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招安问题辨析

本文认为《水浒传》的写定者是赞成走受招安这条道路的 ,其赞成招安的意图 ,有机地贯穿在小说的艺术形象及文本的整体结构体系之中。而他之所以又描写招安与反招安的内部冲突和外部斗争 ,描写义军招安立功之后的悲惨下场 ,乃是他根据人物的思想性格逻辑 ,从历史现实出发 ,理智地而不是感情用事地进行如实描写的结果。本文还分析了作者为什么肯定招安的原因。

论梁山的忠义与招安——《水浒传》的思想倾向新探(二)

所谓"忠",按照荀子的界定,只有"逆命而利君"即能够不尊从君的错误意见,却有利于君的根本利益才是忠的,而不是"唯君命是从"。所谓"义",是根据其同音字"仪"与"宜"来定义的。"仪"(礼)是其根本。"宜"则是其行为表现的是否得当的评价。因此,"义"一方面是要求个人严格按"礼"的规定来行事,另一方面则是对一切违反"礼"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水浒传》中对义的概念的使用,就是严格按照这一定义。宋江接受招安一方面是历史的真实与无奈;一方面表现出作者的思想矛盾,儒家的"王道梦"在宋江身上半途而废,作者改变不了历史,但作者体察到了"王道梦"实现的艰难。《水浒传》运用春秋笔法批评宋徽宗因无道、失道造成天下大乱,因谋杀忠义而最终亡国,其意义乃在于借此向他所生活的明代社会——一个比北宋更为黑暗的,更为礼崩乐坏的时代,一个更加严酷的重用奸佞,诛杀忠义的最高统治者敲响警钟。

中国第一篇招安小说——《盗跖》

学界一般认定唐宋以前还没有招安小说,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早在先秦的《庄子》中,就有一篇招安小说《盗跖》。《盗跖》不仅具备了小说的所有要素,而且其招安模式与后世招安文学如出一辙。

造反与招安的表面矛盾及宋江的心路历程

《水浒传》中的宋江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他最矛盾的地方就在于又造反又招安。在对宋江曲折的人生道路的解读中体察并接近其真实的内心世界,可以阐释其在造反和招安的表面矛盾后隐藏的深层秘密:抱负与地位的落差是宋江造反的能量基础;主观上不愿终生与主流社会为敌,不愿永远做"乱臣贼子",客观上梁山的经济问题、暴力问题难以合法而有效地解决,是他被招安的主要原因。

《水浒传》招安帷幕下的造反思想探析

招安与造反这一悖论在《水浒传》中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事实上,招安只是作者采用的一种掩人耳目的曲笔手法,鼓励造反才是最终目的。水浒英雄最后悲剧结局的现实意义则是歌颂造反思想的伟大,直指封建最高统治者屠杀功臣的罪恶行径。

再论宋江的招安思想

传统观点认为,招安思想是宋江一贯的、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是由他的阶级出身决定的。然而,从小说的情节看,宋江对朝廷"尽忠"的举动有一个逐渐明晰,即由模糊逐渐过渡到深刻的过程。宋江的招安思想并非像前人所说一贯就如此坚定,而是有一个由萌芽、发展直至成型并最终成为他终身恪守的价值观的过程。

论《水浒传》的受招安及悲剧结局

如何评价《水浒传》中的招安 ,是对《水浒传》一书及其主人公宋江如何评价的关键。多年来大家对《水浒传》和宋江评价上的分歧主要在于对招安问题看法的不同。本文主要围绕“招安”这一重要情节 ,分析并论述了《水浒传》中招安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封建统治阶级采取招安政策的真正动机是什么 ,宋江、梁山泊义军受招安的种种原因 。

明末招安误抚与金圣叹腰斩《水浒传》——兼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的立场问题

明末农民起义招安问题异常突出,不光义军首领常模仿《水浒传》的英雄招安,明廷前后当政者亦因种种原因主张招安,双方就招安展开的博弈构成了明末农民起义的一大特色。明朝覆亡,经过反思,士大夫普遍认为招安误抚乃其一大原因之一,而这又与《水浒传》的传播影响存在直接关系。金圣叹恰在此时腰斩评改《水浒传》,显然是此种时代思潮有以致之,其目的在于配合当局从思想上驱除人们心中的"盗心",以防患于未然。那种认为金圣叹有借腰斩评改《水浒传》表达同情与鼓励农民起义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

宋江为什么要招安新议

关于宋江为什么要招安的问题,学界存在着"忠君爱国说"、"追求功名说"等不同的解读。其实,《水浒传》对宋江的性情和喜好进行了具体而微地呈现,这为探究宋江坚持招安的深层次心理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观察视角。宋江讲究生活的品位、向往丰富多彩的都市生活、倾慕美貌的女性、喜欢文雅的情感表达方式,主流社会特别是上流社会那种精致、丰富、文质彬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对宋江有巨大的诱惑力。宋江坚持要招安,在一定程度上是来自于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的艳羡,当然这种艳羡背后寓含了宋江对主流文化的高度认同。

生存困局下的最优选择——也谈宋江招安

梁山泊主要依赖以流血拼命换取生存资源的"血酬"来过活。这种生存方式有其落后性和不可持续性。若要改变这种生存方式,招安是宋江给他的兄弟们找到的最好出路。否则,梁山泊可能会走向它的反面。

