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传统与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书写

拜占庭帝国是修昔底德著作传承的重要时期。在拜占庭帝国早期,军事政治史学家善于模仿和改写修昔底德笔下的“普拉提亚之围”、“雅典瘟疫叙事”以及一些著名的演说词;而一些教会史学家在写作时也受修昔底德的影响,但出于基督教的价值观而不直接模仿他。因此,是否模仿修昔底德进行历史写作可以反映出当时教、俗两大史学写作群体的价值取向。公元7—13世纪,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仍在被传播和学习,但随着拜占庭人教育和文化的改变,对修昔底德文本的模仿现象消失了。在这一时期,修昔底德传统在拜占庭帝国学术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而到了拜占庭帝国末期,面对西欧人的扩张,尤其是公元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拜占庭帝国学者有意识地复兴希腊古典文化。在这一背景下,少数拜占庭帝国史学家恢复了对修昔底德文本的模仿和改写,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传承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他们对修昔底德等古典作家的研习和模仿往往拘泥于文字,未能从中真正领会历史经验,处理好国家的外交和内政。

普罗柯比的“史才四长”

中国史学史中的＂史才四长＂理论同样适用于分析外国史家。无论是从历史知识、写史能力、对历史是非曲直的判断与鉴别能力,还是对于客观信史的坚持来看,公元6世纪的拜占庭史家普罗柯比都是一位拥有＂四长＂之才的杰出史家。他的作品成为了拜占庭正史的典范,在拜占庭史学发展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同时,他的三部风格迥异的作品也为相关历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