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审判中心主义下的辩护质量——以法律援助中的指派辩护为视角

审判中心主义诉讼理念的贯彻实施,关注到了庭审的重要性,为律师能够进行有效的辩护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现行《刑事诉讼法》只是着力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对于法律援助中的质量却没有给予同样的关注。面对近期出现的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可能对审判中心带来的冲击和我国的辩护现状,应把握好审判中心主义和辩护质量之间的关系,从现实出发,结合目前的司法体制的变化,以严格司法为保障,构建辩护质量的制度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审判中心主义下的控辩平等对抗,提高辩护质量。

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有效辩护的实现——以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改革试点为契机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改革试点由审判阶段向审查起诉阶段延伸,将有效提高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但从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与有效辩护的双重视角出发,刑事辩护率提高的同时应当同步关注刑事辩护质量的提升。囿于律师资源分配不均、统计口径不区分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法律援助经费不足、辩护质量评估体系阙如,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辩护质量与有效辩护的标准仍存在距离。下一步,在量上,应当借助律师人数不断增长的契机,推动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向侦查阶段覆盖;在质上,则应当通过提高法律援助辩护律师的经费保障、推动值班律师辩护人化、建立健全法律援助质量评估体系,以实现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从“有”辩护向“有效”辩护的目标迈进。

浅析我国刑事辩护质量现状之成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于2021年颁布实施,在这一重大立法进步事件发生的同年,“占坑式辩护”现象层出不穷,在形式上表现为: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取代被追诉人委托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服务,却常因辩护质量的参差不齐导致保障被追诉人辩护权之目的难以实现。因此,唯有客观厘清造成如此现状的原因包括哪些因素,才能“对症下药”提出有益于辩护质量整体提升的建议。

刑事法律援助辩护质量的提升路径——基于美国选择辩护人模式改革的思考

2015年美国德克萨斯州贫困者辩护委员会联合科尔马县和县刑事法院合作试点实施了选择辩护人模式,允许贫困被告人根据法院提供的律师名单选择法律援助辩护人。试点结果显示选择辩护人模式对提高法律援助辩护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我国,法律援助案件辩护质量不高一直是刑事法律援助的顽疾。该问题的形成既源于法律规定的漏洞,又与指派辩护人模式的固有缺陷有关。选择辩护人模式改革的成功为我国解决刑事法律援助辩护质量问题提供了新思路。通过借鉴选择辩护人模式的合理内核,从国家责任、律师资源和权利保障三方面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进行完善,以达到改善刑事法律援助质量的目的。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研究报告——基于S省C市试点的分析

S省C市作为全国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试点地区,通过增加指派辩护,目前已基本实现了试点单位审判阶段律师辩护的全覆盖,但实证考察发现,该试点地区律师辩护的"过程作用"和"结果作用"发挥不够,一些案件尚未达到有效辩护的基本标准,其原因在于我国刑辩资源供给不足、法律援助衔接机制不畅、相关法律制度乏力,故而完善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的当务之急应当是统筹优化刑辩律师资源,加强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完善法律援助的工作协同和衔接机制,强化律师辩护质量监督,深化相关配套制度改革。

美国辩诉交易程序中被告人认罪自愿性保障及对中国的启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在进行试点改革,认罪认罚以被追诉人自愿认罪为前提,保证被追诉人认罪的自愿性将成为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的核心。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中对被告人认罪的明知性、自愿性的保证非常完善,对我国有所启示。应当明确赋予被追诉人查阅案卷和程序性上诉的权利、规定检察机关的提醒义务、设置法院庭审前问罪程序、提供有效的强制指派辩护并对认罪的过程进行全程记录以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中被追诉人认罪的自愿性。

美国死刑案件中指定辩护制度评析

时至今日,美国宪法第六条修正案规定的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仍然是死刑案件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这不仅是由于死刑案件既有定罪程序,又有量刑程序,并涉及赦免等多方面问题的特殊复杂性,还由于得到律师帮助的权利被认为是居于面对死刑的被告人的所有权利的核心。

公安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尽管存在着阻力和制约因素，但是公安机关仍有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下一步应当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定义与定位，实现案件准确分流与不同程序间无缝衔接，赋予公安机关一定的实体处分权，构建侦辩协商机制，强化辩护律师参与，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