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陆机《拟古诗》、《赴洛道中作》等五言诗的写作时间

陆机应是南人中写作新兴五言诗的第一人,其五言诗风格和成就,是陆机入洛学习和仿效曹魏文化的结果;陆机代表作《赴洛道中作》,应是陆机多次赴洛中的晚年之作;陆机对曹植代表的建安诗风的模拟仿作,正是陆机对曹魏文化学习和模拟的结果,其中对十九首的拟作,也应该是陆机在北方生活了相当长时间之后的作品,而非陆机赴洛之前所作。

怎样评价陆机的拟古诗

陆机的诗、赋、文中,遭贬责最多的是诗歌;而诗歌中遭贬责最多的,则要算拟古诗了。自宋以来,人们一直对它进行抨击,“陆士衡拟古诗名重当时,余每病其呆板”,“平原拟古,步趋若一”,就是解放以来新编的文学史,不是说它“因袭原作”(中国文学所本),就是说它“意不出原诗,只略为变换词句而已”(游国恩、萧涤非本)。当然,也有对拟古诗肯定的,如钟嵘就认为它和曹植的《赠白马王彪》、阮籍的《咏怀》、左思的《咏史》、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等一样,“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此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诗品·序》)清代毛先舒也肯定其中某些诗体现了“士衡之藻思”(《诗辩坻》卷二)。

清华简《耆夜》古小说与古小说家“拟古诗”

清华简《耆夜》既不是所谓西周史官严肃的"记言记事",也不是战国儒士对于古文献的"编纂整理",而是一篇具备古小说文体特征及其要素的战国时期古小说。在清华简《耆夜》文体属性得到确定的前提下,从文学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就可以解决史学界、古典文献学界对其产生的诸如真伪、写作年代等一些争议。同时,清华简《耆夜》中古小说家"拟古诗"的发现也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既揭示了古小说家在小说创作过程中"用诗"辅助叙事的文学现象,也填补了战国散文时代诸子在"诗"创作方面存在的空白,还表明了在官学时代"诗"的生产方式结束之后私学时代"诗"的个人自由创作方式的开启。

陆机拟古诗论

拟古,是西晋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陆机是西晋拟古诗创作的大家,对六朝拟古诗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既是拟古,必然投映着出身于古诗的胎记,在语言、结构甚至意脉上,都保留了或者部分保留了古诗的传统,因此后代批评家大多对于拟古诗评价不高。仔细考察,士衡拟古,不仅与古诗抒情主体不同,意态风神有别,而且贯穿于其中的风格,古诗轻宕,拟诗矜重,抑又迥异。唯有细致分析其文本的主体生成、韵致与情调、风格与精神,才能揭示其拟古诗的诗学价值及其文学史意义。

论陆机《拟古诗》

陆机作为西晋模拟诗风的集大成者，《拟古》组诗集中体现了他在诗歌的表现技巧和语言风格上的追求。本文通过《拟古》组诗与《古诗十九首》的比较研究，指出陆机在追步原作的同时，在表情、主题及赋法铺陈方式上的发展。而《拟古》诗对警句的追求和通感手法的运用，更表现出陆机对文学美的自觉。但由于观念的偏颇，一些拟诗对意象和语言的符号化处理，导致了诗歌感性特征的消失。

从江淹拟古诗看其文学观

对于江淹的拟古诗,历来争议很多。本文通过对江淹以《杂体诗》三十首为代表的拟古诗的细读,结合江淹其他创作,认为拟古诸篇中,江淹不但未舍自己之性情,相反,许多精彩之作正得力于他的以已之性情与古人交流。并将江淹文学观细分为三个方面。

论陆机《拟古诗》的艺术追求

陆机《拟古诗》作为一种创作现象,很值得关注。陆机《拟古诗》充分体现了作者重视创作自身、重视创作表达的创作追求,表现了陆机为文而文的自觉的文学创作观念。虽然作品自身有缺陷,但在文学发展史上仍有重要意义。

论陆机拟古诗和乐府的不同创作方法——兼辨古诗和乐府之关系

陆机拟诗大致可分为拟《古诗十九首》和拟乐府两类。陆机在进行拟制时采用的原则和方法有所不同:拟《古诗十九首》追求"貌同而心异",拟乐府则"貌异而心同"。拟作中保留了古诗产生时曾经的拼凑痕迹。区别在于乐府诗具备现实性和叙事性,古诗往往给人一种主观的情绪和感受;乐府用字平易,句式流畅,古诗追求生新绮丽,意巧词妍;乐府具有人生训诫意味,古诗则肆意谈论,无所依傍。

解读王船山《拟古诗十九首》

王船山的《拟古诗十九首》承袭《古诗十九首》的体制、语言及其艺术表现手法,抒情言志,有其积极的内容和鲜明的个性。这种方式对于我们继承传统诗歌形式,革新其内容,繁荣今天的诗歌创作也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江淹拟古诗新审视——从文献学与写作学角度考察

