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所见秦人爵位的变动

秦人爵位的晋升主要有军功拜爵、纳粟拜爵、捕盗授爵、积劳得爵、特定赐爵等途径。细言之,军人斩首或立有其他军功,似皆可换算成相应劳绩,以作为授爵的依据。纳粟拜爵系百姓向国家缴纳粟粮以获取爵位,与应缴的租赋无涉。秦人爵位的降等主要有继承降爵、赎免解爵、犯法夺爵等方式。赎免解爵主要包括赎免徒隶身份、解除赀赎债务等,本身并不涉及任何犯罪。犯法夺爵可分为全部夺爵和部分夺爵,其中前者有夺爵为徒隶与平民之分,后者则主要是针对官吏的一种行政处罚。这些获爵途径与降爵方式的切实存在,一定程度上增益了秦人崇尚实功、开拓进取的精神;另一方面,秦人爵位变动中“难得而易失”的不平衡性,也凸显了普通秦人社会政治生活的艰辛。

论武帝以前的汉匈关系

武帝以前高祖、惠帝和高后时期,由于国势不振,汉朝试图通过和亲来"约束"匈奴侵扰。但是,匈奴一再背约的现实,迫使汉朝统治者对以往单纯依靠和亲以消弭匈奴入寇的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文景之世,在继续与匈奴和亲的同时,还采取了向西北边地移民和入粟于边以拜爵、除罪,建立官营牧马苑和鼓励民间养马等积极防御措施,使汉朝在西、北边塞的被动局面有所改变,从而为汉武帝武力反击匈奴创造了条件。

论晁错的经济思想——兼与贾谊思想比较

晁错认为 ,政治的目的是发展经济 ,“开其资财之道也” ,主张统治者要“贵五谷而贱金玉” ;针对当时社会经济存在的“蓄积少”、“本轻末重”等问题 ,晁错提出了入粟拜爵的主张 ;而对于匈奴的不断侵扰 ,他又提出了移民实边的建议。

晁错《贵粟疏》重农而不抑商

晁错《贵粟疏》重农而不抑商薛振恺西汉著名政论家晁错，在汉文帝时期上了一本《贵粟疏》。对于这本上疏，笔者认为：晁错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局势，明确提出了＂重农不抑商＂的新经济政策。他说：＂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

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

朱绍侯先生《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一文,对西汉爵制的各种变化详加考论,读后甚得启发。然于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一说,却感证据不足,或可商榷。 朱先生认为秦代无民爵、吏爵之分,而汉代自刘邦始即有民爵、吏爵之分。我以为,无论是秦代,还是汉代,都无“民爵”、“吏爵”之名,亦无“民爵”、“吏爵”之分。汉代史籍常有“赐民爵”若干级;“赐吏爵”若干级的记载。如《汉书·宣帝纪》载;元康三年“赐天下吏爵二级,民一级”;

先秦灾害问题述论

先秦时期见于史料的的灾害可谓层出不穷,既有水灾、地震及蝗灾等各种自然性的灾害,又有火灾及瘟疫等人文性灾害。人民在长期的生活中也积累了各种防灾治灾的经验,统治阶级为稳定社会也推出各种防灾举措,灾后更是通过推行一系列举措稳定民心、恢复生产,如借粮、节俭、同盟互助、拜爵及以工代赈等。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先秦时期人民的认知观念、统治阶级的执政理念和各诸侯国的关系。当然,各种灾害也被视为士大夫收买人心、窃取国家权力的重要手段,一些商贾也借此而暴富。先秦时期的灾害问题事实上已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探讨这一问题对于研究先秦时期的各种灾害、政治举措及诸侯国关系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公私问题

司马炎称帝,羊祜成为“悉统宿卫,入直殿中,执兵之要,事兼内外”枢要。在选人用人时,羊从不事先向对方透露信息,人怨“祜慎密太过者”。对此,羊祜说,官员选,国之重器,“且拜爵公朝,谢恩私门,吾所不取!”

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

《文物》八一年第二期,发表了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一一五号汉墓出土的木简新资料。这批新出土的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很大一部分与军功爵有关,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文献的不足。读过之后,很受启迪,引起了我写这篇文章的兴趣。

朱建华:现在实现想法

对工作,朱建华无疑是投入的,对仓促而成的作品会心存遗憾, 而对精心雕琢的作品也是爱惜有加。 浪漫和山的别墅样板房设计使得朱建华把自己的东西释放得淋漓尽致, 也带给了我们不一样的视觉享受。 它向我们证明:在杭州,出同样有很出色的设计师。

秦军功爵制简论

过去我写过一篇《军功爵制试探》,发表于《开封师院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一期。那是一篇概论性的文章,从纵的方面对于军功爵制的产生,发展、消亡及其阶级本质、历史作用作了粗浅的论述,其中对于秦代军功爵制,则是语焉而不详,甚至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因此才写这篇《简论》,作为前一篇文章的补充,以就正于史学界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