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德莅与《圣谕广训》的拉丁文译本

晁德莅作为意大利籍的耶稣会士,倾力接续利玛窦以来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基础性工作。从晁德莅整套《中国文化教程》的布局来看,将《圣谕广训》置于第一卷,作为入门材料学习中国普通百姓的口语民谚,与此前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极重视研习儒家经典的文化态度有较大区别。《圣谕广训》作为清代道德伦理及政治教化学说的代表性文本,新教传教士米怜及鲍康宁都持有强烈的基督教立场的批判态度,而在晁德莅《中国文化教程》第一卷翻译《圣谕广训》的序言中,并无这种文化偏见。《中国文化教程》的撰写,其历史背景与19世纪70年代以上海徐家汇为中心的新耶稣会士所创设的"江南科学计划"紧密相关。其中,晁德莅负责汉学部分,为新来的天主教传教士提供汉语学习的课程读物。晁德莅《中国文化教育》的文本布局与这一时期天主教在华活动策略调整可能存在关系。

欧洲拉丁文四书首译本新探

在以往东学西渐思想史研究中,德礼贤所发现的罗明坚稿本被认为是最早的四书拉丁文译本,其《大学》部分手稿经波塞维诺整理首次出版于欧洲。然而,该印本与稿本间存在重要差异,反映出译者身份的复杂性。两种拉丁译本间的差异不应简单理解为修辞术语或行文结构层面的区别,而更多地展示出欧洲奥古斯丁主义传统影响下的立场分野。这种分野使得首次进入欧洲的四书呈现错综的历史脉络,透射出早期耶稣会士对华的不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