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决定和执行的监督机制探析

新刑事诉讼法严格限制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限应当折抵刑期。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监督，以履行法律所赋予的监督职责。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实践与法治愿景的抵牾——废除此制度之提倡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发展历程饱受争议,在立法对人权保障不懈追求的同时,实践也暴露出其替代羁押功能并未实现、人权侵害态势严峻、监督救济机制运转失灵等诸多弊病。随着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化,刑事强制措施风险控制的重心逐步从羁押转向技术管控,优化取保候审适用范围的可行路径及“非羁码”等新兴科技手段的成功实践表明,完备的羁押替代措施体系能够摆脱对指监的依赖。功能严重异化难以纠偏的指监制度与刑事司法现代化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废除的必要性已不言而喻。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决定监督有关问题研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决定的监督权,明确了对决定进行监督的主体和对决定进行监督的内容,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决定进行监督还存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率过低、获取监督线索的渠道较少、对决定的监督限于程序性审查等问题,使得监督难于落到实处。

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监督制度的完善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及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完善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具体操作规程仍然存在诸多弊端,需要进一步健全相关的制度机制。同时,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社会矛盾呈高发和多元态势,涉检信访案件日益增加。面对涉检信访案件办理工作中的难题,不仅应当探索从体制设计上根本解决问题,也应当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促进涉检信访案件在法治的框架内高质量和高效率地得到解决。为了充分探讨这一问题,本刊编辑部特邀一批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比较积极的回应。为了更好地以学术之力审时度势促进司法改革特别是检察改革,本刊编辑部以《贯彻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与诉讼监督制度的完善》为总标题进行专题研究,试图从现代司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着手,就我国诉讼活动监督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本着百家争鸣的态度,本刊对于受邀专家的来稿,只要符合通常的学术规范,不论其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如何,均一律照登,所以,本专题所有观点均不代表本刊之立场。

论作为“超羁押手段”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

当前距2012年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已三年有余,基于多份实证调研材料数据发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依旧没能走出"或者不予适用,或者侵犯人权"的怪圈。监视居住,尤其是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或许已成为比逮捕更严厉的,现行制度下很难找到制约、审查手段的羁押措施。这种尴尬司法实践的形成,是立法导致的、制度性的。另外,原先存在于部分学者心中的那种"改良"该制度的构想,被三年多来的现实证明只是立法的一厢情愿。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或许到了应被废止的时候。

检察机关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证分析——以T市检察机关为例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T市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仅对6人适用指定监视居住,调查表明指定监视居住的适用存在较大的随意性,指定监视居住的功能异化为羁押措施、侦查保障措施,指定监视居住替代逮捕的功能未能实现。完善指定监视居住适用问题的措施包括:规范指定监视居住期间的讯问,合理保障犯罪嫌疑人在指定监视居住场所内的人身自由,强化对指定监视居住的内外监督等方面。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审视与检察规制

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初衷将监视居住从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转变为减少羁押的替代性措施,但具体的条文设计却使监视居住制度产生了内部的分裂:在嫌疑人、被告人自己住所执行的监视居住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但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却演变为一种准羁押性的强制措施。我们应立足司法实践,以程序正义与人权保障的价值博弈为切入点,以构建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的层次性、完整性为视角,提出通过加强检察机关的监督使该项制度更加完善与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适用中的若干争议问题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指定监视居住地点应当固定化。"恐怖活动犯罪"的范围应以《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为依据加以界定,"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范围,既要考虑量刑幅度,也要考虑其他情节,而且对数额标准不能"一刀切"。公安司法机关至少要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原因和处所通知其家属(包括近亲属)。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必要性审查的主体应当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的侦查监督部门承担,审查时间也要进一步缩短。

公安机关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证研究——以2018—2019年703份判决书为主要分析样本

2013年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截至2019年,公安机关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存在诸多争议。通过对703份判决书的统计分析发现,公安机关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数量和占比逐年提升;涉及罪名广泛,非暴力犯罪为主、疑难案件居多;个案罪数单一,少有数罪并罚的情况;量刑上绝大多数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多数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在本地无固定居所;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有自首、坦白、退赃或立功情况;多数因"办案需要"而适用;绝大多数变更为羁押;措施期间总体呈上升趋势,个别案件存在超期现象。经评估,其问题在于:羁押替代性措施定位未能准确体现,适用实际不符合监视居住例外情形的立法限定,羁押化倾向并未得到彻底扭转,仍未能消除非法讯问的质疑。应细化适用条件、严格执行规范、强化内外监督和规范措施期间的讯问行为。

