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科指要》崩漏的用药规律分析

目的:应用数据挖掘方法分析《女科指要》崩漏的组方用药规律,为临床治疗崩漏提供参考。方法:收集《女科指要》崩漏篇的所有内服方剂,应用Excel2021统计单味中药的使用频数及性味归经,SPSS Modeler 18.0进行药物关联规则分析,SPSS Statistics 26.0对使用频次≥3次的高频药物进行系统聚类分析。结果:纳入46首内服方剂,涉及99味中药,累计用药310次,其中使用频次较高的中药依次是当归(29次,9.40%)、白芍(18次,5.80%)、熟地黄(14次,4.50%),药性以温(37次,43.02%)、寒(22次,25.58%)为主,药味以甘(40次,27.78%)、辛(39次,27.08%)、苦(37次,25.69%)为主,归经以肝经(45次,20.09%)、肾经(36次,16.07%)、脾经(35次,15.62%)较为常用。基于关联规则分析得出置信度≥60.0%且支持度≥15.0%的核心药物组合共30组,以白芍—当归(18次)为主。高频药物系统聚类分析共得出10组核心药物组方。结论:《女科指要》治疗崩漏中以“女子以血为本”等理论,围绕肝脾肾论治,多用四物汤四味主药,气血阴阳并补。

论满语拟声拟态词——以《兼汉满洲套话》和《清文指要》为中心

拟声拟态词通过象征性的语音来摹仿表达人与自然界的各种声音和各种状态。满语中存在为数众多的拟声拟态词。通过对《兼汉满洲套话》和《清文指要》中出现的拟声拟态词进行统计、归纳、总结和分析,证实满语拟声拟态词具有使用频率高、数量众多的特点,厘清该类词汇的基本特征及在满语文表达中所起的作用。

《柳文指要》论文与道的关系

《柳文指要》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章士钊晚年撰写的一部解析柳宗元作品的学术专著。关于文与道孰重孰轻,即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与思想性哪个更重要,《柳文指要》的看法有时前后矛盾。但总的看来,《柳文指要》倾向“文重于道”,即文章的艺术性重于思想性。

论《柳文指要》的“辟桐城而颂阳湖”

《柳文指要》是章士钊在晚年撰写的一部疏解柳(宗元)文的学术名著,出版以后,反响很大。该书具有严重的扬柳抑韩(愈)倾向。桐城派、阳湖派(从桐城派分化出来)是清朝的二个散文流派,桐城派学宗韩愈,阳湖派文近柳宗元。桐城派因为宗韩,受到扬柳抑韩的《柳文指要》的批评(辟),阳湖派因为文风近柳,受到《柳文指要》的赞扬(颂)。这便是毛泽东所说的“辟桐城而颂阳湖”。《柳文指要》主要从人物和文风两个方面来“辟桐城”,但直接“颂阳湖”的文字并不多,只是在字里行间能间接见到一些。

吴门医派徐灵胎《女科指要》辨治带下病思想浅析

徐灵胎是吴门医派杰出医学大家。《女科指要》为其治疗女科经、带、胎、产之代表医书。徐氏《女科指要》中记载带下病之医案较为详尽,笔者将其辨治带下病细究脉案,攻邪为要,健脾祛湿的经验思想略作分析。望能为现今临证治疗带下病作参考。

章士钊一生“三指要”

章士钊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在长达七八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主要从事逻辑研究、柳宗元研究和《论衡》研究。本文介绍了章著《逻辑指要》和《柳文指要》的学术价值。章士钊未完成《论衡指要》就离世，本文旁搜远绍，钩稽其阶段性的成果，以飨读者。

《女科指要·种子门》用药规律及诊疗思路探讨

目的 整理《女科指要·种子门》中徐大椿治疗不孕症的方剂,分析其用药规律,为临床治疗不孕症提供参考。方法 通过使用v3.0版本的中医传承计算平台软件,建立《女科指要·种子门》不孕症的用药数据库,从而深入探究徐大椿治疗不孕症的用药与组方配伍的特征,总结其治疗不孕症的用药规律和诊疗思路。结果 《女科指要·种子门》共载33首方剂,涉及83种中药,其中26味中药使用频次≥3次,12对药物组合出现频次≥16次,置信度≥0.90的关联规则共有35组。徐大椿不孕症方剂中所用药物多入肝、脾、肾经,且善于应用补虚药和活血化瘀类药物治疗。结论 徐大椿辨证论治,结合众家之长,重视脉诊,治疗不孕症重视养血调经,常以四物汤为基础方,强调肝脾肾的作用,并且重视丸剂的应用及药物的送服方法,为临床上治疗不孕症提供了诊疗思路和用药指导。

“溶液的形成”学习指要

一、溶液、乳浊液与悬浊液的判断溶液是一种或几种物质分散到另一种物质里形成均一的、稳定的混合物;乳浊液是不溶于水的小液滴分散到液体里形成的混合物;悬浊液是不溶于水的固体小颗粒悬浮于水中形成的浑浊的混合物。例题1 (2022年湖南省永州市中招试题)生活中下列物质加入适量水不能形成溶液的是( )。

复分解反应学习指要

复分解反应是初中化学中的4大类基本反应类型之一,是一类比较重要的化学反应,是学生学习的重点,同时也是中考考查的重点。学生在学习时应该掌握如下知识。一、记住概念复分解反应是2种化合物在溶液中相互交换成分,生成另外2种化合物的反应,可简单表示为.

