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抽象审查程序的发展及其运作分析

在世界各国现有的宪法审查制度中,抽象审查占据重要的地位。宪法抽象审查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奥地利1920年宪法,首创了宪法法院负责实施法律之合宪性审查,但直到二战后宪法抽象审查才在欧洲大陆国家被继承开来,德国现行宪法确立了联邦和州两级宪法法院专门审查法律法规的合宪性的模式,法国确立了由宪法委员会进行的宪法审查模式,并且在审查机制上呈现出一种与具体案件裁决无涉的独有特色的抽象审查程序。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抽象审查权

在大陆法系国家宪法法院制度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制度是比较完善的。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诸种管辖权中，抽象法律法规审查权和具体法律法规审查权更为完善和具体。本文阐述了德国违宪审查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论述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法律法规进行抽象违宪审查的内容、条件、标的和标准、原则和程序；

行政法规的违宪审查研究

行政法规的违宪审查是一国违宪审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现行法律文本规定,意在勾勒出中国行政法规违宪审查制度的基本框架,并基于对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同类型规范的审查制度的比较研究和借鉴,对当下制度作一定的审视和批判,最后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日韩违宪审查制度比较及其启示

违宪审查是维护宪法权威、保障人权的基础性制度。日本违宪审查制度的特点是以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为主体,通过具体的案件进行附带式的违宪审查,其审查对象是法律、命令、规则和处分。韩国则由专门的宪法法院来行使违宪审查权。日本和韩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均与我国目前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层面进行的宪法审查不同。考虑到日本和韩国在违宪审查制度方面的有益做法,我国可以采取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置专门的宪法委员会对法律和行政法规进行违宪审查,同时各级法院对除法律和行政法规之外的法规等进行违法审查,这种二合一的模式符合我国的宪法框架,也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论建立我国双轨制违宪审查机制——从“孙志刚事件”谈起

违宪审查包括对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等的“抽象审查”和违反宪法的行为的“具体审查”。我国应根据违宪审查的形式和价值目标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轨制违宪审查机制 :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承担违宪的抽象审查职能 ,司法机关 (人民法院 )承担违宪的具体审查职能。权力机关抽象审查和司法机关具体审查相互配合和协调 ,构成一个完整的双轨制违宪审查体系。双轨制违宪审查机制坚持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地位 ,同时又充分发挥了人民法院在违宪具体审查中的司法职能 。

论宪法审查机制间的交错兼容

普通法院、宪法委员会、宪法法院三大机构模式可归结到具体审查与抽象审查两大审查机制分析框架之中,其在组织结构、审查程序、审查对象、判决效力上构造的不同实乃具体审查与抽象审查两大审查机制作用之分野,然而随着美国与欧洲传统上的权力分立原则陷入危机,三大模式已不能就其审查者究竟是在行使司法权还是在履行政治功能自圆其说,因此由宪法审查的司法性或政治性所带来的具体审查与抽象审查两大机制间的差异也渐渐淡去,在整体上呈现出一幅交错兼容的景象。

论我国立法监督制度中的附带性审查——兼析《立法法》关于立法监督之规定

单纯由国家权力机关承担立法监督职责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只有把立法机关的抽象性审查同人民法院的附带性审查结合起来 ,才可能使立法监督工作真正落到实处。附带性审查不仅在理论上是必要的 ,而且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已大量存在。为了使其更为有效地运转 ,附带性审查应当采用级别管辖的原则 ,同时应当具备附带性、非终局性、审查范围有限性的特征。《立法法》关于立法监督的规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仍有值得改进之处。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规范合宪性审查的程序类型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立后,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重心应当转向程序类型的建构。未来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承担的合宪性审查职能,应以规范审查为主要内容,审查对象应扩大至法律,且应以事后审查为主。具体而言,可以设置的程序类型有抽象规范审查、具体规范审查和宪法诉愿三种。抽象规范审查在实践中作用不彰,又有可能成为政治争议的延伸;具体规范审查实现了合宪性审查机关与法院的联动,是比较有效的程序类型;现阶段宪法诉愿的对象应当限定为法规范,而不包括司法裁判。

论法国的违宪审查程序

作为西方民主国家之一的法国,对违宪审查制度长期采取谨慎的立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司法审查或者宪法法院审查的模式,第五共和国设立宪法委员会的初衷只在为政府权力保驾护航。历经数次改革,法国违宪审查在人权保护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一直以抽象审查为核心。2008年的宪法改革,将法国传统的司法机构——最高法院与最高行政法院作为合宪性先决问题的申请主体纳入了违宪审查的程序之中。法国的违宪审查,事前、事后审查并存,互相之间形成了有机的补充,这对法国宪政与人权制度的发展意义非凡。

