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拟血缘昆弟并立到汉匈一体:汉匈共同体构建的路径探析

西汉建立后,汉与匈奴成为当时东亚地区最主要的两个对抗性政权,政治关系先后经历拟血缘并立、全面战争、汉匈一体三个阶段。汉匈拟血缘并立关系先天的不稳定性导致了战争,汉匈一体关系则使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服从中央权威并接受中央政府的政治管理与经济支援,从而强化了边疆对中央的向心力,促进了西汉的长期繁荣稳定。西汉与匈奴从拟血缘并立到汉匈一体的共同体构建形式,不但开启了中央政府处理同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新思路,而且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树立了典范。

论张承志小说中的拟父子模式

张承志的“寻父”意识是一种“拟血缘认同感”,在这种认同感的驱使下,张承志在小说中构建了大量的拟父子模式。其中的自然父亲威严、崇高,儿子从中汲取超越自身的精神力量,这时儿子的认父仪式是父子的亲切拥抱;英雄父亲刚烈、英勇且是神圣价值的承载者,这时儿子的认父仪式是向父亲下跪。张承志的“寻父”是在寻求生命的意义,但儿子的身份定位限制了他意义寻求的深度。

皇权·绅权·族权——兼论划清中西文化传统的界限

中国与西方国家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截然不同,由此生发出迥然不同的两类国家模式。在中国式家国同构的拟血缘国家中,皇权、绅权与族权都是血缘群体共有制的产物。三者的同构性在于:它们都受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祖权的制约——都必须遵守群体利益至上的祖宗成法。因此,三者的关系,绝不是西方国家建立在个体私有制上"公共权力"与"个体私有权"二元对立的分权关系,而是父家长专制集权相辅相成的三个方面。因而,中国的乡治与西方的自治是全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绅权也并非是国家的"授权"。

北魏孝文帝崇佛之表现及其对佛教义学之倡导

十六国北朝是佛教传播及其中国化的重要历史阶段。由于诸少数民族统治北方及其造成的民族融合的背景,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佛教与诸少数民族政权及北方社会的深入结合,呈现出与东晋南朝的诸多差异。诸如佛教与北朝统治集团的密切关系及其强烈的政治特征,僧团势力的发展及其北朝诸政权利用严密的僧官制度予以控制,北朝佛教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及其对民间结社、乡里社会组织的深入影响等,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与地域特征。以往的思想史研究路径,遮蔽了北朝佛教传播过程中的这些特点,致使人们忽视了从社会史角度观察相关历史与文化。近年来,中外学者日益重视从佛教传播与社会文化变迁的角度论述相关问题。有鉴于此,本刊特约扬州大学王永平、吉林省社科院尚永琪、吉林大学邵正坤就此著文。王永平《北魏孝文帝崇佛之表现及其对佛教义学之倡导》一文,论述了北魏孝文帝在平城和洛阳大力兴造佛寺、广泛招揽高僧、全面制定僧制,推动了北方佛教长期持续和有序的传播,使平城和洛阳成为当时佛教繁盛的中心地。孝文帝特别喜好佛教义学,招揽了诸多义学高僧,给予优厚待遇,助其讲论,奠定了北魏佛教义学发展的基础,推动了南北学术文化的融合。尚永琪《鸠摩罗什译经时期的长安僧团》详细考察了自前秦以来长安僧团的发展状况,特别对后秦时期以鸠摩罗什为中心的僧团组织及其与后秦政权的关系、僧官制度的建立、僧团的"学问化"及其译经活动、僧团内中土僧人与天竺僧人、天竺僧人与西域僧人及不同僧团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论述。邵正坤《造像记所见北朝民众的佛教信仰与拟血缘群体》根据大量的北朝时期的造像记,揭示当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信仰群体从事造像、建塔、立寺、写经等佛事活动或者社会福利事业,以为这是一种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互益、自助团体,这种拟血缘团体既受佛教有关教理、教义的影响,也与该历史阶段的社会环境有关,并得益于佛教在北方的广泛流播。