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以擅长拟古而闻名千古,代表作《杂体诗》三十首,集中体现了他拟古的独特技巧,素为诗人与评论家所重视。本文从文献学角度入手,澄清一些收录之误,并以《杂体诗》三十首为主要观照对象,分析江淹拟古诗的写作技巧,以期为研究者提供借鉴。

《文赋》的创新说与陆机的《拟古诗》

陆机《文赋》提出创新,其创新说实际上是一种继承基础上的创新。由于文坛模拟创作蔚然成风,《文赋》并不排斥模拟诗意而更注重文辞的创新。陆机则选择与他情感相通的古诗作为模拟对象,在《拟古诗》中进一步融入个人的生命体验。拟作比起原作,情感更为复杂深沉,同时一改古诗的质朴而表现出典雅华美的特征。

从拟古诗的繁荣看六朝诗学精神

六朝拟古诗的繁荣,乃是文学自觉、文学不朽意识下的产物;是六朝人以才学自负与骋才风尚的表现,并蕴涵着六朝兼容开放的诗学精神。六朝人的拟古真正是一种学习提高的途径,一种表现和检验自身才学的手段,一种艺术兼容和开放意识的展示平台。拟古诗的繁荣与六朝蓬勃向上、开拓创新的诗学精神是相一致的。

论中古《拟古诗》的传统与新变

以“拟古”或“拟古诗”为题的诗作 ,与题为“拟某某”一类直接标明模拟对象的诗作不同 ,它自有逐渐演变的写作规范。魏晋时期陶渊明等确立了《拟古诗》“有所拟而又不拘泥于拟”以及“比古志以明今情”的传统 ;宋代鲍照诸人一方面继承了这些传统 ,另一方面又有将《拟古诗》的题材类型化、单一化的倾向 ;齐梁《拟古诗》多仅写相思之情 ,诗人们虽有扩大这类诗歌应用范围的努力 ,但是诗作失去个人面目 ,从而彻底失落了《拟古诗》“比古志以明今情”的传统。

袭故而弥新——谈陆机《拟古诗》

陆机的《拟古诗》是对汉末《古诗十九首》的模拟之作,与古诗相比,《拟古诗》除了在主题方面有所超越外,艺术表现上如修辞、炼字、感物等方面亦有创新之处。从内容到形式,《拟古诗》都表现出对《古诗十九首》的继承和发展。

“拟古诗”:吴兴华对新诗的焦虑与期待

吴兴华是一位一度被深深遗忘,又一度被高高举起的诗人,他作为诗人身份的遭际本身就可以引发出很多研究话题。本论文以吴兴华的“拟古诗”为中心,探讨“绝句”“古题新咏”两种诗体的诗艺特征及得失,兼及讨论吴兴华对新诗的失望、焦虑与期待,以及他提出的诗歌“形式”决定论的观点内涵及影响,从吴兴华的“拟古诗”和“形式决定论”的诗学观,考察1940年代中国诗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江淹拟古诗新辩

江淹拟古诗“总杂”中体现了多元、兼容的审美追求;“肖吻”中熔铸了诗人深刻的人生体验。其“凄凉感伤”、“平和澹然”以及“苍壮悲凉”的情感色彩和风格特征,既是作者多元、兼容的审美追求的实践成果,其苍壮悲凉之音,又冲击和高扬了南朝诗歌的情调,也传递了诗人的英特豪情。江淹拟古诗,实乃“坎咏怀之作”。

王闿运拟古诗观成因探析

王闿运继承了湖湘推崇汉魏三唐的诗学传统,这是其未涉宋诗的重要原因。且湖湘诗人好为五古,亦不弃拟古诗,这对其嗣后上溯五古诗之源头,形成以汉魏六朝诗为宗的诗学观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兰林词社上溯风雅,以拟古来复古汉魏。王闿运受其影响颇深。于是,湖南诗坛传统与兰林词社的创作氛围共同组成了王闿运拟古诗观生态。

拟古诗三首

2013年春节，按照过去的称呼，应该为癸巳元旦，携妻子回甘肃庆阳祭祖省亲。庆阳乃周旧邦，不窑、公刘曾经在这里生活，战国时为义渠国。遂依仿汉诗成句，恭贺新朋旧友新春纳福。

论陆机《拟古诗》的雅化及影响

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在其诗歌中成就显著,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其拟作在原诗的基础上进行了明显雅化,形式上更加精美华丽,描写更为丰富细腻,情感更为含蓄委婉,体现出更多的文人气息。陆机《拟古诗》对原诗的雅化反映了源于汉乐府民歌的五言诗经由建安时期发展到太康时期,逐渐通过文人之手淡化其民歌特点,加速了由俗文学到雅文学的发展过渡。

陆机拟古诗之情感分析

陆机拟古诗,体现了对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末文人五言诗的情感认同,整体上隐现出诗 人孤独苦闷的心路历程,又在模拟创作中确立了新的诗歌写作法规,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使后人的拟古诗均未 超越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