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江西赣南地区的押租制研究

押租制是封建租佃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产生于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得到急剧发展。作为押租制发展的典型地区，江西赣南地区，其押租制在清代前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闽、广客佃的大量涌入，为赣南押租制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作者以赣南地区为个案，详细剖析了押租制在清代前期赣南地区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表现以及押租制对社会经济所起的作用与影响。针对学术界或肯定或否定押租制的作用，作者指出，对押租制这样一种新型的租佃制度，既要看到它的消极作用，也要承认其积极作用，不能因噎废食。它对佃农的剥削引起了广大佃农的激烈反抗，尤其是它和高利贷相结合，这无疑是消极的、反动的；而押租制对永佃权的促进，对田皮即土地使用权和田骨即土地所有权的分离与瓦解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无疑又是积极的进步的。

论中国历史上的押租制——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押租制是明清时期兴起的土地租佃制度。押租制的先行形态是"执贽受田之俗例",其后慢慢演变为典型的押租制。对于押租制的产生原因与发展状态,学术界大多从封建关系的角度进行解释,而对于押租金金额的决定更没有相关的研究。本文正是基于押租制发展的历史事实,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押租制产生的原因及其演进过程,并利用博弈论相关模型,证明了押租的重要作用,确定了押租金额需要满足的条件。

民国时期洞庭湖区农村土地押租演进考略

民国时期洞庭湖区农村土地押租形式一再变化,种类亦灵活多样,分为常押、轻押重租、重押轻租、加押减租、伴进佃规、庄息、二东君等;押租数量1～4元不等,约相当于一年应纳租谷的数量或价值。押租呈加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农村经济的破产。

押租制与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以苏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人口的快速增加,近代苏南农村和全国各地一样,人地矛盾越来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旨在加重剥削程度和对农民人身控制程度的地租形态和制度先后出现,押租制便是其中的一种。对于押租制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人们对旧中国苏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有一个更为全面系统的认识。

清代四川押租制的起源及其背景

解放前的四川农村租佃关系中,押租制是最主要的租佃制形式。其名称繁多,不下二十种,诸如压租、稳租、稳首、安稳、顶首、随租、上庄钱、田价洋等等,均为押租的异名别称。民国时期,四川农业较发达地区曾广为流传“无稳不成佃”之谚,①所谓“稳”,也就是押租。

清代的押租制与租佃关系的局部变化

租地押金制在明代已经发生，但在清代才正式形成一种制度。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说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土地制度、阶级关系、以及生产力发展等方面的状况和特征。本文对这个问题试作考察。

清代湖南的押租制与土地金融

本文主要利用湖南省湘潭县档案馆所藏的一批清代土地契约文书,对清代湖南的押租制进行考察。清代湖南押租制的主要功能经历了演变,即从地租保证金功能转变为地权交易功能和金融功能。嘉庆年间以后,湖南押租制的金融功能趋于成熟,押租相当于田主向佃户的借贷,押租的利率与市场借贷利率相等,且有单利和复利之别,押租的利率受粮价波动影响,押租本金的数额可通过“加押减租”和“减押加租”机制进行自由调节。佃户的押租债权以土地产权作为担保,田主若无力偿还押租债务,就必须绝卖土地以偿债或让渡土地产权以抵债。田主还可在多种土地产权让渡的场合进行押租债务的转移:在分家时进行押租债务转移,被作为平衡各股所得净资产、提升家庭资产使用效率的手段;在土地绝卖时进行押租债务转移,相当于为买方提供了一笔“购地贷款”;在土地捐献时进行押租债务转移,使捐主得以灵活调整实际捐赠额。清代湖南的押租制作为一种土地金融方式,体现出地权市场与金融市场的高度融通。

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的押租与押扣——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

成都平原是租佃制度发达的地区,押租制度在此地十分流行,不仅对该区域的农村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其自身的一些特点,也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通过对一些县级档案资料和土改档案资料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到近代成都平原的押租与押扣,并非如有关学者所说的仅仅是加强剥削的手段,它们有着更广泛的内涵,是该地区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缴纳押租,佃农不仅获得了土地的佃种权,而且通过押扣的方式使自己交出去的押租金获得了一定的利息。从制度上看,租佃双方的经济关系比清代以前更趋平等。

清代押租制度新探

押租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明清时代新发展起来的一种封建租佃剥削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地主对劳动者的剥削相当惨酷,这是不需要多作说明的。在这篇文章里,只是试图在此前提下,对清代押租制度出现的前提条件、基本特征、类型变化以及其历史作用,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及已发表的有关史料,作一点探讨。意见很不成熟,请给予批评指正。一有一种观点认为,押租制度的发生与发展,是同人多地少的现象相联系的。人多地少,而土地又是集中在地主手中,无地的农民欲求承佃地主的土地耕作,难免发生竞佃现象。

