题,解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新内涵:由检察机关独立认定刑事违法性,在检察环节畅通民行刑衔接机制,对全体公民进行平等司法保护。需构建行政专门性问题双向说明机制,以免因检察人员缺乏背景知识,使法定犯案件办理沦为对行政执法结果的确认,走向过度犯罪化。扩大不起诉裁量权范围,不限于“微罪”。引入诉前事实协商和考验评估,能够促成多元化治理,避免过度依赖刑事手段。将实质法益判断与违法性认识纳入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指标,可以降低重刑案件羁押率,防止逮捕绑架起诉和审判。

“少捕慎诉慎押”的法理分析

自我国将“少捕慎诉慎押”确立为刑事司法政策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积极致力于该政策的落实,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然而,目前对于“少捕慎诉慎押”的理解仍需要进一步拓展与深入,政策的落实也存在“少捕”“慎诉”与“慎押”的效应未能全面展开等问题,尤其是在有关“醉驾罪”“帮信罪”等体量较大的轻罪治理中,“少捕慎诉慎押”尚未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这与该政策指向轻罪治理完善的宗旨不相符。基于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应当在准确理解“少捕慎诉慎押”的含义与明确其意义的基础上,认识该项政策的宗旨以及出台背景,分析其在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以推动该项政策在轻罪治理中普遍、长期、稳定有效的落实。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刑事一体化探究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皆是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导向,具有价值一致性和内在统一性。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观念转变不彻底、配套设施不健全、规范细化不完善的问题。由于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分属于不同的刑事司法范畴,必须从刑事一体化的研究范式切入,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行路径:在思想层面上需要协调配合,凝聚共识;在技术层面上需要发展科技,能动司法;在制度层面上需要统一尺度,形成规范。

《民法典》时代动产抵押常见问题及建议

我国《民法典》顺应时代发展及优化营商环境的需求,对担保制度进行了很多改革和创新,尤其是动产抵押领域。银行作为在担保实践中的重要参与者,应根据《民法典》的新要求,及时在实践中调整信用结构设计、担保合同条款约定、押品登记管理和押品日常监管,以最大程度确保担保合同清楚表达双方约定,提升第二还款来源有效性,降低贷款本息风险。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与我国刑法再法典化

刑法再法典化是多重因素决定的重大立法活动,既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又是一个政治抉择问题。刑法再法典化必须以服务和引导我国司法实践走向公平正义为目标,并体现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作为新时代犯罪治理转型的产物,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从宽”的体现,这一新型刑事司法政策具有强调犯罪人的前置性社会复归,实行刑罚犹豫制度等刑事法治要义。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价值取向是保持刑法的谦抑性,包括立法的谦虚与司法的谦抑两个维度。我国刑法再法典化必须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以刑法的谦抑性为观念基础,这不仅要求修正刑法中的“但书条款”,而且要严格限定轻罪的增设,同时,还要推行前科消灭制度,并对缓刑优先适用。

羁押听证制度的反思与重构——以《人民检察院羁押听证办法》解析为视角

羁押听证作为审查逮捕诉讼化改革的重要探索,其制度承担着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的重任。通过对羁押听证概念的厘定,在分析其价值的基础上明确司法实践中运行的现实条件。通过检视羁押听证制度在羁押必要性审查中的运行状况,发现该制度运行存在刻意回避审查重点,在程序启动上赋予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而当事人启动缺乏刚性规定等问题。为适应办案需求,贴合司法实践,提升适用效果,应细化羁押听证程序中审查重点,对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适当控制,明确当事人合理启动条件,重塑以证明责任与证明程序为核心的证明规则。

延长侦查羁押期限问题研究

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司法活动,而完善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制度是落实“慎押”政策的关键。目前,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延押适用条件不合理、延押审查模式设计不科学、被追诉人权利保障机制匮乏等问题。为此,建议完善延押适用条件,重构延押审查机制,构建延押审查中被追诉人权利保障机制,以实现刑事诉讼目的之间的平衡。

论少捕慎诉慎押的生成逻辑、理论意蕴与实现路径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在新形势下罪刑结构及犯罪结构出现明显变化的条件下,对“捕诉押”制度进行的探索。为有效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需要准确把握“少捕”“慎诉”“慎押”的理论内涵,转变“有罪推定”的惯性思维,深刻理解“社会危险性”对“少捕”“慎押”的决定性意义,依法用好用足“相对不起诉”制度,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有效的司法实践经验。

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与完善——以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为背景

“少捕慎诉慎押”是国家面临刑事犯罪结构产生巨大变化、社会管控模式升级转型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入推进的新形势下适时确立的刑事司法政策。该司法政策的核心要义在于确保刑事强制措施回归保障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功能定位,从而形成以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为常态、羁押性强制措施为兜底补充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在“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背景下,公安机关作为刑事强制措施的提请、决定与执行机关,其办案人员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时存在对“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认识不到位、对各项强制措施适用标准掌握混乱、羁押性措施适用率过高、超期羁押现象较为普遍等问题。因此,亟须从转变办案人员司法理念、发挥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替代适用、合理控制逮捕适用比例、健全工作考核机制及责任追究机制等角度,破解公安机关刑事强制措施适用过程中的现实难题。

论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中监督与救济机制的构建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目的在于构建良好的司法生态,适应当前我国刑事犯罪的结构变化,落实人权保障、审慎用权的要求,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依法推进羁押必要性审查是落实“少捕慎诉慎押”政策的重要抓手,可以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在减少社会对抗、化解社会矛盾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监督、救济,有利于及时恢复被羁押人正常的权利状态,保证审查程序的公正性。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监督与救济机制的构建需要从审查程序的内容、标准、责任、构造等方面着手,精准把握、统一适用审查羁押措施的条件,以社会危险性为标准进行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可量化审查,转变既往的错误办案观念,构建正确羁押观。

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的基层检察实践——以B区检察院三年实践为样本

B区检察院深入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全面转变司法理念,为基层检察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要看到,政策配套措施、人员考核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多元主体间司法理念的不协调,制约着政策红利的充分释放。下一步,要针对实践中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强化法治共识,进一步提升少捕慎诉慎押的政策运行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