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茧成蝶:知识产权指导案例制度检视与突破--以知识产权指导案例运行样态为视角

知识产权指导案例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具有保障创新驱动发展、促进司法裁判统一、提高司法审判质量、推动法律制度完善的应然价值。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前我国知识产权指导案例存在数量偏少、质量有待提高、参照援引频次低、指导功能有限、援引效果不佳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指导案例效力不明致使拘束力不强,指导案例质量和数量难以满足统一裁判需求,法官指导案例援引技能不高难以满足援引要求。为了实现知识产权指导案例制度应然价值,应当推进知产庭审实质化,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化;拓宽案例编选方式,提高案例数量质量;明确类似案件判断标准,提高法官案例援引技能;明确指导案例"准法源"地位,完善效力保障制度。

民事审判指导案例制度之个人设计

规范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近期改革措施之一,因为在审判案例指导制度中民事指导案例占主要成分,但是,现在有关民事审判案例指导制度的规定和论述甚少,给司法实践带来困难。如何规范、如何使之成为司法工作者办案的指导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统一法律适用的机制完善

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定位在于统一法律适用。法教义学的理论供给缺位、司法解释的抽象性、新兴的疑难案件和传统的边缘案件都可能给法律的统一适用造成阻碍,而案例指导制度对这些阻碍因素均有化解作用。指导性案例的生命力在于其所建议的处理方案的优越性,不应赋予其强制效力。为实现该制度的应然的功能定位,指导性案例必须具备翔实的说理。此外,还应当以“统一法律适用”为准绳,优化当前指导性案例的选编制度以及相关的配套机制。

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典型案例指导制度的实践和完善

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典型案例指导制度是规范生态环境执法的行政自我约束手段。在功能上,具有统一执法标准、落实普法责任制、提升守法意识和能力等多元价值。考察我国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典型案例的实践现状,尚存在规制效果不足、指导作用不强、检索不便和影响力有限等问题。对此,可以从关注反面案例、加强案例说理、运用信息技术构建数据库、开展案例研讨和评选等方面着力,保障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典型案例指导制度的良性运行。

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制度:价值定位、内在逻辑及优化路径

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制度是促进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精准执纪执法的重要制度创新。该项制度具有弥补制定法固有的局限、推动执纪执法活动的精准化与规范化、促进纪检监察规范体系的宣传普及等重要价值。作为一项崭新的纪检监察制度建设成果,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制度内含着对中国古代判例传统的继承和创新的历史逻辑、拓展了监察法治实现路径的现实逻辑、制度性权威与智识性权威的双重作用实现机制的理论逻辑。从制度运行现状来看,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制度面临着法治化程度不足以及具体运作机制不完善的困境,需要在宏观上明确其法治化路径,在微观上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规范效力、遴选程序、遴选标准、参照适用的具体方法进行优化,为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证。

中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现状、定位与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刑事指导性案例工作虽然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仍存在形式缺乏规范、规模总量偏小等问题,其根本性原因乃在于体系性的定位偏差。刑事指导性案例应当定位为具有内在规范约束力的独立、权威、明确的法律适用规则,据此,应当建构体系完整、动态发展的中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生态系统。具体而言,坚持以罪刑法定与公平正义为基本指导原则,从发布、适用、更新三个维度展开结构性的制度建构。

我国行政案例指导制度研究

行政案例指导制度已经成为各级法院进行行政审判活动的重要依据,其解决行政诉讼活动中疑难问题的作用也日渐显现。然而对行政案例指导制度的研究已经跟不上行政诉讼实践的发展脚步,尤其是对该制度的理论基础、案例的效力、创制和编纂等关键问题亟须进行明确的定性。以历史研究的视角回溯行政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过程,分析当前该制度存在的典型问题,此项制度在基础理论、创制格局和法律效力方面仍存在较大的提升和改革空间,我国行政案例指导制度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2023年度司法应用报告

指导性案例的应用效果备受学术和审判实务界关注,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批13例指导性案例,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已发布的39批224例指导性案例作为研究对象,“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收录的裁判文书作为实证研究样本,从多个视角出发,对指导性案例发布和应用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对11286例应用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在整体和个案应用的研究基础上,详细分析案由专题、应用法院、应用主体和应用内容等要素。综述中通过数据展现指导性案例在实体和程序指引的不均衡、失效运行机制的规范以及赋予指导性案例刚性效力等方面的建议,呈现2023年度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的变化与发展。

指导性案例向何处去:实践困境与完善进路

指导性案例实质上属于解释法律的一种形式,其生成与运用的目的是统一裁判规则,实现类案同判。当前其适用率偏低且适用范围狭窄,准确参照适用方法存在缺失,案例规模和质量差距明显,法检“两院”案例协作共治不足。缺乏权威性法源地位是指导性案例实践遇冷的病因。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在静态规范和动态适用中,重构对中国案例指导的本土理解。应明确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具有同等效力,健全案例协作机构和运行机制,明确案例筛选标准和质量评判依据,规范格式体例、发布载体和检索平台,强化类案识别和案例援用技能,重构指导效果动态监测与规范清理机制。

刑事检察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困境及完善路径——基于106个指导案例的实证研究

刑事检察案例指导制度旨在通过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统一司法的标准和尺度,在统一司法适用的尺度、填补刑事立法的空白、规范司法人员的裁量权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检察实践中,存在着刑事检察指导案例供给不足、案例遴选方式不完善、指导力不足,以及现有数据库不完善等诸多问题。立足于基本国情,在检察职能原则的指导之下,提出解决检察指导案例制度运行困境的对策:提升刑事检察指导案例的质量,推广刑事检察指导案例检索的智能化,保障检察指导案例的运行机制,明确检察指导案例的适用方式等。

