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指令权的实体规制

检察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检察指令权的规制问题。应当明确我国检察指令权的适用条件、界限及其效力,即应将便宜主义下需要统一裁量基准的、需要统一法律解释的、需要提升检察效能的以及需要避免检察官误断或者滥权的事由作为适用检察指令权的积极事由;而将法定主义、检察官客观义务、证据评价、法律确信以及诫命规定与合法性义务作为我国检察指令权不可逾越的界限;此外,还应明确我国的检察指令仅具有柔性效力,并基于审批型检察指令和非审批型检察指令的区分而采取不同的改革路径以弱化我国检察指令的刚性效力。

检察指令权的程序性规制

对检察指令权进行程序性规制是协调检察官独立与检察一体关系,确保检察官独立性的重要举措。我国检察指令权的运作存在规范性不足、透明度不强等问题,应在遵循检察规律原则、法治原则、透明原则的基础上,从检察指令的信息保障、检察指令的书面附理由程式、检察指令的公开、检察指令的沟通交流机制、检察指令实现机制的规制以及检察指令争议的裁决机制等方面加强对检察指令权的程序性规制。

《欧盟排污权交易指令》的制定、实施及其启示

欧盟的《排污权交易指令》的制定,经过了欧洲议会对修正案的第一次审议与第二次审议,终被确认为欧盟的正式法律;本文强调《排污权交易指令》实施进程以及与清洁生产机制的关联作用;最后,本文以《排污权交易指令》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作用为落脚点,阐述了对我国排污权交易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的设想。

论院庭长的审判监督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将院庭长的审判监督权制度化和程序化。从内涵上讲,院庭长的审判监督权可分为审判行政事务监督权和审判业务监督权。其中,院庭长的审判业务监督权因为带有指令权的性质,而可能与法官的办案主体地位相悖,其存在具有某种现实合理性,但需要从制度层面严格规范、从操作层面严格规制,此项赋权实际上是一项具有过渡性的改革措施,这一改革对于改革者和被改革者来说,都属一种无奈之举。

欧盟92/100指令对图书馆公共借阅活动的影响

欧盟 EC92/100指令直接将图书馆公共借阅活动纳入出借权调整范畴,因此将对图书馆公共借阅服务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就其立法动因、权利主体和客体及其权利限制,探讨了对图书馆公共借阅活动的影响。

两岸检察机关领导体制比较

海峡两岸检察制度"同源而分流",在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上两岸检察制度存在着诸多相同及不同之处。两岸检察机关外部领导体制的差异性,根源于政治权力结构上的不同;而检察机关内部的领导体制虽然都尊奉检察一体原则,但是,在具体行使方式上却存在较大的不同。考察台湾地区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以及比较两岸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同与不同,有利于把握检察机关领导体制改革的走向,推动大陆检察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浅议德国劳动法上的变更性解雇

"变更性解雇"是德国劳动法上一项独特的终止劳动合同的制度,它很好地平衡了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利益。雇主在通知终止劳动合同的同时又发出一个让雇员在变更了的劳动条件下继续工作的要约,雇员对此可以作出三种选择:(1)毫无保留地接受同时发出的要约;(2)相信变更性解雇缺乏正当理由,完全拒绝雇主发出的要约;(3)有保留地接受变更劳动条件的要约,即保留提请法院审查其是否有正当理由的权利。

中外检察组织结构比较研究与启示

检察组织结构本质上反映检察组织的权力结构,在检察制度建构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世界各国检察组织的纵向层级结构、横向部门结构均呈现多样性特征,这其中既有制度因素,也有非制度原因,最终源于政治体制和基本国情的综合考量。世界上没有普适性的也没有绝对优越的检察组织结构,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自信与自觉,在司法改革中进一步增强检察组织设置的科学性,注重其独立性和专业化。

对社会变迁中的德国检察机关之综合考察

德国检察制度是欧洲大陆检察制度的代表之一。近年来,虽然德国法院组织法中关于检察机关的基本规定未有实质变化,但因应社会变革与时代变迁,德国检察机关的工作模式、与诉讼参与各方及媒体的互动等均呈现动态变化。德国检察机关在应对案多人少矛盾、刑事诉讼复杂化、检察裁量权扩大、欧洲化、数字化等挑战时,也有许多慎重的考量与创新举措。审视这些变化以及探析其应对挑战的底层逻辑,有助于深入思考我国检察工作现代化命题,推进法治文化的交流互鉴。

检察一体的历史与现实

检察一体是近代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制度内部组织构造与权能运作的重要原理,涵盖指令权和检察官客观义务这一对概念。基于近代大陆法系检察制度构建的正当性前提,通过对检察制度历史的逐步梳理、主要国家检察制度实践的总体比较以及运用社会组织学工具对检察制度的系统分析可以发现,检察一体中等级性、统一性、相对独立性的矛盾特征根源于检察制度历史经验的因循同检察制度正当性基础转变之间的博弈,因此检察权能的合理运作与实现是检察一体的核心要义,应以此为中心来认知和实践检察一体。

检察一体化中“上命下从”的限度

目前,我国正在推进的检察一体化改革具有极端性,要求下级检察机关必须绝对服从上级检察机关的指令。但是,域外各国为了防止上级检察官滥权,对指令权进行限制。同时,下级检察官具有相对独立性,对上级检察官的指令有异议权;表示异议后,上级检察官应行使职务承继权或职务移转权;下级检察官违反指令作出的决定依然具有法律效力。我国应当借鉴上述经验,纠正片面强调上级检察机关指令效力的极端化改革。

司法责任制改革中检察一体化的完善

我国司法责任制改革突破以"检察院"为检察一体化对象的窠臼,试图重构检察官之间的关系,检察一体与检察官相对独立成为其中的核心问题,事关改革成败。司法责任制改革明确了"审批型"指令权,肯定了下级检察官办案的相对独立性,并以责任机制保障其指令的合理化,但仍存在制度设计不合理、不全面的问题。进一步改革应当着眼于规范检察长审批型指令权,完善事前指挥权、事后纠正权,强制指令权主要限于统一裁量标准、统一法律解释,以体现检察一体化;为尊重检察官的办案权,检察长只能以办案方式改变下级检察官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并赋予下级检察官请求上级行使职务移转权和职务收取权以及有限的不服从权;需要细化责任机制,下级检察官对部分事项不能因为服从命令而免责。

我国检察一体保障制度的完善

检察一体保障功能体现为对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保障。世界范围内的检察一体保障制度可分为外部保障模式和全面保障模式。目前我国检察一体保障制度存在外部保障较弱、内部保障较强的问题,应建立以外部保障为主、内部保障为辅的折衷保障模式,并从增强检察机关的整体独立性、完善检察机关之间的协作机制、有效规制上级指令权、确立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等四个方面,完善我国检察一体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