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商誉持有风险研究——以紫光学大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之间横纵向并购越来越频繁,由此在A股市场形成的商誉规模也逐年递增。不少上市公司的商誉净额甚至远超其净资产,导致企业乃至整个资本市场都不得不面对巨额商誉所带来的持有风险,商誉持有风险问题现已成为A股市场不可忽视的问题之一,给资本市场的健康正常发展以及上市公司未来经营埋下了巨大隐患。本文以紫光学大为案例研究对象,分析商誉持有风险情况,形成巨额商誉的动因以及对企业自身发展所造成的潜在影响,为商誉持有风险管理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和建议,降低商誉爆雷的可能性,同时为企业自身的良好发展打下基础。

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行为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方兴未艾,已渗透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对家庭金融产生了深刻影响。结合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数据库(CHFS)的数据,通过建立Probit模型与Tobit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行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互联网理财产品满意度、强化居民金融知识储备进而促进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市家庭,尤其是一线城市家庭以及高收入水平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行为有着更强的影响作用。因此,我国政府、金融机构、科技企业和监管机构应共同合作,通过改善数字基础设施及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发展,有效促进弱势群体的金融参与。同时不能忽略居民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使居民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过程中最大程度地收益,更加理性地持有风险金融资产。

社会保障对我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福建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西南财经大学于2015年开展的第三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中福建省数据,实证分析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与家庭持有社会保障状况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社会保险持有种类与风险金融资产持有量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家庭持有社会保险种类每增加一种,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量平均增加约1.5万元;社会保障对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在城市家庭中较为显著,而在农村家庭中并不显著;其他相关变量中,风险态度和资产总量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仍有显著影响。

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与居民消费支出

使用2013年CHFS数据,通过构建ols模型,研究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与消费支出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比例偏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比例对家庭非耐用品消费支出具有正向影响。以金融资产收益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为工具变量,结果仍显著。将样本本分为户主年龄大于等于45岁的家庭和户主年龄小于45岁的家庭后发现,对中老年人而言,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更大。此外引入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与户主是否接受大学教育的交互项,得出教育水平与家庭风险资产持有比例有互补效应,随着户主的教育水平的提升,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的提升对家庭非耐用品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金融风险资产的持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微观数据调查分析

本文使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1年和2013年的"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通过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考察了家庭金融风险资产的持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持有金融市场的无风险资产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正,持有风险资产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负。因此,金融政策制定者与投资机构应制定有效的政策与金融产品,以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从而提供更多的低风险金融产品。

美国银行避免贷款风险的经验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风险贷款是客观存在的,如果预防无效,则采取转移风险的方法。美国银行在这方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做法。 直至近期,那些发现持有风险贷款的美国银行通常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方法:或是作为债权人消极地等待,或是采取积极的态度想方设法收回贷款。但现在出现了一种便捷的新选择:将贷款出售给第三方。

人口年龄结构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7年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老年人占比及少儿占比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概率,同时降低家庭持有风险资产占总金融资产的比重;老年人占比对中西部地区或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无显著影响,少儿占比对风险性金融资产参与率的抑制作用不显著,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比重。

家庭承诺支出、消费习惯形成与风险资产配置

考虑家庭承诺支出和消费习惯形成等因素会改变最优风险资产配置比率。本文建立了基于家庭承诺支出和消费习惯形成不同约束形式下的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理论模型,设计对应的代理变量,以课题组2015年采集的《中国居民家庭资产配置调查问卷》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以住房按揭贷款为代理变量的家庭不变承诺支出会降低股市参与率,但对风险资产持有比率影响不明显;以家庭上学人数为代理变量的可变承诺支出影响不显著,健康状况对股市参与率和风险资产持有比率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医疗保险无法对这一承诺支出起到很好的对冲作用;作为外部习惯形成代理变量的城市整体消费情况并不影响家庭股市参与率,但会增加风险资产持有比率。

健康状况、商业医疗保险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关系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的数据,研究健康风险状况、商业医疗保险和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了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本文通过二元Logit回归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相对于健康状况差的居民,健康状况好的居民持有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更大。商业医疗保险在健康状况与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之间发挥调节作用,该调节作用通过家庭收入的中介实现。如果家庭成员没有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健康风险将通过收入水平的中介减少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如果家庭成员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健康风险将通过收入水平的中介增加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持有。

金融风险资产持有、心理压力与幸福感

金融风险资产持有与幸福感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本文利用2018年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证明了在金融市场上持有风险资产会对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且心理压力在两者之间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此外,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家庭持有金融风险资产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显著大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家庭。研究结论为政府提升居民幸福感与金融机构建立更完善的金融环境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中美汇率-外汇储备博弈：非合作与合作的解释

