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里吐谷浑王族任职押蕃使问题再探

本文利用出土的墓志铭对投附唐朝的吐谷浑王族成员充任押蕃使诸职作了专门性讨论。首先对押蕃使不同的名称做了辩解,继之将其纳入到羁縻府州与节度使体系的转换之中,揭示出这种转换所蕴示的唐廷周边政策由行政监理向军事控制的转轨路径。原本与羁縻府州之内的行政系统并立的旨在掌握蕃族军务的押蕃使,在节度使体制内随着王朝控制力的上升,其职务连同吐谷浑王族地位转而下滑,似乎是朝廷对军队控制强度增大的必要代价,这至少是内附蕃族文化转型与主体结合的一种形式。

唐代的押蕃使

押蕃使是唐代于缘边地区设置的管理外交与民族事务的使职。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在论述唐代的使职时，列举了内外使职四十种，其中“外任则有节度使、观察使、诸军使、押蕃使……”等。押蕃使是外任使职中比较重要的一种。但是这个问题迄未引起学术界之注意，尚无专文论述这一问题，故试略述之。

试论唐代的押新罗渤海两蕃使

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是唐朝中期新设立的使职。该使职的设置主要由两方面原因促成:一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安史之乱的平定接近尾声,以唐朝为核心的东亚政治格局需要恢复;二是平卢、淄青特殊的地理位置———临近东亚、东北亚地区,是该地区与唐朝交往的门户。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之职设立之后,在不同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该使职的设立、人选、运作以及受重视程度等方面的考述,可以看出其与唐和新罗、渤海兴衰的对应关系。

押蕃舶使、閲貨宴與唐代的海外貿易管理

一、押蕃舶使唐代史籍中記載了一種管理海外貿易的使職——'押蕃舶使'。對此,中外學者多有論述。日本學者藤田豐八最早指出,'所謂押蕃舶使若是指統制與此等西南海國通商上的官吏,則即爲市舶使','市舶使即押蕃舶使,當時是宦官所任之職'[1]。桑原騭藏則認爲:'市舶使之稱,唐人記録己有之。當時又稱押蕃舶使,或監[市]舶使。'[2]中國學者有沿襲此説者。

试述唐前期平卢节度使的职官兼任

唐代平卢节度使始置于开元七年,与营州都督共同负责营州军政事务,在官职任职中,平卢节度使多以他官兼任,相继以营州都督、柳城郡太守、营州刺史充任,且多兼充支度使、营田使、运使等职,或摄御史中丞(大夫),亦兼押蕃使。

七至九世纪中叶唐代党项的内迁及管制探析

贞观时期,唐政府在党项之地广设羁縻州,党项拓跋部归附唐朝,双方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吐蕃的崛起却打破了这种平衡.最早到高宗乾封年间,吐蕃不断向东侵蚀党项的居住地,党项各部不堪吐蕃的压迫,向唐王朝请求内徙.本文以“安史之乱”为时间节点,通过分析党项迁出地和迁入地,将党项的内迁过程大致分为两大阶段进行论述.党项迁入之初,唐政府仍然对其羁縻统之,而随着帝国自身军事需求的增加以及对内迁党项控制的需要,唐朝统治者对党项的管理策略进行了调整：将以羁縻州为中心的行政管理制度转换成了节度使领导下的押蕃使制度.唐政府是如何以押蕃使为核心实现这一制度性的转换,也是本文试图揭示的重点.

唐代广州二题

本文选取唐代广州城市发展史相关二题作论证。史籍载唐代广州'州城三重',学界曾有不同诠解。本文认为讨论双方均立足于对城市状况的理解而不是制度的依据,'州城三重'的说法出自子城制度,指的是以子城为主体的罗城、子城、牙城合构成三重,并依据文献对此作论证,进而分析唐代广州城是一座由原来城市面貌反差甚大到全面提升的转型期的大城市,并对唐代广州城市布局及居民情况作论述。述及广州外贸史,许多著述提及唐代在广州设市舶使,由此涉及押蕃舶使、监舶使、市舶使与结好使等概念。本文对这些概念的诠释及其与唐代广州外贸史的关系进行了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