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意方法与符号分类

符号分类是符号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早在一个多世纪前,美国符号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就为这项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提出著名的三分法。后人对此沿用为多,质疑不够,导致符号分类的种种混乱,乃至相互矛盾。为此,我们有必要从符号发生学的角度对皮氏理论提出修正,亦即,强调以释意方法作为符号分类的依归。

建立一符多义的动态符号模式

20世纪初,瑞士符号学家索绪尔提出了一个二元符号模式,在学界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关系并非他所想象的那样一蹴而就、单独对应,这就要求我们对索绪尔的符号模式进行再思考。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提出了著名的符号三分法,为后人梳理各类符号现象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可惜皮尔斯未能清楚地阐释不同符号之间的相互转换,导致现今符号分类工作中的种种混乱。倘若在皮尔斯理论的基础上对符号的发生和演变给予足够重视,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能够更好解释各类符号现象的动态模式。

绘画与符号学

绘画是否符号?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但如果说绘画经常使用符号,似乎没有太多人反对。从这个意义上讲,符号学对绘画的制作和欣赏应该有所帮助。当然,符号学内部流派林立,对认知绘画的贡献大小不一。例如,索绪尔结构主义理论过于关注符号的相互关系,且忽略非语言符号的作用,因而在解读绘画时往往显得苍白无力或者牵强附会。反之,皮尔士的逻辑学十分重视主体思维活动,尤其是相似性和指示性推理,为我们理解绘画带来不少启迪。总的来说,绘画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再现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似性,但这只是解读绘画的第一步,要把握具体作品的深刻含义,我们还需通过指示性或像似性推理,将被再现的客体置于相关文化背景之中。由于后者较前者更具任意性,作者的创作意图未必能够在观者的解读过程中得以实现,符号学的任务即尽可能减少这两者之间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