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同性恋大学生拒绝预期与焦虑的关系:多重中介作用分析

目的:考察男同性恋大学生拒绝预期与焦虑的关系,以及愤怒反刍与归因方式的多重中介作用。方法:采用拒绝预期量表、愤怒反刍量表、归因方式量表和焦虑量表对332名男同性恋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男同性恋大学生拒绝预期与焦虑呈显著正相关。愤怒反刍与归因方式分别在拒绝预期与焦虑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且愤怒反刍与归因方式在拒绝预期与焦虑的关系中还起链式中介作用。结论:拒绝预期是导致男同性恋大学生焦虑的重要因素,通过增加愤怒反刍和消极归因发挥作用。

同性恋者内化同性恋嫌恶对抑郁影响的双重路径:拒绝预期与希望的中介效应

目的:探讨同性恋群体内化同性恋嫌恶对抑郁的影响,以及拒绝预期与希望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内化同性恋嫌恶量表、希望量表、拒绝预期量表与抑郁量表对433名同性恋者进行测量。结果:①内化同性恋嫌恶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②内化同性恋嫌恶对抑郁不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拒绝预期和希望的双重中介效应对抑郁产生间接影响。其中,拒绝预期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1.9%,而希望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7.9%。结论:内化同性恋嫌恶通过拒绝预期与希望的双重路径影响抑郁。

我国预期拒绝履行制度的经济分析

预期违约制度在理论界广有探讨,对于建立预期违约制度的必要性已无分歧。我国合同法已确立了预期拒绝履行制度,但法条规定相当简约。法律制度安排的经济理由是效率,要激励当事人遵循法律。从经济角度对预期拒绝履行是否构成违约的可能性和我国《合同法》确立的预期拒绝履行制度效率上的缺失加以分析,从而有利于对预期拒绝履行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平分秋色”与“三足鼎立”:适应功能视角下拒绝敏感性的新结构取向

拒绝敏感性是个体对拒绝信息的焦虑预期、准备性知觉和过度反应的倾向。以往研究多以单因素的视角考察整体拒绝敏感性,但近年来其结构取向出现了转变趋势,研究者开始从适应功能的视角分别关注其二因素(即焦虑预期、愤怒预期)与三因素结构(即焦虑成分、愤怒成分和拒绝预期),且发现不同结构取向对个体的适应功能具有不同影响,焦虑预期与内化行为问题有关,愤怒预期与外化行为问题有关,而拒绝预期作为认知成分也需要加以重视。未来亟需从性别差异、行为及神经科学证据、本土化研究、年龄差异、针对性干预措施五方面对不同结构进一步深入探索。

预期违约法律后果的比较分析

预期违约是英美现代合同法的重要制度。预期拒绝履行和预期履行不能构成预期违约的两种基本形态 ,针对二者的不同特点 ,法律对其规定了不同的救济方式。

论预期违约的形态——兼析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之关系

在英美判例法中,预期违约包括预期拒绝履行和预期履行不能两种形态。此外,美国《统一商法典》、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及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还规定了另外一种形态的预期违约,即推定的预期违约。大陆法系中的不安抗辩与推定的预期违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与默示预期违约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范畴。我国《合同法》第68条和第69条之规定,实质上是以不安抗辩为基础而构建的预期违约制度。

浅议我国预期违约制度的完善

预期违约制度是英美法系现代合同法的重要制度。我国合同法吸收了这一制度,但带来了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些矛盾与混乱。如何完善该制度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比较可行的做法是应当删除与预期违约制度相似的不安抗辩权,保留预期违约制度;同时对保留下来的预期违约制度进行进一步完善。

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之比较研究

在我国《合同法》上,既规定了预期违约也规定了不安抗辩权,这种并存的立法例在其他国家很少见,这种立法例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文章旨在通过对这两种制度渊源、法理基础的比较,并在细分预期违约的基础上,归纳出两者的不同。并认为在对保有两制度并存的《合同法》进行解释时,应赋予预期履行不能的预期违约和不安抗辩权以相同的救济方式,以保持法律的统一。

完善我国《合同法》中预期违约制度的思考

预期违约制度是为保护合同期待权而构建的法律制度,该制度源于英国判例法,1999年我国《合同法》移植了该制度,在其本土化的过程中引起了学术界大讨论。旨在通过对预期违约制度相关问题的探讨,为完善我国《合同法》中预期违约制度提出一些拙见。

预期违约制度评析

预期违约制度是民商法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对于保证交易的公平性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多数国家在其相关的法律中对这一制度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本文拟对预期违约制度作一比较研究,并做出相应的评析。

英美法预期违约的两种形式及其比较

根据合同法基本原理，依法成立的合同即受法律的保护，无论在履行期后还是在履行期前都应如此。当事人在履行期届至后违约，即实际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这是通常意义的违约救济；如果当事人在履行期前拒绝履行或不能履行，法律也同样应给对方当事人提供相应的救济，这就是起源于英美法、独具特色的预期违约制度。

论期前违约制度——履约期待权的救济措施

履约期待权救济措施在英美法系中称为"期前违约"或"预期违约"制度。英美法的期前违约制度包括预期拒绝履行与期待贬损。我国合同法引进了英美法的期前违约制度,但不是完整的引进,而只是引进了部分内容。合同法仍然是以不安抗辩权制度为主,期前违约制度与不安抗辩权制度有很大的区别。期前违约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缺乏操作性,应尽快完善我国合同法的期前违约制度。

合同期前救济制度的比较研究

合同期前救济制度在英美法系中被称为“预期违约制度”。在大陆法系中 ,拒绝履行制度和不安抗辩权制度则具有合同期前救济的职能。而《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和《欧洲合同法原则》则代表了国际上对合同期前救济制度的普遍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此问题上并未突破大陆法系的制度框架 ,但同时也借鉴了英美法系及国际上的一些具体经验 ,并且在预期拒绝履行规则的适用范围上有所突破。

医疗告知后同意法则的一种本土司法逻辑——以2000年后中国台湾地区系列案例判决为考察对象

医疗告知后同意法则起源于美国,我国内地《民法典》第1219条与中国台湾地区“医事法”第63条均对其进行了明确规定。2000以来,中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系列典型判决以其“医疗法”第63条规定为指引,大大推动了告知后同意法则的中国本土化发展:正式确立其立法本旨为保障病人身体自主权;详细阐明医师术前应予说明的诊疗信息范畴;提出并发展了“实质说明”“预期拒绝即需说明”两项基本原则。中国台湾地区医疗告知后同意法则的司法本土化发展,为内地地区加强病人权益的司法保护提供了有益借鉴,但其过于强调病人权益保护的内在价值倾向,对医师职业健康发展的负面作用也应该予以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