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追诉困境及其破解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法定追诉模式共经历了“司法主动型”“职权配合型”和“自诉补充型”三种阶段。实践中,拒执罪的追诉程序启动困难,难以实现其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刑事治理目标,具体表现为“职权配合型”追诉模式因职权异位向“司法主动型”追诉模式逆向发展,“自诉补充型”追诉模式因自诉制度的固有缺陷以及拒执罪的特殊性而无法发挥自诉权的救济作用。破解拒执罪的追诉困境,应当放眼追诉模式之外,从刑事诉权理论维度寻求方案,以“取消自诉,优化职权追诉”为突围路径,摒弃空置的自诉模式,在理顺拒执罪中公检法三机关权力逻辑的基础上,合理分配考核指标,加强调查权与侦查权衔接,激活检察机关的角色。

逃离管制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管制刑是我国一种特殊的刑罚方式,通过限制犯罪分子的一定自由,对其进行社区矫正。犯罪分子需要依法履行义务,不得未经批准擅自脱离监管。然而,目前针对管制犯违反相关义务逃离管制的行为,现行法律缺乏明确的制裁规定。为增强管制刑的效果,维护刑法尊严,本文从可行性和必要性的角度分析认为,该行为满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构成要件,并且依法对逃离管制行为进行严厉制裁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有利于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因此,应将逃离管制行为定性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情节严重”之实例考察——以2014年全国法院385份一审判决书为样本

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的行为并非一经实施即构成犯罪,而是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司法实务中,一般只要能证明被告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就认定其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导致该罪的犯罪圈被不当扩大,违背了刑罚谦抑原则。《刑法》第313条中"情节严重"是指"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而"无法执行"是指永久性执行障碍,包括部分无法执行。判断判决是否达到"无法执行"程度,应当坚持穷尽原则。

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构成之改革

拒执罪以立法形式出台以来,虽对"执行难"的情况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由于在犯罪对象、犯罪行为、犯罪主体等构成要件方面存在重大立法缺陷,致使执行实务中适用此罪的情形尚不多;在"诚信守约"的社会风尚遭到严重破坏的新时代背景下,除保护其法益之外,拒执罪的任务还应包括保护"社会信用";拒执罪应以保护"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正常执行活动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权威性"和构建"社会信用体系"为改革方向,以与其他相关的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制度形成动态衔接为改革方法,从犯罪对象、犯罪行为和犯罪主体三个方面对犯罪构成进行改革,从而改善本罪的适用状况、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对民事强制执行的保障

完善的强制执行制度特别是妨害执行的刑事责任体系对于解决"执行难"问题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强制执行领域中的刑事责任所涉及的主要罪名就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明确拒执罪的必要性及其司法适用中的若干问题,是完善民事强制执行制度和维护法律权威的重要途径与刑事保障。虽然《刑法修正案(九)》对拒执罪的主体范围和惩罚力度都作了合理修正与完善,但本罪在适用范围、规制起点特别是追溯程序等方面的问题依然是未来立法的完善方向。

论完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在犯罪构成要件及罪数形态等方面均存在不完善之处,为更好地维护司法权威,应扩大犯罪主体,重新确定客观方面,澄清保护客体,并对共同犯罪等问题作实事求是的评价。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之追诉程序探讨

造成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法律文书"执行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本罪追诉程序的启动上往往单纯依靠某一种追诉模式,未能将自诉程序和公诉程序的各自优点结合起来,以实现优势互补。在实践中还应该考虑打通二者之间的适用壁垒,实现双向的合理转化,以便于有效打击犯罪,节约司法资源的,提高司法效率,保证程序公正。

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司法认定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属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核心要件。对于被执行人账户资金往来与转移、隐匿资产的判断而言,应着重分析资金往来背后所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不能仅以资金往来的存在而认定有罪;在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所确认的债权与其他债权之间,当事人选择先行偿付其他债务,并非对司法活动的妨害,不能认定有罪;对于“高消费”行为的惩处,应强调相关规定的递进关系,只有违反禁令且拒不悔改的行为,才能认定有罪。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立法述评——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自1997年刑法修订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从妨害司法罪中单列出来后,十几年来,对该罪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刑法修正案(九)》将单位主体入刑,适应了单位犯罪能力的范围,保障被害方合法权益有效救济的同时也推动了刑法变迁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共融,使本罪立法日趋合理。但是,增设"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将面临着合理解释的困境,与当前的轻刑化趋势有相悖之处且其刑罚目的合理性也值得质疑。

执行难背景下财产线索发现方式及路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例为分析样本

研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相关案例,对于梳理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的手段和方法、进而拓宽发现强制执行财产线索的方式和路径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经过筛选,获得与规避执行有关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裁判案例270件;并以处置财产种类为主线,结合个别较为常用处置方法,从银行账户、房屋、土地等不动产、机动车、股权、保险账户、支付宝账户、其他财产或方式等角度汇总整理相应财产的处置方式,进而为后续分析财产线索的发现提供借鉴基础。从样本案例及实践角度,除针对财产发现方式与路径提出相关建议外,同时建议人民法院应当进一步加大与相关部门或主体的协同力度,重视法律共同体尤其是律师群体的专业配合,规范中国裁判文书网裁判文书编辑标准。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诉讼程序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的判决、裁定由于各种原因得不到落实.随着社会的发展,执法环境的变化,"执行难"已成为维护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发展的一大痼疾.……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法治思考

