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遗记

设计说明:《拾遗记》是一组纺织品图案设计作品,主要元素为象征传统文化的“凤凰”与象征现代文明的“机器人”。凤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新生”的寓意,在本设计图案中,凤凰抬头看向上方,身体上有磅礴的山水纹样。右上角由齿轮、芯片、几何图形组成的机器人低头俯视,二者的对视寓意着过去与未来的交织,象征着新时代的来临。图案的配色作用了天青、靛蓝等传统颜色,并加入了一些赛博朋克的色彩,同样寓意时代交融,生生不息。

杜甫以左拾遗参与朝会之始日及其相关问题——《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探析

杜甫《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不仅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而且对其生平研究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二诗,能了解杜甫以左拾遗身份始列朝会的经历及其表现。杜甫任左拾遗地点有两处,一在凤翔,一在长安,而参与朝会则是在至德二载冬至日的长安。杜甫与张镐关联度极高,张镐救杜甫,可以在张镐“赍符告谕”中找到因果关系。有学者认为第一首是伪作,这是没有认识到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及其意义。二诗互补,去年至日与今年至日形成对比,庄谐并存,富有戏剧性,别具风神。

《辽史拾遗》版本编修与源流考略

《辽史拾遗》为清代文人厉鹗所撰,该书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出知不足斋抄本、岳雪楼影抄本、文渊阁四库本、振绮堂校刊本、江苏书局刻本、广雅书局刻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本等诸多版本,但诸版本的源流应当均出自清代藏书家鲍氏与汪氏。虽然《辽史拾遗》成书之初的目的是为补《辽史》之遗,为辽史增补史料,但事实上该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其存传情况不仅反映了清代典籍版本的流变情况,同样体现了清代私人藏书家为传承中华文化所做的贡献。

从《拾遗记》看先秦至魏晋时人的域外观念

《拾遗记》成书于东晋十六国时期,记述了上古伏羲至晋代诸多异域远国的传说、神话、奇闻逸事,包含着先秦至魏晋时人对异域孝文化、历法、耕织文化、幻术、学术等方面的认知,总体上体现了当时中国人的域外文明观念。这一域外观念与传统华夷观并存,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天下观。

打乒乓球里也有辩证法--毛泽东运用辩证法拾遗

毛泽东是我们党熟练运用辩证法的楷模和典范。他时时注意从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发现典型、提炼启示,进而形成决策、推动工作。一则批语折射出的辩证法《毛泽东年谱》里有一则他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批语,精辟生动,内涵丰富,正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鲜活例证,读来让人深受启发。

王嘉《拾遗记》与“拾遗”类小说的演进

“拾遗”类小说是指记载遗闻轶事的杂传杂记作品,王嘉《拾遗记》是此类小说的代表。以往认为《拾遗记》的体例是杂传与地理方志的杂糅。事实上,《拾遗记》采用的是史家“纪传”之体。南朝萧绮重编《拾遗记》,为作品增添了“录”,丰富了作品的构成。《拾遗记》因此形成了两种思想背景:一种是王嘉的神秘主义世界观,宣扬神道信实不虚;另一种则是以天人感应统摄神道与人道,将神异之事纳入史家正体。拾遗类小说的出现与文献整理有关,如《汉武帝内传》《汉武帝故事》《西京杂记》等作品,皆是从史官视角追索故事,以传奇人物凝聚异辞,取经史传记内塑体例,体现了早期小说与史传的内在关联。唐代之后,拾遗类小说的发展一分为二:或重归史学,追求信实;或向传奇、讲史演进。拾遗类小说是历史小说的源头之一,也是历史故事走向通俗文学的重要途径。

中华书局本《高僧传》校勘拾遗

学术界对中华书局本《高僧传》研究多年,成果丰硕。然该书中仍存在一些校勘问题。选取数例,敷衍成文,以就教于方家。1.中华书局本:“复遍历众师,融冶异说,三藏方等,并皆综达,广访《大毗婆沙》及《杂心》《揵度》等,以相辩校。”(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1页)笔者按:“辩校”当为“雠校”之讹。“雠校”即校雠,意同“校勘”。