信用、风险与土地市场:民国时期押租制度再研究——以江津县债务类司法档案为核心

押租制度是传统地权结构的重要内容。本文不仅从传统地权结构上阐明了借贷与租佃的相互关系,分析了押金增加所导致的质的变化,即从借贷到加押、到典的变化过程,还讨论了金融与租佃两个市场不同的投资风险。债权转为佃权,即是田主用地租支付欠债。租佃市场的风险大大低于金融市场的风险,债权因此可以向佃权转化。在民间习惯中,金融市场之借约转为土地市场之佃约是常有的现象,而将押金转为借银的交易行为则是不合情理的,主要原因是以实物地租为计量基础的佃权,相对于以货币为基础的债权而言,更有保障,更加安全。本文以江津县为个案,研究认为传统中国乡村的金融市场与土地市场是一个高度流动且高度融合的市场,其中,土地市场具有化解金融市场风险的稳定且强大的功能。

民国川省押租习惯的制度化及其地方实践:以荣县档案为侧重

既有研究多从经济史角度观察近代川省押租现象,在近代法律史视野中,民国四川常见的押租习惯,是观察国家制度与基层实践之间互动的一个生动样本,也是深化对民间法认识的一个侧面。

清代前期押租制的发展

押租制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在租佃关系发展变化中产生的一种新制度,这种制度在清代前期得到迅速的发展。在这一时期,社会上有哪些促进其发展的因素?它在这个时期的发展状况如何?以及它的发展给农民带来了什么后果?以下试就这些方面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农佃押租惯例的历史考察

租佃关系中的押租,是特种形式的地租,或地租的附加部分。它是租佃关系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随着农业危机的加深,抗租斗争的加剧,而日趋盛行。它逐渐由以往只存在于农业经济发达、集约化经营程度较高地区的局部性现象,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普遍现象,几乎成为租佃关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九三三年的调查表明,押租已通行于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南。

论押租

押租是我国一项传统民事习惯 ,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 ,被立法明令废弃。押租在当前民事活动中体现出重要社会价值 ,立法仍否定其效力有所不妥。在承租人返还租赁的不动产时 ,如其有租金或者其他由租赁而产生的债务不履行 ,出租人可在押租中扣除后再返还差额。在转租中 ,承租人虽非所有权人 ,但仍可与次承租人约定押租作为担保。租赁物所有权转移 ,押租权利义务应随之一并转移。

论福建押租制的发生和发展

迄今为止,据我们所掌握资料看,福建是我国最早发生押租的地区,也是实行押租制很普遍的地区。为什么福建会成为我国押租最早的发生地?与其他省分比较,该省具备了那些适合于押租发生和发展的条件?押租在该省发展过程如何?押租的发展对该省农业生产发生什么样影响?在租佃制度发展过程中,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一、押租发生发展过程福建何时开始有押租?这是人们首先关注的问题。据嘉靖《龙岩县志》记载:“受田之家,其名有三,一日官人田(官人即主人也,谓主是田而输赋于官者,其租曰大租);二曰粪土田(粪土即其田之人也,佃丁出银币于田主,

从《乾隆刑科题本》看清代押租制

租地要交付一定数量的押租金,这种做法在明代已开始少量出现,到了清代才形成一种制度。在《乾隆刑科题本》里,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主佃之间因押租纠纷形成的案件,它是研究押租制度极为珍贵的原始材料,而又为其它官修书如实录、地方志所不载。本文根据《乾隆刑科题本》,谈谈押租制的历史及其产生的原因、押租制的特点以及押租制在清代农业租佃关系中的作用。

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押租制

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包含着许多特点,而这些特点,对于社会经济的组织形态和历史的发展方向,都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正确的理解这些特点产生的根源,它们的性质和作用,是正确地理解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历史问题的关键。其中土地租佃关系是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史上关系重大而又非常特殊的问题。

凉山彝区近代土地租佃及押租制

一、凉山彝区土地租佃的由来 近代凉山彝族社会基本上处于奴隶制历史阶段。在这个社会制度下,社会成员依据血缘关系和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划分为诺合、曲诺、阿加和呷西四个等级。他们分别是奴隶主、自耕农(但仍同诺合保持一定的人身隶属关系)和奴隶。限于彝区简单粗放的生产方式和诺合个体家庭力量的单薄,以及人均耕地面积偏少等缘故。凉山彝区的奴隶制难以采用强迫奴隶集中劳动的庄园制形式从事生产,只能以诺合个体家庭为单位经营。

近代河南租佃制度述略

一近代河南与全国其他省区一样,地主阶级占有大量的土地(据本世纪30年代中约计,相当于全省耕地总面积的50%左右)。这些土地少部分用雇工(长工、月工)方式经营,大部分租给农民耕种。通行的租佃形式名目繁多,可大别之为定额租制和分成租制两大类,简述如下: (一) 定额租制。有实物定额租制和现金定额租制两种。与此相关联的还有预租、

民国民法中的佃:传统制度的现代法律实践——以新繁县民国司法档案为佐证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佃"在近代法律转型中纳入到西方民法体系之中,但由于中西法律概念的差异和中国特殊的法律背景,中国传统的"佃"在法律上游离于物权和债权之间,从确认为物权制度中的永佃权到逐渐被适用于债权法中的租赁契约。"佃"所涉及的押租和转租由于已成为地方习惯广泛存在且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的经济环境,故虽为法律所禁止,但在司法实践中则被基层法院所默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