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证分析——以T市检察机关为例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T市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仅对6人适用指定监视居住,调查表明指定监视居住的适用存在较大的随意性,指定监视居住的功能异化为羁押措施、侦查保障措施,指定监视居住替代逮捕的功能未能实现。完善指定监视居住适用问题的措施包括:规范指定监视居住期间的讯问,合理保障犯罪嫌疑人在指定监视居住场所内的人身自由,强化对指定监视居住的内外监督等方面。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监督工作面临的难题与对策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监督是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新增的职能之一。目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监督面临着信息来源单一,职务犯罪案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监督乏力,执行违法后责任不明,缺乏救济途径等问题。应当通过明确执行机关通知义务等扩大信息来源,加大对职务犯罪嫌疑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监督的力度,扩大国家赔偿范围等手段来推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监督工作的开展。

公安机关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证研究——以2018—2019年703份判决书为主要分析样本

2013年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截至2019年,公安机关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存在诸多争议。通过对703份判决书的统计分析发现,公安机关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数量和占比逐年提升;涉及罪名广泛,非暴力犯罪为主、疑难案件居多;个案罪数单一,少有数罪并罚的情况;量刑上绝大多数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多数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在本地无固定居所;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有自首、坦白、退赃或立功情况;多数因"办案需要"而适用;绝大多数变更为羁押;措施期间总体呈上升趋势,个别案件存在超期现象。经评估,其问题在于:羁押替代性措施定位未能准确体现,适用实际不符合监视居住例外情形的立法限定,羁押化倾向并未得到彻底扭转,仍未能消除非法讯问的质疑。应细化适用条件、严格执行规范、强化内外监督和规范措施期间的讯问行为。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的整体性检视——兼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与监察留置之关系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非新的刑事强制措施、准羁押措施,而应属于羁押的替代性措施。在功能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除具有羁押替代、诉讼保障、人权保障以及诉讼效益之功能外,亦有降低法外措施适用率与刑事侦查取证等价值。较之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监察留置的羁押替代、人权保障功能较弱,而诉讼保障、诉讼效益功能明显强于后者。适用内容方面,监察留置存有概括性强和部分规定阙如之局限,规范性明显弱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故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可从制度功能、适用内容以及权利保障等方面对监察留置的构建提供规则启示。

论我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

检察机关初查程序有其制度基础与实践必要性,须遵循相关运作原则。初查在检察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规范初查程序特别是询问初查对象须遵循"相对合理"之路径,强化初查阶段的监督与制约,谨慎调整相关制度与措施。职务犯罪的查办须以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为之。新《刑诉法》不仅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且将其适用阶段向前延伸至侦查阶段。侦查阶段非法证据的防范和排除,不仅要从转变侦查理念、提升执法能力、规范执法行为上下功夫,更要从规范初查取证、严格证据转换、落实责任追究上做文章。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自确立以来,就一直饱受争议,有必要在肯定其功能价值的前提下进行理性完善。新《刑事诉讼法》延续并对"自报身份"制度予以修正。"自报身份"案件比例越来越高,成为普遍现象,检察机关应当准确认识该制度的立法定位,构建合理的适用、监督机制,缩减该制度的适用比例。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程序的设立,要真正实现刑事和解恢复正义价值,切实保障被害人权益,帮助被告人和被害人回归社会以及恢复社会秩序,需要建立完善的刑事和解保障机制。在适用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过程中,理论上必须明确该程序的特点以及流程,探讨不同证明对象中不同的证明责任。检察院作为该程序的唯一启动机关,在国际追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考虑到检察权力可能存在的滥用情况,也须对相关的救济手段以及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问题给予必要的重视,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目标。

侦查措施改革对腐败犯罪侦查的影响——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技术侦查措施”为例

2012年修订的刑诉法对原有侦查措施进行了较大调整。其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和技术侦查措施对检察机关侦办腐败案件产生了重大影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设置,对腐败犯罪案件的侦查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在实践中还需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强化技术侦查措施,是严厉惩处和有效遏制腐败犯罪的必然之举,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存在着适用标准不明晰、相关配套设施与条件不完善等问题。相关部门应结合实际不断予以完善,确保新法内容的严整和实践的操作功能。

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第二次修改,对监视居住进行了很大的修改,首次提出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为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该措施的决定与执行的合法性进行监督。通过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加以分析,在制度层面及执行监督层面提出了几点建议。

