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择一认定:规范内涵、正当性证立及适用面向

在刑事司法裁判过程中,若法院穷尽证据方法仍对犯罪事实存在无法排除的疑问,依据疑罪唯轻原则对案件进行无罪或轻罪裁判是当然之理。然而,当法院对被告人有罪形成复数心证时,宣告被告人无罪有悖于法感情,此时能否根据刑事择一认定作出有罪判决则存在疑问。同一构成要件要素符合事实层次上的择一认定不存在合法性疑问,但基于制度性理由仍应力求对其明确认定。同一构成要件中不同要素间的择一认定,涉及选择性构成要件要素问题,应根据其类型具体判断。异种构成要件间的择一认定需根据存疑事实的形成原因区别对待。从尊重三段论逻辑与罪刑法定的视角来看,择一认定并非疑罪唯轻原则的例外,其实质是特定证据条件下进行了两次三段论涵摄的特殊裁判类型。以“不法核心的同一性”为标准的德日限缩方案,基于程序安定性考虑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择一认定的理论定位。由于我国并未确立起实质的公诉事实同一性限制,加之强调实体正义的司法价值倾向,应站在原则允许的立场肯定择一认定的适用。

扩张解释、存疑有利被告与择一认定

鉴于扩张解释难以遏制的"扩张本性"及存疑有利被告论的不可信与不可行,对于有利被告之扩张解释需要持怀疑态度。在适宜的时机,应当确立有利被告扩张解释禁止规则。不过,仍须坚持有规则就会有例外。在无被害人案件中,倘若国家自愿出让权力配置的,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可以允许有利被告扩张解释之适用。择一认定理论也并非完全是对存疑有利被告论的加工,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其的反动。

刑事疑案择一认定的规范内涵、适用立场及实质限制

作为刑事疑案裁判规则的疑罪唯轻原则存在疑罪从无和疑罪从轻两种类型。然而,对不属于疑罪从轻适用范围的此罪与彼罪之间的疑案,适用疑罪从无裁判则可能产生不妥当的结论,故此,作为疑罪唯轻例外的择一认定应运而生。将择一认定与疑罪从轻相混淆可能会不当扩大疑案的从轻处罚范围,将择一认定与概括性认定相混淆可能会导致对不法结果归责的理由不充分。在此罪与彼罪之间的疑案中适用择一认定与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无关,其应在不违反不告不理原则和罪责原则的前提下采取有限制容许的立场。在有限制容许的立场下,应以不法核心同一性作为允许适用择一认定的实质判断基准,这不仅要求不同犯罪侵害相同的个人法益,而且要求侵害相同的个人法益之程度亦相当,进而将择一认定的适用限制在具有等价不法的不同犯罪之间的疑案中,确保择一认定的适用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根据。

试论自首制度中的罪行发觉择一认定

刑事诉讼法拘留条款中的重大嫌疑与犯罪嫌疑不具有同一性,物品痕迹具有犯罪后不久"显著"特征的重大嫌疑分子才可以认定其罪行已被发觉。侦查机关意料之中的罪行属于侦查方向的范畴,意料之中交代的罪行未必可以认定已被发觉。罪行发觉择一认定可以实现自首制度的法律精神和自首与坦白的不同价值位阶。择一认定即以怀疑的若干罪行中的轻罪视为已被发觉,重罪视为未被发觉;如果还有无罪可能性的怀疑,则认定罪行未被发觉。

包容性评价思想在刑法中的适用研究

传统刑法理论过分注重不同罪名犯罪构成以及构成要件要素之间的界限,而轻视不同犯罪之间的阶层关系和包容关系。这种思维方式会制造罪名之间的对立,在案件事实存疑、抽象事实认识错误、共同犯罪认定和共犯逾越等问题的处理上会产生评价矛盾,从而造成诸多处罚漏洞。洞悉犯罪构成以及构成要件要素之间的联系,善于运用包容性评价思维,有利于消解评价矛盾,建构起协调一体、能适应错综复杂案件情状的刑法理论。包容性评价方法也契合当前学者们提倡的类型化思维方式,有利于缓释概念分析思维的形式束缚。

论“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与例外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是司法文明的体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案件中只要有疑问,就必然做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裁决。“存疑”只是对定罪量刑有重要意义的事实的合理疑问。择一认定和未必的故意是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例外。

我国疑罪案件处理原则的确立

我国没有疑罪案件处理原则的立法。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不是将疑罪案件与疑难案件相混淆,就是在部分疑罪案件的处理上,难以适应兼顾惩罚犯罪、实现刑罚正义的要求。构建我国疑罪处理案件原则时,应当以人权保障为主、适当兼顾惩罚犯罪为指导思想,即对疑罪案件,应当适用疑罪唯轻原则,但对部分疑罪案件,可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择一认定等规则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