《拾遗记》中冬虫夏草相似物“冰蚕”考辨

冬虫夏草是中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成书于唐代的《月王药诊》称其为“牙儿札更布”,这是有关冬虫夏草最早的文献记载,但另有观点认为最早记载冬虫夏草的文献资料应为东晋时期的《拾遗记》,该文献将其称之为“冰蚕”,因为与冬虫夏草在诸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所以被认为是冬虫夏草的别称或古称。基于此,本研究在检索查阅相关古代文献记载和现代科学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对比两者在药理药效、实际应用等方面的差异,认为冰蚕非冬虫夏草。

古代朝鲜汉文小说《三韩拾遗》用典艺术探析

《三韩拾遗》是一部以发生于朝鲜朝肃宗时期的义烈女香娘故事为素材创作的长篇汉文小说,作者金绍行在叙事中引用了大量中华历史文化典故。其用典方式灵活多样,并将自身的创作理念与对社会的批判融入其中,或正反结合,舒吭一鸣;或明暗相兼,亦真亦幻;或单连并举,意蕴深远。但此书之用典并非十全十美,也有诸如片面用典、错用典故、无效用典等不当之处。通过对其用典艺术进行剖析,既可以窥得作者金绍行的创作理念,又可以探究到朝鲜朝后期小说所呈现的时代风貌以及中朝两国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文学扮演”与《春秋》斧钺--杨维桢《史义拾遗》补拟创作表微

杨维桢曾著《史义拾遗》一书,被四库馆臣归入史部,但书中“补辞”“拟辞”“设辞”之类文章实有别于常规史论,不仅蕴有作者与众不同的历史思考,也包含独特的文学价值。此类补拟文章的创作手法,是通过介入特定的历史现场,借助扮演古人的方式,重审历史旧案,申说《春秋》大义。在论史模式上,既沿袭胡寅、朱熹重视义理的理学家传统,又凭借优孟衣冠作“文学扮演”,展现文学家的趣味。这一系列文章史识独异、文心奇巧、持义严正,具有多重意蕴,并非单纯的游戏笔墨。

刘勰“随仲尼而南行”之梦研究拾遗

刘勰“随仲尼而南行”之梦是研究《文心雕龙》的重要支点,对廓清刘勰生卒年、《文心雕龙》的成书年代、刘勰的思想倾向等意义重大。本文以《黄帝内经》“梦象”理论为视角展开研究,认为刘勰“随仲尼而南行”之梦在类型上属于“想梦”,原因与他的情志及其所处的社会、人文、学术环境关系密切。而对“随仲尼而南行”部分进行集注、集校和详细疏解,并对现有若干研究成果进行反思,一来传承文脉,二来有益于一般学习者的阅读和理解,三来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新的基础研究平台。

《拾遗记》对谶纬叙述的改造与拓展

东晋时期,王嘉在谶纬学说的影响下对两汉盛行的谶纬文本进行改造,创作出志怪小说《拾遗记》。王嘉在谶纬文本的基础上对本事进行改造和调整,完善故事内容,并遵循谶纬学理对本事加以附益,以谶言预述故事。《拾遗记》以虚构的手法开启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实现了残丛小语向完整情节的转变以及实用性语言到审美性语言的过渡。

《拾遗记》颂美女性的情感倾向简论

晋王嘉《拾遗记》涉及众多女性形象,就其身份地位而言,大体可分为三大系统六小类(神女、仙女、凡女三个系统,古帝之母、神异之女、大小仙女、后妃姬妾、贤俊之母、异域奇女六个小类),其中,部分个体女性形象的刻画较为出彩。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女性人物虽然正史有载,但小说中的形象却不尽同于史书,有的甚至完全与史相违。整体来看,在“古帝之母”“后妃姬妾”类女性人物以及西王母的相关描写中,作者的颂美情感较为强烈,究其原因,这与王嘉的方士身份,以及道教以女神和女仙崇拜为主要内容的女性崇拜有一定的联系。