刑法创设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法院所作出的判决、裁定在生效后难以执行的问题。尽管我国的刑法及司法解释对该罪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执行难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可以说执行难问题在我国广泛存在有其一定的社会根源,因此法治理念的培养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

海事海商案件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诉讼管辖问题研究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并非属于作为专门法院的海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却有可能发生在海事法院主管的海事海商(执行)案件中。由于海事法院地位的特殊性、海事海商案件审判的专业性等因由,如何确立海事海商(执行)案件中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诉讼管辖成为一个现实和紧迫的问题。全面考察有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诉讼管辖规定的立法变迁,认真审视各方面观点的优劣,在坚持合法性、合理性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海事海商案件审判实践的专业性、特殊性,把握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公诉与自诉并行的现实情境,并经海事法院司法管辖改革发展的合理预期验证,确立法定原则为主、便利原则为辅的海事海商案件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诉讼管辖模式,是较优的选择和应当坚持的发展方向。

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规定的缺陷与完善

执行难问题已成为人民法院工作中的突出问题,通过刑罚手段惩治拒不执行行为,不失为解决执行难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我国《刑法》及相关立法、司法解释对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的规定既存在实体法上的模糊与空白,也存在程序法上的不协调。通过对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适用范围的界定、情节严重的认定和诉讼程序的设计,明确该罪的规范含义,规范该罪的程序环节,从而保证该罪在执行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抚养权强制执行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衔接——以双轨制执行模式为视角

长期以来解决执行难的举措都以实现财产权为主要目标,忽略了抚养权强制执行的应有地位。财产法本位的固有思维与制度背景造成了实务界对抚养权强制执行存在误读,是执行难的一大原因。抚养权强制执行措施的间接性是执行难的另一原因。同时,抚养权强制执行涉及与刑法的衔接,但对前者的长期忽略,导致了拒不履行抚养权判决、裁定的实行行为类型付之阙如,造成了罪刑适用的混乱。基于实证法,可总结出双轨制执行模式以作为连接执行与拒执罪的桥梁,从此视角入手,能为抚养权执行中罪与非罪、行为主体、罪的行为类型、量刑的合理化提供有力的分析路径,推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日臻完善与体系化。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实务问题探析

解决"执行难"问题,应当发挥刑法的威慑功能,激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应有潜力。通过对涉及的九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梳理发现,立法层面对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规定已经较为完备,实体与程序两方面均得到了不断修改与完善。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犯罪情节认定并未统一、追究力度薄弱、实际追究效果不佳等诸多问题。对此,应作出五方面的改进:建立和落实公检法协同打击机制、不断完善法院内部的协调配合机制、注重发挥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的作用、对追诉方式予以改进、探索拓宽司法警察的职能范围。

论工程建设领域中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极少,很大程度上源于刑法理论上并未对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与民事规避执行行为的区别予以充分讨论。本文通过结合司法实例,在对此问题进行刑法教义学分析的基础上,将有关结论与工程建设领域这一特殊领域的相关问题结合起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判决、裁定要求行为人支付一定数额财产时,行为人有能力履行,但故意实施使应当执行的财产物理灭失或法律灭失的行为;或在判决、裁定要求行为人实施特定行为时,行为人经多次通知履行而拒不履行或故意设置障碍等情况时,构成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之罪。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诉程序的完善研究——以审执分离背景下法院的角色厘定为前提

司法实践中,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面临适用率低、程序启动难、执行法官适用动力不足等困境,导致其在制裁"老赖"、化解"执行难"以及维护裁判权威上的功能几近空置。实质上,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司法适用困境的根源主要在于相关程序机制的运行存在障碍。如何破除追诉程序的运行障碍,打破审判与执行主体竞合的局面,需要厘清法院的角色定位,进一步明晰各主体的职责界限。具体可以尝试变更执行主体,实现执行权配置三分法,将行政非诉执行交行政机关,刑事财产刑执行交侦查、起诉、刑罚执行机关,民事执行等其他内容交法院执行局。法院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实行异地审理,避免审判与执行法院再次竞合。同时,推行双轨模式,对于行政非诉、财产刑执行中的抗拒执行犯罪行为,沿用传统公诉模式;法院对于民事执行中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行为,借鉴监狱内犯罪赋予法警部门立案侦查权。在具体实践中实行执行权、侦查权横向和纵向分工制约,案件移送异地审理,确保程序公正。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的因果关系及责任认定研究

当前随着市场经济转型期社会弊端的凸显,司法体制和执法环境的不健全,导致个人拒不执行或者是以暴力抗拒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情况逐渐呈上升趋势,针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特殊情形和法律规定的模糊之处,就有讨论的必要.本文拟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分析几种特殊因素对被执行人的行为与结果产生的影响,以及相关的责任认定.

拒不执行刑事判决、裁定行为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范围作了全面扩张。从执行状况来看,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绝大多数适用于拒不执行民事裁判的情况;拒不执行刑事附带民事裁判以及罚金刑的情况虽然严重,但极少适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处罚。即使《刑法修正案(九)》升高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法定刑,但仍然量刑畸轻,与其他罪名不相协调。可以将拒不执行刑事、行政裁判的情形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分离出去,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改造为"拒不执行民事裁判罪",提高法定刑;同时通过罚金刑易科、恢复性司法等制度弥补刑事裁判执行难之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