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的整体主义实现

个体主义范式的自动化决策拒绝权以人的主体性为价值内核,依靠个人的理性和自主控制能力,以个人的自我保护为主展开。在此范式下形成的自动化决策二分法和个人自主检视模式难以使自动化决策拒绝权充分实现,无法对数智化社会的自动化决策风险进行有效回应。整体主义将事物整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强调事物之间的系统性关联,与我国自动化决策拒绝权构建的基本逻辑相契合,能够为自动化决策拒绝权提供方法论基础。整体主义要求自动化决策拒绝权在价值内核上坚持人的主体价值与共同善的统一,在适用条件上强调基于整体思维的组织结构标准,在实现方式上基于先在规制对义务体系进行重塑。

自动化行政中的算法决策拒绝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将对个人信息的利益保护转变为对算法决策的行为规制,并赋予个人拒绝算法决策的权利。基于该法的公法属性及其在行政领域的适用性,相对人享有在自动化行政中的算法决策拒绝权。面对算法决策方式对行政法治的技术挑战,拒绝权能够丰富相对人在自动化行政中的权利体系,发挥对抗算法决策异化的功能。算法决策拒绝权具有保障相对人参与自动化行政过程,并在设置与改造的程序装置中予以实现的程序属性,以及在权利地位上能够请求利益实现与法律保护,在权利内涵上能够主动选择的积极属性。相对人算法决策拒绝权的实现,需要结合该权利的程序属性和积极属性,构造在自动化行政不同环节的具有即时性特征的行使规则,包括算法决策方式选择规则、算法决策过程脱离规则和算法决策结果抵抗规则。

“离线休息权”并非简单的加班拒绝权

数字技术改变生活,也改变生产方式。在线工作、远程工作、居家办公因数字技术发展而成为可能。生活空间、时间与工作空间、时间的界限因此被打破,这是数字时代劳动领域面临的最大变化之一。

消费者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研究

消费者信息权益保护一直以来都是信息保护中的重中之重。当前,在平台大肆运用自动化决策手段的背景下,消费者自动化决策拒绝权之于消费者自身信息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消费者在行使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的路径中存在平台入口隐蔽、取消自动化决策困难等问题,而诉诸法律诉讼又面临举证困难的尴尬境地。我国应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条例》对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的解释,构建应对平台滥用自动化决策的规制机制。平台应当将保障信息权益价值融入自动化决策算法之中,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健全消费者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的全生命周期保障体系。

认真对待数字社会的个人拒绝权

数字化不等于美好生活。必须正视拒绝权的价值,允许个人拒绝特定的数字化应用或其结果。数字社会的个人拒绝权具有丰富的制度资源,根据权利来源、表现形式、规范属性的不同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类型。这些拒绝权均有派生性、非支配性、包容性和场景性的核心特征。在数字社会中,数据与信息成了重要的生产要素,形成了“公权力—私权力—私权利”的三元博弈结构。数字社会的个人拒绝权是数字社会行为规律的客观需要,是技术伦理升级的基本要求,是数字人权保护的题中应有之义。值得注意的是,拒绝权不等于拒绝数字化。个人拒绝权的对象限于违法的数据处理以及其他法定的特殊情形,个人拒绝权的对应义务应从数字政务服务的选择、数据处理的告知、数字产品的设计以及数字素养的提升四个方面进行重塑,并且,个人拒绝权的具体适用应在法定条件下进行利益衡量。

自动化决策中个人拒绝权的制度困境与应对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自动化决策个人拒绝权的相关制度设计,为算法支配下的个人权利提供了新的保护路向,然其仍存在衔接机制不明、关键词语模糊以及除外制度缺失三方面的问题。为有效化解该规则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适用难题,应当从立法层面明确个人有请求人工干预的权利,细化对“重大影响”的认定,新设适用除外规则,完善个人拒绝权除外适用时的权利保障体系。

个人信息拒绝权的界定与适用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4条规定了一般性的个人信息拒绝权,从法律中拒绝概念的内涵、《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3款、第27条中所规定的两种具体拒绝权来看,个人信息拒绝权就是在选择退出的逻辑下,由个人所享有的针对法定权限、无溯及效力的终止形成权。这一内涵理解也与比较法上个人信息拒绝权的内涵特征相契合。个人信息拒绝权的外延则不仅包括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3款、第27条中的具体拒绝权,而且包括了针对第13条(四)项下无因管理型合法权限的具体拒绝权。此外,第13条(二)项下是否存在具体拒绝权也有解释的空间。个人信息拒绝权作为形成权,其生效时点的认定应当采取到达标准,其行使原则上不得附条件和期限。拒绝权的例外实际指明了限制个人信息拒绝权的三种思路和方法,但这三种方法的适用本身也受到限制。在第24条3款、第27条下具体拒绝权适用的特殊问题则主要体现为特别的构成要求。

行政法上的公民拒绝权研究——以人权三种存在形态理论为分析视角

转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频频出现的公民直接抵制公权力活动的现象值得关注,人权三种存在形态理论为公民拒绝权研究提供了独特分析视角。作为人的一项应有权利,公民拒绝权源自近代宪法思潮中的抵抗权。行政法律规范对公民拒绝权的明确认可,实现了其由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的飞跃,标志着行政相对人主体性的回归。公民拒绝权由法定权利向实有权利的转化,有赖于无效行政行为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和行政诉讼类型化思潮的兴起则为此提供了宝贵契机。