和刻本《集注纂评谢选拾遗》的特色与文献价值

日本明治时期,大阪府平民行德玉江纂评、其子行德敬二郎集注并编纂《集注纂评谢选拾遗》,是对赖山阳《谢选拾遗》注解的增补。《集注纂评谢选拾遗》对唐宋八大家文章选本的评点成果有所接受,选本间引用的文论家有高度的相似性。在注解上立足于文章本位,在评点上吸纳了明清评点家的思想,注解具有专业性。日本江户至明治时期,注解家对中国文章学的吸收与融合在此书的集注和纂评中得到全方位展现,其价值应该得到充分认识。

《正蒙拾遗》的思想特点及其关学定位

韩邦奇的《正蒙拾遗》探讨了天人性道、修身处事、易学历史、天体历法、礼乐制度等多方面内容,体现了韩邦奇在理性抉择的前提下对张载思想的接受认同和开拓创新,是韩邦奇思想从“推阐朱子”到“归本横渠”转变的标志性作品,也是其思想学术表述较为集中的一部著作,更是明清关学能传述《正蒙》之学的重要代表作。韩邦奇“其学得关中嫡派”的地位,因其能传承关学“以礼为教”宗风和此书对张载思想的继承推阐而得以奠定。

《绀珠集·诸集拾遗》出处及引书特征

《绀珠集》成书于南宋,是具杂纂性质的文献书目,因摘录之本今多残佚,故成为后世学人辑考古本之渊薮。与前12卷不同,末卷为《诸集拾遗》,只列条目,无出处,无著者,据目前所考,其材料来源主要为诗文篇章、史部作品及唐宋小说、笔记类,且征引书目各有特点。厘清《绀珠集·诸集拾遗》的出处及引书特点,不仅能更好把握《绀珠集》征引特质,也可为分析其文献特性提供新的契机。

从“快乐王爷”到“拾遗者”——记金堂县档案馆副馆长邓斌武

快乐,人生中的崇高境界。快乐王爷,快乐中的王者至尊。金堂县档案馆邓斌武副馆长步入档案部门以来,微信名始为“快乐王爷”,逐渐改变为“拾遗者”,昵称微小的变更,见证了一个档案人初入兰台和立志兰台的心路历程。初入兰台尝快乐邓斌武副馆长,早年入职于乡镇,在乡镇中成长,一直干到了副镇长。对他而言,乡镇是一个漫长又丰富的年代。安全维稳、催粮催款、农业生产,是乡镇干部的“永恒奏鸣曲”,“上面千根线,乡镇一根针”,也是乡镇干部工作的真实写照。

家族文化史的诗性书写范例—— 以《楚尾拾遗》为例

《楚尾拾遗》是一部文史专著,作者用诗人作家灵动的笔墨,诗意纵横的文字,对黄石地域文化、儒释传统文化、矿冶文化、移民文化等进行相互穿插、交叉书写,给人一种真实感、生动感、丰富感,同时给人带来全新的独特的诗性阅读体验。

黄友葵艺术思想拾遗

黄友葵是我国20世纪第一代声乐大师,她的声乐艺术思想对中国民族声乐发展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学界对她这一思想是如何产生、发展和成熟的,一直缺乏实据考证。本文从学界遗漏的材料入手,追溯黄友葵的民族声乐思想形成原因,结合材料分析她的声乐思想、教学理论和艺术管理思想,并对部分刊物和学界忽视的材料进行再解读。

从《古语拾遗》和记纪神话看忌部氏神话

《古事记》是日本和铜五年由太安万侣编撰的书籍,是天武天皇为了修正《帝纪·旧辞》的错误点而下令编纂的,编纂修改后所形成的古事记便可以作为正确的记载流传后世。而《日本书纪》是日本留传最早的正史,六国史之首,原名《日本纪》。《古语拾遗》记载的是从天地开辟到天平年间的事情,其中有一些内容连《古事记》《日本书纪》都没有录入。忌部氏自认为是天太玉命的子孙,因此书中有许多关于天太玉命的记载。这三本书中都有提到忌部氏,但内容却略有差异,本文根据三本书的原文对其中差异做简单分析,并思考忌部氏在历史中的真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