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遗记

设计说明:《拾遗记》是一组纺织品图案设计作品,主要元素为象征传统文化的“凤凰”与象征现代文明的“机器人”。凤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新生”的寓意,在本设计图案中,凤凰抬头看向上方,身体上有磅礴的山水纹样。右上角由齿轮、芯片、几何图形组成的机器人低头俯视,二者的对视寓意着过去与未来的交织,象征着新时代的来临。图案的配色作用了天青、靛蓝等传统颜色,并加入了一些赛博朋克的色彩,同样寓意时代交融,生生不息。

从《拾遗记》看先秦至魏晋时人的域外观念

《拾遗记》成书于东晋十六国时期,记述了上古伏羲至晋代诸多异域远国的传说、神话、奇闻逸事,包含着先秦至魏晋时人对异域孝文化、历法、耕织文化、幻术、学术等方面的认知,总体上体现了当时中国人的域外文明观念。这一域外观念与传统华夷观并存,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天下观。

《拾遗记》中冬虫夏草相似物“冰蚕”考辨

冬虫夏草是中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成书于唐代的《月王药诊》称其为“牙儿札更布”,这是有关冬虫夏草最早的文献记载,但另有观点认为最早记载冬虫夏草的文献资料应为东晋时期的《拾遗记》,该文献将其称之为“冰蚕”,因为与冬虫夏草在诸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所以被认为是冬虫夏草的别称或古称。基于此,本研究在检索查阅相关古代文献记载和现代科学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对比两者在药理药效、实际应用等方面的差异,认为冰蚕非冬虫夏草。

王嘉《拾遗记》与“拾遗”类小说的演进

“拾遗”类小说是指记载遗闻轶事的杂传杂记作品,王嘉《拾遗记》是此类小说的代表。以往认为《拾遗记》的体例是杂传与地理方志的杂糅。事实上,《拾遗记》采用的是史家“纪传”之体。南朝萧绮重编《拾遗记》,为作品增添了“录”,丰富了作品的构成。《拾遗记》因此形成了两种思想背景:一种是王嘉的神秘主义世界观,宣扬神道信实不虚;另一种则是以天人感应统摄神道与人道,将神异之事纳入史家正体。拾遗类小说的出现与文献整理有关,如《汉武帝内传》《汉武帝故事》《西京杂记》等作品,皆是从史官视角追索故事,以传奇人物凝聚异辞,取经史传记内塑体例,体现了早期小说与史传的内在关联。唐代之后,拾遗类小说的发展一分为二:或重归史学,追求信实;或向传奇、讲史演进。拾遗类小说是历史小说的源头之一,也是历史故事走向通俗文学的重要途径。

《拾遗记》颂美女性的情感倾向简论

晋王嘉《拾遗记》涉及众多女性形象,就其身份地位而言,大体可分为三大系统六小类(神女、仙女、凡女三个系统,古帝之母、神异之女、大小仙女、后妃姬妾、贤俊之母、异域奇女六个小类),其中,部分个体女性形象的刻画较为出彩。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女性人物虽然正史有载,但小说中的形象却不尽同于史书,有的甚至完全与史相违。整体来看,在“古帝之母”“后妃姬妾”类女性人物以及西王母的相关描写中,作者的颂美情感较为强烈,究其原因,这与王嘉的方士身份,以及道教以女神和女仙崇拜为主要内容的女性崇拜有一定的联系。

《拾遗记》对谶纬叙述的改造与拓展

东晋时期,王嘉在谶纬学说的影响下对两汉盛行的谶纬文本进行改造,创作出志怪小说《拾遗记》。王嘉在谶纬文本的基础上对本事进行改造和调整,完善故事内容,并遵循谶纬学理对本事加以附益,以谶言预述故事。《拾遗记》以虚构的手法开启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实现了残丛小语向完整情节的转变以及实用性语言到审美性语言的过渡。

杂史杂传为体,地理博物为用——论《拾遗记》的文体特征

《拾遗记》结构上史的特征以及内容上的博杂,使其成为一部兼具杂史杂传与地理博物两种文体特征的典型的志怪小说。《拾遗记》这种一书兼综二体的文体特征,是魏晋南北朝多种体例的志怪小说在长期发展演变中由分离逐渐走向融合过程的体现,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拾遗记》女性命运的文化透视

《拾遗记》通过对统治者先宠后弃的女性命运的述写,作者王嘉宣扬了"房中术"这一神仙道教的修炼方法,迎合了魏晋时期统治者"广置姬妾"的陋习;通过对忠贞类女性命运的述写,既反映出儒家思想对王嘉的影响,揭示了以美女殉葬的恶习,同时又反映出王嘉对神仙道教思想的宣扬。另外,通过对其他女性命运的述写,也揭示了当时普遍存在的"红颜祸国"的思想观念以及统治者为得到美女而不惜劳民伤财等社会现象,探讨了隐藏于其中的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

论《拾遗记》的唯美倾向

《拾遗记》用华美的语言与奇特的想象 ,描绘出若干糅合了道教玄想和现实生活诗意的美好境界 ,显示出相当明显的唯美艺术倾向。本文通过对《拾遗记》唯美描写与艺术旨趣的考察 ,论述了它所具有的唯美倾向 ,以及这种倾向在小说发展史中的意义。

