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教育:撬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阿基米德点”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浪潮下,拔尖创新人才在全球竞争格局中发挥着愈加关键的作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自然成为世界各国教育的主要任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不仅事关国家重大战略方针的贯彻,还是新时代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实现人才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抓手。差异教育作为一种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并发展差异的教育模式,分别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理念、方法与评价上的支撑,是撬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阿基米德点”。具体而言,以“差异育人”为中心的差异教育理念承认并尊重个体具备的不同优势、天赋与潜质,让教育者明白每个学生都可以在自己的创新领域成为“拔尖”人才;以“因材施教”为核心的差异教育方法,打破传统教学“设定标准”和“定向加工”的方法原则,契合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让每个学生都能长善救失,获得最佳发展;以“人尽其才”为主的差异教育评价标准,通过“多把尺子”为更多拔尖创新人才提供发展机会,促使拔尖创新人才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为此,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过程中,教育者有必要有机融入差异教育的理念主张,通过树立“尊重差异”的培养理念、创设“发展差异”的培养模式以及探索“多元包容”的评价体系,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差异教育支持。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美国经验对教育强国建设的启示

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建成教育强国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要任务。以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作为拔尖创新人才的代表观察世界教育强国,二战后一半的获奖者毕业于美国大学,反映出美国大学世界一流的人才培养能力。以毕业生获诺贝尔科学奖人次最高的22所大学为观察对象,美国大学在三百多年发展历程中吸收英国大学自由教育和德国大学科学研究的传统,回应时代发展的重大需求,形成了投资未来而非奖励过去、注重非认知能力和全面心智发展等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特点。参考美国大学本土化改革、升级以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经验,有助于建立起中国式现代化下的世界一流大学新版本和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模式,有助于培养出具有世界水平的拔尖创新人才,达成教育强国建设目标。

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的变迁逻辑与未来展望——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是党和国家为发掘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所制定的一系列措施和方案的总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经历了试点探索、理性反思、巩固发展三个阶段。经济发展需求、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社会价值观演变等构成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变迁的深层结构,政策变迁在核心理念和学科范围上呈现路径依赖特性,政府、高校、社会三者的互动构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展望未来,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需通过观照宏观制度情境、明晰路径依赖规律、加强关涉主体协同以及完善人才成长机制等来增强政策适应能力、激发政策优势潜能、促进政策系统整合、确保政策效能提升,以此全面提升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

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政策协同及其优化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我国应对国际竞争、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全面提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亟须整合当前多项培养政策,促进政策协同与优化。“英才计划”“拔尖计划”“强基计划”是我国当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三大典型政策,在目标定位、颁布机构、政策受众、实施链条、效果溢出性等方面具备协同基础。三大政策的协同在确立发展方向、衔接选拔培养环节、提升培养质量、促进同质化项目发展上取得显著成效,但也存在机构职责模糊、机制横纵阻隔、过程竞合冲突等不足。进一步促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的协同,应从机构协同、机制协同、过程协同入手,完善政策法规,明确主体职责,强化学科融合,提升上下互动,促进资源整合,凝聚共识。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础教育何为?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非常注重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选拔。2009年,教育部、中组部、财政部启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珠峰计划”)。2013年,中国科协和教育部实施“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简称“英才计划”)。2020年1月,《教育部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发布,决定自2020年起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也称“强基计划”。

高中教育中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问题及策略

在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背景下,普通高中也应探索如何在高中教育中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基于当前高中教育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存在的理念偏差、举措不科学等问题,嘉兴市第四高级中学面向具有拔尖创新人才潜质的学生,积极探索以创造性人格培育为核心,以生涯导航、文化导行、课程导学为主要内容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策略。

基于实践创新的普通高中科创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探索--以广州市培英中学为例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如何培养科创教育人才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构建了基于实践创新的“四创五步”普通高中科创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是在广州市培英中学师生长期实践探索基础上凝练形成的,主要包括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培养方式和培养路径三个阶段。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五步”教学法、“四创”培养路径、“七种”创新方法、“六让”实施策略的科创教育机制,能够有效培养和发展学生实践创新思维能力,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与创新人才选拔培养——考试改革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座谈会综述

2024年7月8日至10日,由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宁波大学教育考试与评价研究中心、石河子大学政策研究室(高教研究室)联合主办的“考试改革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座谈会”在石河子大学召开,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的80余位代表参会。会议围绕“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与创新人才选拔培养”主题,与会专家就新高考改革十年来的成效与经验、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问题展开了研讨。现将会议主要内容与成果综述如下。一、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高考改革与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是教育领域中最重要、最复杂的改革之一。

基于拔尖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的职业教育路径研究

基于拔尖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的职业教育发展,将在提升职业教育层次与强化职业人才专业素养等层面提供内在支撑。新时期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要在分析拔尖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深度不足、职业院校拔尖技术创新人才教育激励缺失等问题的基础上,探究拔尖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的内在需求,并运用构建教育科研、企业科研双融合体系及强化拔尖技术创新人才教育激励等路径,完善职业院校拔尖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教育数字化赋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智能化公共服务平台、资源配置系统、测度调节系统与学习环境场域,有利于促进拔尖创新人才的个性化培养、差异化教学、科学化管理与沉浸式学习。但囿于转型的局限性问题,教育数字化赋能拔尖创新人才依然面临资源供给不平衡、技术壁垒待优化、制度保障不完善、社会适应有质疑等现实困境。为进一步加强教育数字化赋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价值体现与效用发挥,应强化顶层设计,系统完善战略规划与行动方案;夯实基础设施,全面打造数字基建与智慧平台;提升师资素养,强化夯实教师队伍与技术人才;增强体系保障,全域推动组织协同与优化治理。