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与公民拒绝权

本文通过对公定力的概念、功能等进行介绍,提出在民主法治社会里公民拒绝权概念。笔者主张在“有限公定力”推定下,允许公民拒绝权的存在,并列举出拒绝权的存在范围,从而使“公权力”与“私权利”达到较为和谐的“平衡”。

试论公民拒绝权

公民拒绝权是从自由权利中派生出来的一种宪法性权利,有着丰厚的理论底蕴和强烈的时代需求,体现了对人的主体性精神的认可,对于依法行政、树立政府权威,弥补传统行政救济的缺陷,培植公民对自由的追求和法律信仰,促进现代社会的稳定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博弈视野下的刑事证人证言拒绝权

通过分析,将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归结为由证人和控、辩、审四者共同参与的群体博弈,并指明证人在该模式中所处的困境。运用博弈矩阵研究了基于亲属、职业、公务等关系和基于"不自我归罪"两种情况下的博弈结果,指出,只有赋予证人证言拒绝权才能使四者利益得到均衡,才是诉讼博弈的最优策略。

论刑事诉讼中的证言拒绝权

证言拒绝权不仅为现代西方各国所普遍认可,在我国也有其深厚的历史根基。确立证人的证言拒绝权不仅有助于确保证人证言的可靠性,准确查明案件事实,也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和谐。目前,我国庭审制度的改革也对确立刑事诉讼中的证言拒绝权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通过对证言拒绝权的实证考察,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我国应赋予近亲属、律师证言拒绝权,以及被追诉人拒绝自证其罪的权利。

民事证言拒绝权的理论与实践——以价值的权衡为中心

证言拒绝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对证人作证义务的一种法定免除,其法理基础在于社会生活某些领域的价值要超越纠纷解决所带来的安定性。在现代各国的立法上,通过确立民事证言拒绝权所要维护的社会价值包括证人自身的利益、家庭关系、职业秘密与公共利益。民事证言拒绝权以行使的方式为依据可以分为“完全的证言拒绝权”与“不完全的证言拒绝权”两大类。在证言拒绝权的实现上,两大法系的做法存在一定的差异。

论刑事辩护律师的证言拒绝权

刑事辩护律师的证言拒绝权是指辩护律师因保守职业秘密而在刑事案件中享有可以拒绝作证的权利，这既是维护被控人利益的重要权利，也是维护程序正义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在我国确立刑事辩护律师证言拒绝权的必要性，并对我国刑事辩护律师证言拒绝权的内容进行了初步构想。

证言拒绝权：现代法治国家证人制度的合理安排

证人证言已成为现代各国民事诉讼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证据,两大法系中的大多数国家,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证人的证言拒绝权,以确保发现真实与保障证人及其证言所涉国家、社会、个人权利、利益两者之间的平衡,是法律对社会各种利益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我们国家的证人制度中应确立证人的证言拒绝权。

GDPR拒绝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欧盟GDPR通过赋予数据主体拒绝权进一步增强数据主体对其个人数据的控制。考察欧盟GDPR近三年的实施,发现存在适用效果不佳、词语内容不清导致条款适用范围不明、限制条件可能产生凌驾风险等问题。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在制定中,对GDPR拒绝权规定及其实施效果的考察对我国相关权利的设立有重要启示:将拒绝权作为一项单独权利进行规定并明确其适用范围,针对不同情形设置拒绝权的限制条件,同时制定配套司法解释,在权利实施过程中谨慎行使自由裁量权,以确保个人合法权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论相对人行政法上的拒绝权

行政拒绝权是相对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权利,拒绝权的规定,不仅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方式有效监督国家行政权力的规范运行,也顺应了我国行政法治化的发展潮流。

浅析公民拒绝权的正当性与现实境遇

现代行政意味着政府角色由“管理者”转向“服务者”，行政运作由“权力行政”转向“服务行政”，而行政相对人亦由消极的“被管理者”转向积极的“参与者”，这些社会现实使得行政法学科在研究范式上也由传统的“政府本位”之一元研究模式转向了“政府与相对人并重”的二元研究模式，“行政相对人”此一研究题域正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基于此，

行使拒绝权

拒绝是一种权利,就像生存是一种权利。古人说,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这个＂不为＂,就是拒绝。人们常常以为拒绝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防卫,殊不知它更是一种主动的选择。纵观我们的一生,选择拒绝的机会,实在比选择赞成的机会,要多得多。因为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要用唯一的生命成就一种事业,

行政法律文本中相对人拒绝权论析

在梳理相对人拒绝权与有限公定力学说、无效行政行为理论关系的基础上,检视当下中国行政法律文本中关于相对人拒绝权的规定并结合其司法实践适用情况,可以看出不仅行政机关与法院在行政行为的做出与审理过程中忽视相对人的主体地位,继而怠于应用相对人拒绝条款,而且立法者在制定相关法律时也往往将相对人置于服从地位,强调其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配合义务,甚至有时相对人自己也对其主体地位认识不清。为了有效保障现有相对人拒绝条款的落实与未来拒绝条款的完善,需要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和公民转变思维,认清行政相对人在现代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强化相对人权利在行政程序中的法律价值,并以拒绝权为契机推动无效行政行为法律效果的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