案例指导制度中的案例适用问题

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主要作用和目的是为了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当案例指导制度进入运行时,指导性案例的适用需要具备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应该是:案件审理缺乏具体的制定法规范;存在具体的指导性案例规则;具有相似的案件事实。同时,指导性案例的适用还需要具备一些必要的技术,这些技术应该是:案情比对,情势权衡,指导性案例的遴选,规则引用,指导性案例的排除。

论案例指导制度的法律定位

将案例指导制度定位为法律适用机制,就是意图在现行的司法体制框架里,通过指导性案例具体化、细化法律原则,使其可以像法律规范(规则)那样可以发挥裁判准则、行为规则以及(裁判结论的)评价准则的功能,以恰当、公正地处理纠纷。但这一定位没有看到以成文的制定法为核心,根据依法裁判原理构建起来的现行司法制度、诉讼程序制度的特点,没有看到指导性案例法律效力的特点,以及依法律规则裁判与依指导性案例(法律原则)裁判所要求的不同的裁判方式和运行条件,从而极有可能忽视相应的司法程序制度建设。

中国法院案例指导制度价值功能之认知

对于认知中国法院案例指导制度的价值和功能,应该聚焦于"同案同判"及其内含的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要求来把握。"同案同判"的确切含义是"同样案件同样判决"。"同样案件"是指在定性分析上确定待决案件的事实与指导性案例的事实在整体性质上是否涉及相同的法律问题,以及在定量分析上看两个案件的具体情节是否可以视为相同;"同样判决"则是指相同的法律认定以及相应的肯定或否定的法律后果。指导性案例是适用法律的成例,并在此基础上具有生成裁判规则的"法律续造"意义。对指导性案例的价值,不应该在克服所谓的制定法局限以及否定甚至消除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意义上来认识。

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的法理与构建

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是行政系统内部形成的规范和约束行政执法行为的规则体系。该制度以经验理性和专业权威为依托,本质在于确立规则,并通过赋予规则的拘束力来运行。从法理上看,该制度内在的吸收了判例的精神、惯例制度合理内核,与司法案例指导制度相契合。从功能上看,其具有规范裁量权、填补立法空白等多元化价值。从现实来看,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面临着与法治理论存在张力、行政执法部门缺欠提交案件积极性、与其他机关关系协调难、执法人员能力不够以及制度运行成本较高等挑战。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的良性运行,有赖于宏观上实现规则化,微观上建构合理的制度内核,并理顺与外部的关系。

案例指导制度的合法性评析——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为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所构建的案例指导制度存在着合法性缺陷。从形式上看,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缺乏宪法和法律上的根据;从内容上看,关于指导性案例之确定和效力的规定与指导性案例产生于审判过程的经验性质相悖。案例指导制度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需要我们慎重对待的问题。

行政诉讼案例指导制度研究

随着《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指导纲要(2004-2008)》的公布,有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正式提上司法改革的日程。在行政诉讼领域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际需要,分析行政诉讼案例指导制度的价值和缺陷,有利于针对行政诉讼的特点,建立健全行政诉讼案例指导制度,完善行政诉讼立法。

案例指导制度能走多远?

一、案例指导制度的＂中国特色＂ 1.功能定位：监督自由裁量权 不难发现,案例指导制度设立的动机主要源于两个不信任：一是对立法的不信任,二是对法官、检察官的不信任,制度的功能定位侧重于对法官、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监督与控制。

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最新进展及其问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案例指导"由原来仅为司法机关的司法改革举措上升为执政党"支持司法"的指导方针。在该制度的名称争议上,我国不应该采用"判例法"称呼,而应该坚持"案例指导制度";在制度的功能和作用上,案例指导制度对原有审判制度具有补充性和辅助性;在内涵的界定上,之所以出现"指导性案例"的所谓广义和狭义问题,在客观上,这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发布体系混乱有关;在其科学定位上,指导性案例对后案所起的作用是裁判理由的说明,而且应该可以被后案作为裁判理由援引,但不能是后案判决的直接依据;在该制度的运行良好的判断标准上,应该是以已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在后案审判中被实际援引为标志;该制度局限性主要是参照效力不强;在该制度适用技术问题上,其具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其不仅有助于法官抵制外来干涉的很好的武器。而且,从长远来讲,形成一种中国式的案例审判方式,也是有可能的。

中国台湾地区刑事判例制度与大陆案例指导制度之比较

中国台湾地区的刑事判例制度诞生于民国初期,1949年以后在台湾地区的司法实践中继续适用;而案例指导制度则是中国大陆2010年才诞生的司法制度。这两个司法制度都属于中华法系,深受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影响。因此,两者在案件选择标准、选编程序以及案件影响力等方面均具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但由于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峡两岸实行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因此这两种司法制度在案件来源、选编依据、案件拘束力程度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通过对两种制度的比较研究,既可以深刻了解刑事判例制度在台湾地区司法中的作用,又可以为中国大陆案例指导制度的完善提供相应的经验和借鉴。

从效力到效率:案例指导制度研究进路反思

司法位于处理最新法律问题的一线,判例制度下的法官通过判例弥补制定法的滞后,在解决社会纠纷的同时形成新的规则,进而促进社会效率的最大化。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也分享了这样的价值追求:适应社会变动的需要、同案同判、统一司法适用等都有这种效率追求在里面统一司法适用等都有这种效率追求的价值。但是案例指导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在司法实践中效果并不好,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学术研究和实践中都将焦点放在了效力问题上,按照大陆法的传统思维方式理解案例指导制度。只有转向效率维度,回归判例法思维,才可能带来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