抽象行政行为监督现状和问题的探析

本文对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机制所存在的缺陷进行了逐一分析,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角度出发对其产生根源进行了探求,并希望能从公益诉讼角度打开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突破口。

论我国宪法解释的提起人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提起人有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有关学者起草的《宪法解释程序法》将其一分为三:一是抽象审查性解释的提起人,基本包括上述主体,同时增加了60人以上全国人大代表或者一个代表团,建议增加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并将一个代表团改为两个,同时去掉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二是具体审查性解释的提起人,包括最高法院(提起权)和在审法官及当事人(建议权),建议再增加最高检察院;三是宪法诉愿的提起人。宪法诉愿与具体审查性解释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社团企事业组织及个人提出宪法解释的权利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只能推论出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有提出法律解释的建议权不同,有关专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解释程序法(专家建议稿)》明确规定这些组织及个人有宪法解释的提起权,其第十一条规定了个人请求的条件,即宪法诉愿制度;但这并非赋予他们在具体审查性解释和抽象审查性解释中的提请权。准司法化应是我国目前宪法解释的发展方向,通过司法途径将民间的活力纳入国家机关体系,是克服官僚主义的根本之道,也是激活宪法实施制度最简便、最有效的措施。

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刍议

我国行政诉讼法中没有对行政诉讼的类型作出明确的规定,这给行政诉讼的实践带来许多问题。行政诉讼的类型化问题,是 20世纪以来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之一。分析在我国建构行政诉讼类型所要考虑的各种因素,拟将我国行政诉讼的类型划分为:撤销诉讼、确认诉讼、变更诉讼、义务履行诉讼、给付诉讼、公益诉讼、机关诉讼和抽象规范审查诉讼等八大类型。

论新修订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制度

2015年施行的行政诉讼法拓展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以"行政行为"取代旧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拓展行政诉讼通道;扩充旧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肯定列举"事项的范围,加强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规定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可作为司法审查的范围,深化对行政权的源头治理。此次修订成绩可圈可点,但问题也不能忽视。我们有必要适时进一步完善受案范围制度:以行政争议代替行政行为作为受案标准,建立抽象行政行为司法独立审查制度,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抽象规范审查程序

德国违宪审查制度是最具代表性的宪法保障制度之一。抽象规范审查是为弥补美式具体司法审查的不足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客观规范审查程序。抽象规范审查是在由于联邦制而形成的规范审查、法官的规范审查权以及规范审查权集中于宪法法院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本法对抽象规范审查程序作了规定,联邦宪法法院则对之作了具体化。经由对基本法和联邦宪法法院法有关抽象审查的受理要件、审查依据、判决形式和效力、特别程序的规定以及相关学说与判例的介绍和分析,可以发现,即便在德国,抽象规范审查作为宪法保障制度所发挥的功能也非常有限,在缺乏具体案件的情况下,宪法法院不仅可能对法律难以有充分的认识,而且容易沦为咨询机关及政党斗争的工具,损害司法权威。

试论行政诉讼中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限度

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没有将规范性文件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是将其纳入人民法院附带审查的范围,即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可以附带审查作为行政行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与西方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不同,我国法院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具有审查方式的附带性、审查范围的有限性、审查目的的针对性、审查深度的有限性以及处理方式的有限性等特征。只有明确了我国法院审查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界限,才能正确把握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分寸和火候,从而做到不缺位、不越位。

司法权与违宪审查制论的50年

司法权与违宪审查制论的５０年户波江二莫纪宏译于敏校一前言日本国宪法引入违宪审查制度，赋予法院违宪审查权就要经过５０年了。此间，提起了许多宪法案件，法院也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宪法判断。学说上对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应有状态也从各种各样的角度进行了探讨。①分...

公司章程的多层次审查:投服中心的初始贡献

公司章程自治日益成为一个理论问题,其合规性和正当性审查也日益并且应当成为资本市场、证券监管和公司法律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无论是公司登记机关、产业监管部门,还是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法院,还是以法定公益股东定位的投服中心,也都面临这一问题的挑战。诸如控股股东滥用股权、小股东权利保护等重大命题,都与章程审查密切相关。本文对章程审查的必要性、现有审查的法律体系和层次进行了总结,结合投服中心已开展的工作,对所有上市公司章程梳理的初步结论进行了阐释,并对未来的工作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