中美之间关于人民币汇率是高还是低的争论一直是一个焦点问题。本文从博弈的角度将这一问题形式化，给出了与已有研究不同的解释。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产出和真实汇率以外，净出口和外汇持有风险对于理解国家在汇率博弈中的行为特别重要。在汇率一外汇持有的博弈中，外汇持有增加意味着资产的增加，但也意味着对手事后汇率议价和经济被对手操控的风险。博弈方非合作的最优策略使社会最优的配置不可能实现。在博弈双方实力相当时，通过可能的议价解，社会最优配置能得到完全的修复；而在博弈双方实力不相当时却不是这样。

中国家庭风险资产持有的影响因素及城乡差异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城乡收入差距大的矛盾非常突出,金融发展的城乡二元差异特征亦很明显,表现为城乡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市场提供的产品、居民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等都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研究调查的7331个家庭样本,对城乡居民风险资产持有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信贷需求、风险偏好、收入、社会保障、家庭规模、年龄等因素显著影响着居民风险资产持有比例。同时,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风险资产持有情况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最终本文对政府和金融机构提出了相应的合理化对策与建议。

国债市场的流动性套利及其实证检验

提出了一种在保持一定流动性风险的情况下构建国债套利组合的方法,应用线性规划技术,将国债的持有期风险因素引入到约束条件中,进而求解出实现最大期初套利的国债投资组合。通过对我国上交所25种债券的实证检验,发现套利收益与组合的持有期风险成正比,与流动性指标成反比,这证明了在考虑债券流动性风险的情况下,进行债券套利操作不一定会带来可观的收益。

银行国际化、海外监管套利与风险资产持有

银行国际化是中资银行在资本全球化条件下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但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其所带来的金融风险成为中资银行发展的重要挑战。本文对银行国际化决定风险资产持有的海外监管套利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基于银行设立海外分支机构的事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模型相结合的策略,识别了中资银行国际化对其风险资产持有的影响,并对海外监管套利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资银行的海外扩张行为显著提升了其风险资产持有水平。基于此,本文分别从东道国监管洼地效应与银行国际化模式的角度出发,对海外监管套利机制进行检验。一方面,在规避银行监管以降低监管成本的驱动下,银行更偏好向监管水平更低的东道国设立分支机构以降低银行监管成本,通过银行—东道国海外监管套利机制提升其风险资产持有水平;另一方面,由于银行总部与海外分支机构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其对分支机构的监管不足将造成分支机构经理人的监管套利行为,银行总部—分支机构监管套利机制将提升其风险资产持有水平。银行国际化对其风险资产持有的影响,对于在委托代理问题上更为突出的扩展边际主导模式更为严峻,而对于集约边际主导模式则不显著。

基于银行同业网络与资产重叠的金融风险传染研究

本文分析当银行遭受不同类型初始冲击时,传染概率、传染范围、损失程度随资产多样化程度、初始冲击程度变化的分布情况。研究表明,在两类传染途径共同作用下,资产多样化程度和初始冲击程度很低时风险传染概率与范围仍呈现较高水平,资产多样化程度较高时风险传染概率与范围呈现较低水平;不同网络结构中资产多样化对于初始冲击具有不同的吸收能力,且传染范围呈现出明显的由稳定转向非稳定的相变过程;在传染范围稳定的区域,损失程度仍随资产多样化程度的增加而增大。

Higher Concentrations and Ecological Risks of Selected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in Macrobrachium lamarrei from the Streams of Sialkot, Pakista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 persisting in the environment, which accumulate in human and animal tissue and bio-magnify in food-chains, would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human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Thus, the present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accumulation of organic pollutants in prawn from streams of Sialkot, Pakistan. Fresh water prawn Macrobrachium lamarrei was captured from streams of study area. Samples were prepared for extraction of selected organic pollutants and then analyzed through gas chromatograph-electron capture detector （GC-ECD）. Results of current study showed that five pesticide residues, i.e., B-HCH, Lindane, DDD, 2, 4-DDT and 4, 4-DDT were detected in composite prawn sample. The rest of POPs residues were not found in prawn. The ratio of a-HCH/γ-HCH indicated an input of technical HCH and long range transport, while the ratio of DDT/（DDD ＋ DDE） showed recent use of DDT to the study area. The high values of TEC-HQ and PEC-HQ of POPs in the studied prawn samples depicted risk posed to heal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