主权在上 治权在下——周礼德性政治要论

周礼保留了氏族的外壳,但是依据国家架构对其进行了改造。周礼不是以家为基底予以放大而建构国,而是依据国的需要改造了家的内部结构。周礼不是纯血缘,而是拟血缘。进而,周礼中对各种关系的道德要求都是互相的。周礼之所以形成并强调相互性伦理,即在于以拟血缘建构天下一家,必须使居于下位的异族感受到血缘亲情。为了确保这一点,周礼在家国内部保留了部族联盟时期的反抗权。哪怕身为君王,如有虐民,也可放可杀。在典型的宗法制度下,不但小家之长和小宗之长是全家和整个小宗之族的财产的支配者,大宗宗子也是整个宗族的财产的支配者。可以将贵族内部各级宗子对财产的支配权曲折地表现出来的贵族宗族共有称为"贵族宗子所有"。周礼体制最为关键的制度设计,则是主权在上,治权在下。周天子虽然掌握了天下国家之主权,但是在周礼体制中,这主权受到了两层束缚:一是治权的分割,二是主权与治权分离。于是周天子的权力是一种消极权力而非积极权力。宗法封建制既是对周天子主权的维护,也是对周天子治权的分割与限制。只有当周天子以天下万民为念时,才能在现实中做到主权与治权的趋近于合一。如果周天子只考虑一己之私利,则必导致主权与治权相分离,并突显治权之分割。

孝道泛化的传统理路与现代组织实践论析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泛化将孝的精神理念运用到亲子之外的领域,这不仅从理论上为儒家伦理规范的外扩开辟了新路径,而且通过移孝作忠使其成为治家理国的有效方法。孝道泛化的内在原理是拟血缘关系,它使非血缘性的个体之间通过情感转移来模拟真实的血缘关系。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社会结构的转型与西学影响使得孝道泛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受到严厉挑战,然而,其依然可以发生于儒家文明影响下的稳定组织之中。针对当今以科层制为代表的主流管理模式对成员感情与彼此关系的普遍忽视,孝道泛化的创造性运用可以重建成员间的情感互助与伦理团结,使成员表现出组织家人行为,具有积极的管理伦理意义。

北朝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与呈现

血缘认同、拟血缘认同、地域身份认同、政治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等多种途径和方式,都被各种积极力量用于建构和支撑北朝民族身份认同。在拓跋鲜卑与汉族的共同努力下,双方的民族身份在渐趋一致。北朝民族身份认同图景的日益完整和清晰,昭示出北朝民族认同的全面深化和即将完成。

功能主义视角下的仁兄弟结拜研究——以山东省枣庄市奎子东村为例

血缘、宗族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一种最原始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它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立足与发展的强大依托,当这种关系网络缺失的时候,人们便通过结拜建立这样一张拟血缘关系网。仁兄弟结拜就是其典型代表,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分析,仁兄弟结拜这一文化机制在维系社会关系方面可以发挥一定作用,弥补社会机制的缺失。从枣庄市滕州市奎子东村选取的孙氏家族四个个案中获取的田野调查资料,将有助于进一步探析它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功能。

兄弟关系定位转向与周代制度建设——基于“兄弟”亲称及亲属制度的考察

兄弟在最初的社会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并且具备界别族属的功能,因此被赋予共同应对外部环境和族群竞争的社会期待。随着婚姻与父权的产生,父子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主导。一方面父子相继、长子继承的继嗣方式取代了兄弟相及,另一方面原本族群间的对立竞争关系也转变为宗族间的合作共生关系。在这一亲属制度的变迁中,继嗣与姻亲的社会功能逐渐凌驾血缘之上并产生了兄弟易于不和的结构性因素。另外,兄弟界别族属的功能也转向以扩张性的拟血缘方式打消个体或群体间的界限,其社会期待转变为保持相互间的和睦进而敦亲睦族。周初制度建设对这一变迁作了充分考量,并在缓和这一结构性矛盾的基础上有效发挥了敦亲睦族的社会功能,由此奠定了礼乐文明对兄弟关系的定位。

撞死一头牛——民族认同在西藏民间的构建

文章以发生在西藏民间的"撞死一头牛"的真实事件为文本,通过对"一封感谢信"中表述者语言的分析,论述了汉藏两个不同民族的个体之间经验文化的碰撞、社会角色的互动以及民族认同在民间日常生活中的构建。

传统帮会规则的宗法特性探析

近年来,学界对民国时期的帮会文化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取得良好的成果。但美中不足的是,这些研究成果鲜有专门从宗法角度对民国帮会组织的规则进行探析,而中国传统宗法文化对帮会组织的影响之巨大是不言而喻的。研究帮会规则的宗法特性,要从其"拟血缘"关系、门规的道德伦理化以及"侠义"精神的凝聚作用三个方面着手,只有这样才能对其进行全面的透视。

云南小凉山“农场彝人”的姓氏选择

云南小凉山"农场彝人"的姓氏选择始于新中国成立后民主改革时期,改革开放后一度活跃,现今日趋稳定。"农场彝人"的姓氏选择应用了迁就、协商、投机等策略,其动机是追求各种利益与社会声誉。在血缘拟想的文化实践中,"农场彝人"精心选择的血缘纽带显现出了世俗与神圣的不平衡:其姓氏选择得到了传统与现实的有力支持,但象征肉身的"马都"(竹制灵牌)却不被姓氏来源家族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