能力与声望的偏差:北宋中期招安武将彭孙研究

彭孙,北宋福建汀州人,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青年时期的彭孙协助官府平定叛乱因封赏不公而沦为盗贼,后率众为宋朝招安。彭孙招安后屡立战功,在所其经历的战争中表现勇猛,逐步由一名普通武官升至路级钤辖。但在彭孙为官过程中,宋朝其他官员多因他曾为盗贼这一经历而对其歧视,导致彭孙难以充分展现其军事才能并获得与能力相称的声望。

《水浒传》招安问题的社会学解析

从社会学角度看,我们发现梁山泊群体主动寻求招安而忠义报国的终极追求,这一看似"忠义"的动机并非那么"高尚",有其潜在"自我实现"的社会角色转换等"私心"存在,而其借招安实现的角色转换与社会流动形成的身份提升也显然带有"犯罪——带罪——脱罪"的路径特征。尽管接受招安后的梁山泊群体实现了从"罪犯"到"忠臣"的角色转换,而新角色必有的社会规范与责任担当,加之社会失范的现实与曾经的越轨行为,则使他们陷入了一种支配角色与受支配角色的二难角色状态,扮演了注定的悲剧角色。

南宋初范汝为起义与招安策的施行

南宋初的范汝为起义是当时闽北(福建北部)地域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集合在一起引发的。因此,最初不超过40余人的起义,瞬间发展成为超过万人的大规模动乱。影响范汝为起义的要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背景是地域盐政的混乱和持续的变乱引发的农村被破坏的问题。范汝为起义发生于高宗建炎四年(1130)七月。起义以宋朝当局不恰当的对应为契机迅速地扩大开来。镇压军在与起义军的战斗中战败后,宋朝当局搬出了招安策这一对策。事实上,当时的国家权力在面对频发的民众起义时,放弃了直接讨伐,多采用了以招安为主的对策。这也是金军持续南侵时,政权危机的状况下不可避免的选择。范汝为接受招安后不久就再次发动起义,直至被韩世忠的精锐军队平定。起义的发生和扩散过程以及招安的始末等,均体现了当时闽北地区社会存在的问题,更进一步是南宋政权的构造和存在形态集合在一起的反映。

晁盖反对招安、主张造反吗

当前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观点:晁盖与宋江不同,他是极力主张造反而反对招安的。但联系《水浒传》中晁盖的言行来看,此论则完全错误。晁盖根本没有造反的思想。

浅析《水浒传》招安问题

《水浒传》的招安问题历来都是人们争议的关键。招安导致梁山英雄的悲剧结局,既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凶残本性,也反映了农民自身的弱点。文章从人物形象分析、接受招安的原因、悲剧结局三个方面对招安问题做了简要分析。

《水浒传》招安三“诏”的写作策略

《水浒传》中梁山受招安一事长期以来备受关注，争论不断。从《宋史纲》“知海州张叔夜击降之”的记载来看，有关梁山“招安”的情节并非虚构。但小说不等于历史，艺术真实也定要超越生活真实。因而，施翁在将“击降”逆转为“招安”时，出神人化地以诏书为枢纽，演绎了梁山命运的波澜壮阔，丰富了故事情节。吴立夫《退庵随笔》中讲：“作文又如用兵”。《水浒传》中围绕招安所做的三道诏书皆风生水起，使情节迂回跌宕，同时也显示了诏书写作的虚实用心与招安成败的密切关系．也足见施翁不同凡响的笔力文意。

朱新礼被“招安”背后

中国果汁行业第一品牌汇源果汁卖了，但是，汇源果汁遭朱新礼出卖的思想和文化根源仍然值得深思。如果把汇源果汁比作义薄云天的梁山，朱新礼与宋江是不是有几分相象？

《水浒传》招安原因新探

《水浒》招安问题一直是《水浒》研究中的令人费解的问题、焦点问题、也是近50年来分歧最大、争议最为激烈的问题.50年来学界对此不断提出新观点,关于招安的原因有代表性的说法主要有:宋江推行投降路线说;封建文化决定说;国家意识下的自我救赎说;游民想发迹变泰说等,都未说到问题的实质.梁山群体争取招安、接受招安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最根本的生存欲求决定的.梁山聚义人物是由于各种原因被社会挤出人生轨道,有的是自己走出人生轨道,失去了生存空间,他们上梁山为了避难,是为了保命.保住命后要找一条出路.他们不想也无力推翻朝廷,也不可能长期与朝廷对峙耗下去,最理想可行的路是接受朝廷招安.回到主流社会正常的人生轨道上来.他们接受招安才能回归主流社会,接受招安,是梁山人的生存原则生存逻辑的必然之路.

从梁山泊的演变看《水浒传》“招安”之必然

梁山泊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有一个慢慢质变的过程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最初是一般的"强人团伙",与其他的强盗团伙别无二致,晁盖进入后成为了一个"仁义"之师,最终在宋江加入后发展为"全忠全义"的组织。最重要的是在这样三个阶段中我们看到作者有意地逐渐将梁山泊趋于完美合理的主观倾向,以及在这种倾向中所流露出的强烈的情感,而体味到这种情感后,我们便可以在深层次上理解最后的"招安"实乃作者个人的主观意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