我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探索的热点。随着《监察法》的出台和《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在日益深化的司法改革进程中面临着适用主体和运行机制上的重大变革。应重新审视监视居住在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的功能,明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与监察留置措施的关系,探究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的路径,进而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实现其程序功能的最大优化,以健全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的适用研究

2012年《刑事诉讼法》经过修改在强制措施一章中增加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作为监视居住的特殊情形,其存在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但同时其正当性也不断受到质疑,由于现行法律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内容规定得过于原则和简单,导致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面临诸多困难,因此,有必要完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以保障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的适用,发挥应有的作用。

浅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检察监督

修改后的刑诉法和刑诉规则赋予了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的职责,并对有关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本文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检察监督的必要性、内容、检察监督的困境及检察监督的完善进行浅表性论述,以期对该项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所裨益。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基本理论问题探析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作为一项新的法律创制,统一认识是保证其有效实施的重要前提,特别是对一些基础性的理论问题。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基础,不仅兼顾了目的与手段的合法性,而且具有不同于逮捕措施的独立价值。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场所的运用与规范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完善了指定监视居住这一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但这一制度面对的是立法混乱与实践阙如。正确运用执行场所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规范性要求,本文深入分析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场所适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从立法与实践的角度进行科学、合理解释与规范执行场所的适用。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的合宪性解读与完善-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背景

作为对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程度较高的刑事强制措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在适用过程中虽然存在适用率低、成本高、风险大等不利因素,却仍然被侦查机关视为保障刑事侦查的有效措施。但是因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存在的诸多问题,导致其正当性受到质疑。以基本权利保障为视角,通过合宪性审查,明确该限制行为的违宪性事由未被完全阻却,不能称之为完全合宪性干预。必须运用法律解释等方法对"模糊"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进行规范性解读;通过提高立法技术,完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补强明确性及本质内容保障不足之弊端,阻却违宪事由,确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正当性宪法地位。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适用问题实证研究——基于淮南市检察院2013年以来的案例分析

2012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经第二次修订,检察机关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监视居住可能有碍侦查的,可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但从修订后那一刻起,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该措施的认识就存在分歧,具体执行的效果也各有差异。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践应用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出现分歧和差异是新事物诞生并逐渐成熟过程的正常现象。检察机关应理性看待其中存在的问题,发挥其积极效应,使之成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有力武器。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废除论

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表明,无论成文法如何强调要以住所监视居住为原则,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总会成为绝大多数,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自身所具备的隐性羁押特点,以及我国的司法现状又使得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大多沦为变相羁押。2012年刑诉法修正案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重塑"可谓"不尽如人意",进一步印证了废除论者的观点,即对该项措施无法进行完善,只能予以废除。

我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2012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制度规定的更为详细,并明确了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情况。第73条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的核心内容,该条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适用对象、决定机关、执行场所、通知义务、权利保障等。这是刑事强制措施内部体系更加完善、合乎逻辑的体现,同时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具体适用。但是实践中仍然面临一些困境,需要我们不断完善。

检察机关侦查环节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与规制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作为法治创新的产物,是推进反腐败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和依法反腐的制度保障。但目前无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中,都处于探索阶段,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因而存在认识分歧和执行差异问题。我们应当理性看待这些问题,以必要的代价支撑这项制度的创立和执行,构建符合国情、便于操作、准确把握、高效方便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法律适用机制,确保法律规定得到严格执行,法定职权不被滥用,不断推进实践创新,逐步完善法律规制。

检察机关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问题研究——以特别重大贿赂犯罪为视角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决定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由于该规定过于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争议。文章结合检察机关在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中存在的问题,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法律性质、适用情况、"指定居所"的认识及执行情况进行了分析,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导。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规范适用与法律监督

刑事诉讼法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定位于羁押替代措施,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设立之初就被质疑存在制度缺陷,面临法律适用的困境。在具体适用该项措施时应坚持限制适用与适度原则,细化适用范围,完善有碍侦查和指定居所的有关规定,明确"看管人员不参与审讯,讯问不得在居所进行,讯问应当全程录音录像",从审批、监督、救济、追责等方面建立健全四位一体的法律监督机制。只有坚持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并重的理念,才能发挥该项措施的独特作用。

贿赂犯罪侦查中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问题研究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为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侦查案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刑事强制方式,对突破案件起着重要的作用。实践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在适用条件、适用情形以及法律规制上都存在争议,因此,有必要对其法律性质、适用情况进行探讨,更进一步明确适用的范围和标准,以达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