指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无锡工程教育探索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提升中小学生工程素养,无锡明晰工程教育目标,科学描绘工程教育新蓝图;密切围绕地方产业,整体构建贯通式课程新体系;探索典型学习方式,形成工程教育新样态;研制学习环境标准,建设工程实验室新场景;建立协同保障机制,打造工程教育发展新生态。

《上海中学数学》杂志举办“中学数学教育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研讨会暨2024年编委理事会会议

4月13日,《上海中学数学》编辑部和上海市张江集团中学联合举办了“中学数学教育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研讨会暨编委理事会年会。此次会议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中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启发,特别强调了基础教育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中的核心角色,并着重提出了“中学生英才计划”与“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的重要性。此次会议汇聚了数学教育领域的近四十位专家、校长及特级教师,旨在探讨中学数学教育如何更好地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会议由《上海中学数学》理事会理事长石旺舟主持。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础教育何为?——教育家期刊社线上圆桌论坛实录

2020年,教育部决定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实施“强基计划”。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相结合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的出台,要求基础教育要有系统化生态化的发展思维,进行前瞻性探索性的改革。如何营造开放、宽松的教育环境,引导和激励学生走出唯分数论的误区,促进“大中衔接”创新人才培养政策的落地?本期教育家期刊社线上圆桌论坛,我们特邀相关校长进行了交流分享。

本研贯通创新拔尖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研究生教育规模持续扩大,在这种新形势下需要紧密衔接本科教育,建立“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本研贯通人才培养模式,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培养搭建“立交桥”,服务创新高层次拔尖人才培养目标。本文分析了目前“本研贯通培养”的现状;基于本研贯通培养调查问卷、调研分析和座谈交流,归纳总结了本研贯通培养面临的问题;提出“1点2线3面4体”的“本研贯通”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为实现人才培养内涵式变革提供有力的政策参考。

“双减”: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长期以来,如何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一直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着力解决而又未能充分解决的问题。从最初的课程、作业和考试量化减负,到三年前通过实施“双减”政策重塑整个基础教育生态,以便最大限度地阻断中小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与校外培训负担,我们始终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在一个以创新为基础驱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双减”不仅有助于国家更好地培养人才,促进教育健康有序发展,而且对我国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政策协同视角下的拔尖创新人才衔接培养:价值意蕴、协同困境与突破策略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拔尖创新人才衔接培养政策协同涵融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命题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当前,国家对拔尖创新人才衔接培养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实践探索,但依然面临着政策协同困境,集中体现在宏观层面的法律政策保障问题、中观层面的政策主体协同问题以及微观层面的协同机制建设问题。未来需要通过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加强政策顶层设计提高拔尖创新人才衔接培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通过营造政策文化环境并从政策制定和执行两个层面加强政策主体统筹协同,通过优化结构性机制、程序性机制和配套性机制来进一步促进拔尖创新人才衔接培养的一体化协同。

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时代意蕴、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快,对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不仅是助推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关键支撑,还是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提升职教学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具体而言,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要以培养技艺精湛的“职业人”为起点逻辑,以培养爱岗敬业的“社会人”为层进逻辑,以培养综合拔尖的“创新人”为集成逻辑。基于此,应通过建立“多元分类”的人才培养目标、设计“个性灵活”的人才培养模式、完善“包容开放”的人才评价体系等助推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我国创新人才培养政策的“工具-目标”适配性分析--基于2010年以来的15份政策文本

为探析国家层面创新人才培养政策的工具选择及其与目标的适配性,选取我国自2010年以来颁布的15份关于创新人才培养的政策文本,基于政策工具理论构建“工具-目标”适配性分析框架,发现在创新人才培养政策工具选择上,政府偏向使用能力建设工具,旨在通过提升高校能力和人才自身能力,为创新发展打好人才基础;在政策目标维度上更重视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且与其他政策目标的重视程度差异明显。目前的政策文本存在能力建设工具使用过溢的风险及对人才引进政策目标不够重视的问题;在“工具-目标”适配性方面,存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问题。我国创新人才培养政策应从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政策目标管理过程的完善和促进“工具-目标”的适配均衡三个角度进行优化。

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大思政教育体系构建实践

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是建成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的重要举措,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要求。当前,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思政教育体系整体创新发展至关重要,需要破解思政教育落后于时代现状、脱离于专业培养、受限于资源分散等难题。电子科技大学英才实验学院经过实践探索,以培养具有远大学术志向的拔尖创新人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导向,以厚植基础、深培情怀、为国育才为理念引领,构建了日常思政、课程思政、实践思政、科研思政、网络思政、教师思政“六位一体”的大思政教育体系,以期为其他高校提供可借鉴的思政工作范例。

以考试评价改革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1]。这些要求的聚合点,就是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尤其是科技英才。“全链条”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不仅包括大中小学阶段的教育,也包括走向职场后的人才使用,“育”和“用”要有机结合、统筹推进,才能多快好省地培养出能够产出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拔尖创新人才。不论是“育”还是“用”,评价与考试考核都是“指挥棒”,会对教育的发展方向、人才的发展走向产生根本性影响。教育领域考试与评价中的唯分数、唯升学,科研与人才评价中的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都不利于人才的识别、选拔与培养,都需要进行深入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