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持股权益披露制度:法律移植与比较研究

美国披露规则被移植到中国,并没有解决违规举牌等投资者保护问题。已有学术研究集中在法律解释角度,对于披露规则的理论和实践难题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本文系统比较了中国和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披露规则。本文提出一系列国情因素来解释中国的制度特点,例如国家战略、股权结构、利益集团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建议。

论违规超额增持股票行为的民事责任——以“ST新梅案”为分析样本

ST新梅案系违规增持民事司法第一案,受诉法院对上市公司控制权定性不当、理解适用《证券法》第213条规范属性有误,致使受损当事人陷入告诉无门的窘境。ST新梅案的裁判规则客观上诱导甚至强化了市场主体规避法律的机会主义心理,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沦为"漂白"违规增持行为的工具。尽管我国现行法未明确规定违规增持的民事责任,但参照既有关于限制股东表决权的规定,可以证成限制违规者超额部分股票表决权的结论,这也是遏制违规增持实施收购最有效的民事制裁手段。

上市公司权益披露制度:实证研究与政策建议

《证券法》(2019年修订)提高了上市公司权益披露要求和罚款上限,增设了表决权排除处罚措施。本文梳理了我国上市公司权益披露制度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证券法》修订的改革进路,并考察了中国证监会及地方证监局对披露规则的执行情况。实践中,中国证监会在执法中广泛行使了自由裁量权,根据违规者的交易方式等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处罚;地方证监局近年来分担了中国证监会的执法工作,但出现了标准不统一和地方保护倾向。本文对研究结果从我国政治经济环境角度进行了解释,评价了《证券法》(2019年修订)的各项改革举措,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