职务犯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功能评析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检察机关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案件激增。然而,其在实践中异化成比看守所羁押更强的强制措施,并成为贿赂窝案的重要侦查手段,完全未能实现其替代逮捕的预设功能。其内在成因在于法定适用条件的模糊性、重大贿赂案件律师会见的法定限制以及对办案安全的忧虑等。改革的进路应当明确犯罪嫌疑人在指定监视居住住所内的行动自由,以区别于羁押措施,更不能将其改造成羁押措施。同时,应当合理发挥监视居住对于侦查的保障功能,并防治指定监视居住期间的非法讯问。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的整体性检视——兼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与监察留置之关系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非新的刑事强制措施、准羁押措施,而应属于羁押的替代性措施。在功能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除具有羁押替代、诉讼保障、人权保障以及诉讼效益之功能外,亦有降低法外措施适用率与刑事侦查取证等价值。较之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监察留置的羁押替代、人权保障功能较弱,而诉讼保障、诉讼效益功能明显强于后者。适用内容方面,监察留置存有概括性强和部分规定阙如之局限,规范性明显弱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故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可从制度功能、适用内容以及权利保障等方面对监察留置的构建提供规则启示。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存在的问题及其法律完善

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进行了全面的修改,特别是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适用程序、指定居所范围和法律监督等方面作了新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刑事强制措施相关法律规范,使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司法实践中有法可依。但是在实践操作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性质界定、适用条件、三类犯罪的界定、执行主体单一和人民检察院的监督等方面逐渐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应就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及完善相关立法。

论我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

检察机关初查程序有其制度基础与实践必要性,须遵循相关运作原则。初查在检察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规范初查程序特别是询问初查对象须遵循"相对合理"之路径,强化初查阶段的监督与制约,谨慎调整相关制度与措施。职务犯罪的查办须以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为之。新《刑诉法》不仅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且将其适用阶段向前延伸至侦查阶段。侦查阶段非法证据的防范和排除,不仅要从转变侦查理念、提升执法能力、规范执法行为上下功夫,更要从规范初查取证、严格证据转换、落实责任追究上做文章。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自确立以来,就一直饱受争议,有必要在肯定其功能价值的前提下进行理性完善。新《刑事诉讼法》延续并对"自报身份"制度予以修正。"自报身份"案件比例越来越高,成为普遍现象,检察机关应当准确认识该制度的立法定位,构建合理的适用、监督机制,缩减该制度的适用比例。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程序的设立,要真正实现刑事和解恢复正义价值,切实保障被害人权益,帮助被告人和被害人回归社会以及恢复社会秩序,需要建立完善的刑事和解保障机制。在适用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过程中,理论上必须明确该程序的特点以及流程,探讨不同证明对象中不同的证明责任。检察院作为该程序的唯一启动机关,在国际追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考虑到检察权力可能存在的滥用情况,也须对相关的救济手段以及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问题给予必要的重视,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目标。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研究——以新刑诉法的修订实施为背景

从立法沿革来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不是一种新的强制措施,只是新刑诉法及刑诉规则对其适用做了细化和完善。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实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定功能,怎样防止将其异化为羁押措施?当务之急就是要以新刑诉法修订实施为背景,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执行场所和执行方法、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督、保障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存在的问题研究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制度进行了全面的修改,特别是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进行了独立的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执行程序、指定居所范围和法律监督等方面的新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刑事强制措施相关法律规范,使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司法实践中有法可依。但是在实践操作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性质界定、适用条件、三类犯罪的界定、执行主体单一和人民检察院的监督等方面逐渐暴露出一系列问题,亟需完善立法规定以解决有关问题。

侦查措施改革对腐败犯罪侦查的影响——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技术侦查措施”为例

2012年修订的刑诉法对原有侦查措施进行了较大调整。其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和技术侦查措施对检察机关侦办腐败案件产生了重大影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设置,对腐败犯罪案件的侦查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在实践中还需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强化技术侦查措施,是严厉惩处和有效遏制腐败犯罪的必然之举,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存在着适用标准不明晰、相关配套设施与条件不完善等问题。相关部门应结合实际不断予以完善,确保新法内容的严整和实践的操作功能。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法律适用刍议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和特别重大贿赂三类犯罪可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但其内容制定较为原则。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适用对象上要准确厘定法定三类特殊犯罪;在适用条件上要严格把握所执行"有碍侦查";在适用地点上要区分开"住所"和"居所",亦要同羁押场所和专门办案场所区分开;在通知家属问题上要明确规定制约公安机关实施不通知家属行为的监督机制;在刑期折抵问题上要考虑刑期折抵的合法性、公平性和折抵比例的合理性,同时要处理好"同案不同处理"的特殊情形。此外,要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变更与解除方面完善相关规定。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控制与救济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设了对特定犯罪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目的是为了减少羁押,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但相关程序规定因过于原则和概括且缺乏有效的司法审查及救济机制,不仅容易导致公权力滥用和公民权利受损,也使得该制度的正当性遭受普遍质疑。为提升该制度的正当性,避免其在实践中被滥用或弃用,必须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控制及救济程序加以完善。

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第二次修改,对监视居住进行了很大的修改,首次提出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为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该措施的决定与执行的合法性进行监督。通过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加以分析,在制度层面及执行监督层面提出了几点建议。

我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探索的热点。随着《监察法》的出台和《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在日益深化的司法改革进程中面临着适用主体和运行机制上的重大变革。应重新审视监视居住在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的功能,明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与监察留置措施的关系,探究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的路径,进而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实现其程序功能的最大优化,以健全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