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抽象司法解释的时代定位与纠偏

当前的刑法抽象司法解释获得了法理与事实、国内与国外的认同,除彰显解释刑法的功能外,还激活了价值导向与反哺刑法的能力。然而刑法抽象司法解释特别是一些解释内容存在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的嫌疑,不但有"沉疴",而且有"新疾"。刑法抽象司法解释的正当性,除有赖于创设者恪守抽象司法解释本身的权限和边界,适时自治更新和慎重创设以外,更需要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抽象司法解释的监督和审查机制。

新中国司法解释六十年

司法解释是一种深刻地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着我国60年法治实践的力量。我国的司法解释沿着两条主线发展:一条是规范性的,体现为司法解释体制之演进;另一条是事实性的,体现为司法解释实践之展开。我国的司法解释应当沿着逐步去抽象化并逐步建立判例司法解释基本制度的方向发展。

论我国司法解释体制的重塑——兼论司法解释判例化趋向

我国司法解释在统一法律适用,完善法律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司法解释体制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存在诸多弊端,需要重塑体制,予以改革完善。判例的引入是改革司法解释体制的良好契机。应建立抽象性司法解释与判例司法解释并存的司法解释机制。具体从单一司法解释主体、确定抽象性司法解释的范围、废除案件请示制度、建立配套的三审终审制以及判例司法解释制度和司法解释监督等方面构建我国新的司法解释模式。

最高人民法院抽象性司法解释探析

在我国二元一级的司法解释体制下,最高人民法院的抽象性司法解释以及所表征的准立法特征已成为当前的普遍趋势。但是,因其脱离具体的条文及关联个案而不符合《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及《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的"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这一解释对象的要求。同时,从历史、体系解释、法理层面分析可知,做出抽象性法律解释案是《宪法》和《立法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属权力。因此,尽管抽象性司法解释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及相当的工具理性,但在合法性评价上还需高榷。

刑法司法解释视域下的法院案例指导制度

案例指导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法律适用机制,其主旨在于统一法律适用,指导性体现在判决理由的说明,优势在于其实务性和开放性。案例指导制度很好地克服了抽象司法解释的诸多不足,是对具体法律适用解释价值的体现和认可。该制度对于提高裁判文书的论证说理性和法官解释法律的能力有着操作层面的意义。

论刑法的“网络扩张”——兼评“关于网络诽谤等犯罪的司法解释”

针对网络失范向现实社会蔓延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及其引起的司法难题,"两高"通过颁布抽象性司法解释的形式作出应对,实现了刑法的"网络扩张","关于网络诽谤等犯罪的司法解释"便是刑法向网络扩张的典型代表。由于我国的传统刑法立足于现实社会,"现实"刑法在应对虚拟网络犯罪时具有局限性,扩张性司法解释也只能暂时应对网络犯罪的变化。根本上解决网络犯罪问题,需要克服我国目前大一统刑事立法之局限,针对网络犯罪制定专门的网络刑事立法。

我国法院司法解释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的抽象司法解释尽管具有其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法性,但这种不以个案为背景的司法解释存在诸多问题。在域外,由最高法院制定抽象司法解释的做法极为罕见。司法解释是司法过程的必备环节,但司法解释不能脱离个案,脱离个案的抽象司法解释有侵犯和僭越立法权之嫌,且与立法机关"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性立法形成恶性循环。考虑到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最高人民法院的抽象司法解释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但应尽量抑制和减少抽象司法解释活动,加大指导性案例的供给,并允许地方高级、中级人民法院遴选和确定指导性案例,此外还应该肯定法官针对个案的法律解释与法律续造权力。

犯罪“网络异化”与刑法应对模式

针对网络中"信息失范"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与司法难题,"两高"以抽象性司法解释的形式实现了刑法向网络空间的扩张。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犯罪在进入虚拟网络后会脱离其在现实社会中的原有形态,犯罪在网络中"异化"。我国刑法立足于现实社会,现实刑法在应对虚拟网络犯罪时具有局限性,对刑法扩张解释只能暂时应对网络犯罪的变化,无法克服我国大一统刑法典模式的局限性。而有效治理网络犯罪,需打破我国刑事立法模式的局限和束缚,针对网络犯罪的特点专门制定单行网络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