《拾遗记》新词新义考释

前秦王嘉所撰十卷本志怪小说《拾遗记》,所记内容生动有趣,其语言既袭用古语,也采用了六朝时出现的新词,并赋予新义。文章对此作了较为细致的梳理、辨析与研究,试图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分析其独具的语料价值。

《拾遗记》创作的史学化特征

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记载的国度,强烈的史学观念影响着上自史官下至小说家的创作与著述。中国古代小说与历史著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拾遗记》虽是汉魏六朝时期的一部文言志怪小说,但在其艺术审美特征上也表现出史学化的倾向。《拾遗记》的这种史学化特征具体表现在史书式的结构体例、尚实的著录意识、以史为鉴的撰述目的和补正史遗阙的史料价值上。

《拾遗记》确为王嘉所作补证——兼论不同卷数版本的关系

关于《拾遗记》的作者,前人多有论述,如"王嘉说""、虞义说""、萧绮说"等,莫衷一是。笔者在研究该书的过程中,找到了多条材料能够进一步证明原本《拾遗记》确实出自王嘉之手,萧绮《拾遗记序》中所说"搜检残遗"并非虚言。同时,有关《拾遗记》的版本,卷数上有二卷本、十卷本、三卷本、十九卷本之别,不同卷数版本的出现是古书整理流传的方式和古人著书通例的结果。

《拾遗记》校勘

前秦王嘉所撰十卷本《拾遗记》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齐治平先生凭着严谨的治学态度,根据明世德堂翻宋本、明吴《古今逸史》本等版本对此书进行了认真的校注,为读者提供了方便,然而仍存有讹误和值得商榷之处。现主要依据此书流传的版本、唐宋类书、史书,结合上下文义和语词,对齐治平本的误校、漏校之处进行校勘,以期纠正此书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更准确地理解语词和文义。

《拾遗记》佛学影响探源

《拾遗记》中部分源自佛经的传说故事以及一系列佛教术语的出现,说明《拾遗记》的作者道士王嘉受到了佛学的影响。而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思想的盛行、王嘉与佛教高僧道安非同寻常的关系以及这一时期道教徒普遍的道教方术与佛教幻化之术并不相互抵忤的思想则是王嘉受到佛学影响的重要原因。《拾遗记》记述的这些与佛经有关的传说故事,也反映了佛教在中土逐步发展兴盛的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向中土世人宣传佛学内容的不同。

王嘉《拾遗记》中的海外神仙世界

《拾遗记》是晋代道士王嘉所著的一部志怪小说集,书中记载了大量关于海外神仙世界的奇异传说。在这些传说中,王嘉展示了一个由远方仙境、不死仙药和海外异民构成的神奇世界。《拾遗记》中所载海外神仙世界既有对战国以来神仙家和方术士们所描绘的海外仙境传说的继承与发展,也有对秦汉以后传入中原的域外故事的改编与重述,代表了当时人对于域外世界的理解和认知。当时人这种介于虚幻与真实之间的海外世界观,通过志怪小说得以保存和流传,《拾遗记》即是其中代表。

《拾遗记》研究综述

王嘉及其《拾遗记》自东晋十六国以来,各个时代不乏关注者,也取得了大量重要的研究成果,本文就是对《拾遗记》研究历程的客观陈述。

论王嘉《拾遗记》的语言特色

《拾遗记》的语言,不仅受魏晋时渐趋靡丽文风的影响,文辞华丽,铺排夸饰,体现出鲜明的骈化、赋体化倾向,而且还在行文中穿插了大量的诗歌、谣、谚,诗文融合。同时,在对一些远方异域神奇名物的命名上,也显出了王嘉的匠心独具,体现出了形象化的特点。

《拾遗记》及其作者

《拾遗记》的作者不是萧绮而是王嘉。该书的思想内容有揭露统治者荒淫无耻,反映人民追求理想生活的积极一面,也杂有诸多荒诞迷信的色彩。艺术形式方面对人物刻画、气氛烘托都相当成功。特别是语言精粹优美,富有感染力。书中还保存了不少谣、谚、诗歌,有较高艺术和欣赏价值。

玉文化在《拾遗记》中的体现及其英译策略探究

中国用玉历史已有8000余年,玉文化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拾遗记》是由东晋王嘉编写的古代中国神话志怪小说集,是魏晋时期的一部重要文言小说,其间记载了中国古代玉文化。《拾遗记》全书共10章,记录了上古庖牺氏、神农氏至东晋各代的历史异闻。据笔者统计,全书“玉”字共出现110余次,记录玉器近50件。对《拾遗记》的英译有利于中国玉文化的传播。但《拾遗记》的英译必然面临玉文化的理解和翻译策略的选择问题。本文旨在分析《拾遗记》中出现的玉文化的内涵及不同思想寓意下玉文化的归化和异化策略的选择。

《拾遗记》创作的神奇化追求

尚奇猎异是一种人类的审美需求。受时代风气影响,六朝志怪小说大量产生,并体现和追求着奇异之风。作为六朝时期"拾遗"体志怪的代表作,《拾遗记》的神奇性审美追求更典型。笔者经过对《拾遗记》文本的细致分析、归纳和论证,认为《拾遗记》的神奇化审美特征体现为神异性和奇异性两大类。在具体内容上则通过大量、生动的神奇的人、事、物乃至异域的记叙描写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