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和法律视野下记者拒证特权的思考

记者的拒证特权是其职业道德的最高要求,有极大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和公正审判发生冲突,妥协是必然的,而世界各国法律对此划的界限也不尽相同。本文试图探索这一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我国亲属拒证特权的制度设计——从比较法的视野

亲属拒证特权是证人特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世界上大部分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已设立该制度。大陆法系国家对于亲属拒证特权的适用持较为宽松的态度,一定范围的亲属之间均可主张该特权;英美法系国家的亲属拒证特权仅限于夫妻之间,同时规定了具体适用的例外。在我国设立亲属拒证特权有其正当性,设计我国的亲属拒证特权制度应立足于我国的社会现实及法律文化传统,采用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模式,同时注意在保护夫妻家庭关系与探求事实真相之间保持平衡,规定一定情形的例外。

论记者拒证特权与消息来源保密义务

很多国家的法律及新闻职业伦理规范普遍规定了记者的消息来源保密义务和司法上的消息来源拒证特权,而在我国并没有规定,基于表达自由这一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价值,对该问题立法上应予以充分重视。

试论记者的拒证特权

许多国家法律规定，律师对委托人、医生对患者、神职人员对忏悔者等在职务活动中了解到的情况免于强迫作证的义务。这种对于法院或其他机构传讯或查问消息来源，新闻记者主张具有拒绝透露的权利，就是记者的消息来源保密权，或称为记者的拒证特权。今天，记者和编辑所拒绝透露的内容已经不限于不提供消息来源给第三人，早己扩大到记者的采访笔记、录影录像资料、文件、照片、底片、编辑讨论会纪要等都免于检查或挪作他用，而且不得搜查编辑室等。

线人拒证特权的比较法研究

线人作为给侦查机关提供侦查线索或者情报信息的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是否享有拒证特权,享有何种拒证特权,各国立法有不同规定,司法实践中有不同做法。在全面厘清线人和拒证特权概念的基础上,文章全面阐述了拒证特权的保护对象,线人是否享有拒证特权,线人享有何种拒证特权等问题;最后,探讨了我国立法对拒证特权的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并对我国线人的拒证特权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论刑事诉讼中的新闻记者拒证特权——从中国台湾高年亿案说起

新闻记者的拒证特权是目前我国的立法中的一个盲点,而学术界对此问题也较少讨论。但综观世界各国,多数国家的立法均对新闻记者特权有明确规定,而我国的台湾地区在近些年来也对此问题展开了诸多的讨论。从价值权衡的角度看.明确赋予新闻记者相对的拒证特权,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的平衡,故我国也有必要在立法中在明确拒证主体、权利及例外的前提下,有限地赋予新闻记者的拒证特权。

监听与拒证特权关系的合理构建

监听在本质上与拒证特权是相冲突的,在监听立法时需要对二者关系进行正确处理。合理构建的基本方法是根据利益权衡原则,分别界定各自的适用范围。各国的监听立法都结合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对拒证特权做出了规定。我国在监听立法中对拒证特权的设置范围不宜过宽,但应赋予律师享有拒证特权。

辩护律师拒证特权制度的证据学分析

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和证据法制定的现实背景下,有关辩护律师拒证特权制度的研究重心仍定位在应否赋予辩护律师拒证特权的较低层次。本文拟以证据法学为视角,从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证据原则、证人的分类、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与辩护律师拒证特权制度的关系等方面着手,从理论支持和制度支持的角度为推动相关的立法提供更为坚实的学术基点。

证人拒证特权的本土化途径——以亲属拒证特权为切入的思考

作为世界范围内诉讼立法中普遍存在的制度,证人拒证特权有着重要的意义。证人拒证特权制度在中国的缺失贬损了法律的正当品质,阻碍了法治社会的进程,严重影响了诉讼制度整体功能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在中国建立这一制度。与证人拒证特权的其他权利相比,亲属拒证特权有着良好的文化基础,符合中国当前的法律实际,具有较大的可行性。证人拒证特权应当在亲属拒证特权上取得突破。

浅议证人拒证特权

当代社会法制进程不断加强,法律制度也需要完善和发展。拒证特权顺应历史的洪流进入中国法治领域,为各家学者所争论。拒证特权在中国法制中仍属于空白领域,制度的缺失和特定情况下证人拒绝作证的现状难以平衡。本文着眼于此,旨在探讨拒证特权在社会主义中国建立的构想,主要论述了我国证人拒绝作证的现实存在,拒证特权建立的必要性分析,最后提出拒证特权的设立内容。

关于拒证特权的比较与思考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由于司法制度和审判方式的不同 ,对于证人范围的划分也存在着区别 ,但是两大法系关于证人的权利与义务均有全面系统的规定。特别是授予证人在某些情况下有权拒绝作证的权利。而在我国三大诉讼中 ,有关证人权利义务方面的规定目前非常有限 ,至于拒绝作证的问题更是法律上的空白。本文通过对两大法系拒证权的比较 。

律师拒证特权的保障与限制

律师拒证特权因为能够协调平衡查明案情的需要与特定的利益或者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与张力,所以世界通行的司法实践都从不同角度进行明文保障的同时并给予一定的限制,以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明确律师拒证特权的保障与限制,不仅能够对完善我国证人制度提供理论思考,而且能够为我国拒证特权的司法实践提供借鉴。

法经济学视角下的证人拒证特权制度浅析

为了绩效,为了结案率,各地各级法院往往迫切需要可靠的证据凭以断案。我国司法实务中暴力取证、作伪证、拒绝作证等情况层出不穷,国内每每曝光证人遭受不公平对待的新闻,理论界对该问题也一直没能给予合理的疏解、指引。在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之声甚嚣尘上间余,证人的基本人权与合法权利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故本文欲尝试一探证人免证制度背后的法经济学理,给证人一个说不的机会。

亲属拒证特权的法经济学分析

纵横考察我国古代和西方古当代的法律规定都存在着"亲属拒证特权"这一制度,但是此制度在我国目前的诉讼法中了无踪迹。赋予亲属拒绝作证的特权,是符合人性伦理和社会道德的,也是有利于司法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本文重点运用法经济学中成本与收益的理论分析得出"亲属拒证特权"制度存在的价值和正当性。

试论夫妻之间拒证特权

夫妻之间是最为基本的家庭关系,同时也是人类最为牢固的一种带生物性的人伦关系。夫妻之间拒证特权及其例外是拒证特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发现案件真实、惩罚犯罪与维护夫妻关系、增进家庭和睦与信任等法律价值之间的选择与平衡以及对证言真实性的考虑。文章认为,我国应当在法律上规定夫妻之间拒证特权及其例外。

法律与伦理的契合与冲突——以拒证特权制度为视角

法律天然具有一种道德理性,在其形式的外壳之下,流动着伦理的血液。但是,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体系,法律与伦理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差异,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有时还会出现激烈的对抗。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出于保护亲情、职业伦理和公务伦理等因素的需要,均确立了拒证特权制度,而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却切断了传统与当代的自然联系。在溯源传统,镜鉴国外立法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法律与伦理的契合与冲突,对于探寻我国刑事法律的道德认可和伦理支持的正当性根基,重塑中国刑法现代化的伦理品格和价值追求具有重要意义。

论新闻记者的拒证特权

新闻记者隐匿信息来源的拒证特权是我国目前立法和司法中的一个盲点。在新闻侵权诉讼中,如果强制记者披露信息提供者的身份,就个案而言,确实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但从整体而言,这势必会破坏记者和信息提供者之间的信赖关系,限制今后媒体采访的信息来源,导致新闻采访的基础丧失,最终威胁到新闻自由和市民社会的知情权。基于利益衡量,在新闻侵权诉讼中应当在立法中确认新闻记者隐匿信息提供者身份的拒证特权。

律师职业拒证特权的风险和界限——以刑诉法再修改专家意见稿为蓝本

广义上的律师职业拒证特权是律师在诉讼业务和非讼业务中所知悉的公司、个人和非法人团体的秘密拒绝向国家、社会和第三人泄露,狭义上的律师特权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从当事人口述或书面交流中获知的与正在侦查或追诉的案件有关的、不利于当事人的证据信息或信息线索,拒绝向司法机关报告或作证。律师拒证特权使律师处于二难风险:可能受到国家的职业否定,亦可能遭受当事人利益反悔的贬损。律师必须正确、恰当理解职业拒证特权的界限,即不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串供,不威胁、诱骗证人作伪证,消极履行真实义务,根据证据,不做违背事实真相的辩护。

律师拒证特权制度的社会心理基础——从职业认同的心理视角分析

律师拒证特权是证据法制度中一项重要的制度性权利,对其设置理由的理论探讨可以有超越法律制度框架的更广泛视角。律师拒证特权作为一项职业特权,它涉及到国家承认律师职业所发挥的私权保障功能从而进行的制度性授权。而律师得以顺利开展执业工作的前提,更在于当事人对于律师的心理接受度。这种心理认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宏观上需要形成整个社会对于律师职业的社会认同,微观上需要建立当事人对其所委托之律师的个体信任。律师拒证特权正是法律制度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对此社会心理的特殊关怀和考量。

法官拒证特权初论——从社会正义与司法独立价值衡平的视角

强制证人到庭作证，是我国诉讼法的一贯态度，但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普遍较低，致使强制出庭的立法意图受到减损。另一方面，但凡普遍规则之外不免有例外，在大陆及英美法系存在一整套基于特殊身份、特定职业及国家公共利益所产生的拒证特权，同时，我国传统文化中早就存在“亲亲相隐”的思想．并长期通过司法付诸于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