窦汉卿及其《通玄指要赋》学术特点探析

窦汉卿曾从师于山东滕县名医李浩,《通玄指要赋》为其继承李浩经验写成的赋文,总结了颈项强痛、腰腿疼痛、呆痴等50余种病证的治疗取穴,常用腧穴有太冲、人中、神门、风府、风池、听会、合谷等49个,其中足三里、后溪各2穴次。本赋文辞优美,行文流畅,突出显示了窦汉卿深谙《内经》经典理论、重视特定穴、选穴少而精的学术特点,丰富了金元时期针灸治疗学的内容。

《通玄指要赋》浅悟

金人窦汉卿的赋文《通玄指要赋》,前人早有总结,其灵活的取穴方法,用针少、选穴精、辨证准等思想的应用,在针灸的历史长河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针对其中一些重要的理论、辨证方法以及争议,作出自己的感悟,以供临床针灸医师讨论交流。

从《通玄指要赋》论标本理论的临床应用

《灵枢》系统地总结了标本理论。《通玄指要赋》是全面的临床应用标本理论的一部代表歌赋,文章《通玄指要赋》为例,系统地剖析了标本理论。标本理论的应用范围相当广泛,临床用以指导辨证用穴,更具全面性。无论是在诊断上,还是在治疗上,善用标本理论。

职业教育的统摄存在与发展指要:整合

整合是事物的统整、融合、浑成从而形成合目的的价值整体的创新建构过程。职业教育的理论奠基和地位提升,哲学的统摄性存在不能缺席。整合就是职业教育的统摄存在,主要体现在整合是职业教育的哲学之"道",整合是职业教育的理论之"根",整合是职业教育的方法之宗,整合是职业教育的特色之魂。职业教育整合发展的践行要遵循认知澄明,让整合成为职教发展认知共识;自觉依凭,让整合成为政策制定的核心指导;范式统领,让整合助益职业教育本真理论建构;躬行践履,让整合成就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等行动逻辑。

文“洁”千古唯此人——章士钊《柳文指要》论柳文之“洁”

《柳文指要》是著名学者章士钊晩年撰写的一部解析柳宗元作品的学术专著。在《柳文指要》中,章士钊着重分析了柳文的艺术手法和艺术特色,认为柳文的最大特色是行文讲究“洁”。“洁”包括用字妥帖,意尽言止,文从字顺,谋篇布局精当等内容"章士钊认为,为文要做到“洁”,必先做到“诚”,不“诚”无“洁”,“诚”是“洁”的前提和基础。

“极端书写”中的政治与学术——重读章士钊《柳文指要》

章士钊的《柳文指要》是一部"文革"期间出版,曾经风光一时的著作。《柳文指要》的中心是"扬柳抑韩",而其论证方式,则是将柳宗元的思想和1949年后的"新社会"相互参证。就"作意"而言,《柳文指要》当有章士钊企图紧跟新社会形势、证明自己的学术水平、古文水平,以及他作为政客好议论政治等动机。在"文革""破四旧"的环境中,这部以文言写就,极端推崇柳宗元的著作的出版,主要得力于毛泽东和章士钊的交情以及政治合作关系。《柳文指要》观点的极端性,受到时代的影响,且完全背离了章士钊早年主张"调和"的哲学。从内容到出版,都充分说明:《柳文指要》是一部深富政治色彩的学术著作。

基于形式逻辑的术语认知——兼析章士钊《逻辑指要》的术语学思想

“逻辑”是章士钊《逻辑指要》的核心术语之一,《逻辑指要》十分重视“定名”。在给“逻辑”定名的过程中,体现了章士钊的术语学思想。《逻辑指要》阐述了逻辑的认知功用,明确提出“逻辑者所以求知也”的论断,章士钊对逻辑认知功用的描写和解释可供当今认知科学镜鉴。《逻辑指要》明确指出术语不同于常语,术语有特定的学科归属,务求精准,在表义上不可浮泛,用语上不可暧昧。章士钊较为全面地考辨了术语音译和意译的得失,主张术语翻译宜先音后意,形义可兼顾,应音译“逻辑”等术语。翻译术语时,译名忌用滥恶之语词,也忌用僻字或修饰字,反对“制名不简洁”。章士钊还注意到了术语的民族性和术语自身词法句法的严密性。

《柳文指要》的成就及文化品格

《柳文指要》是柳宗元接受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章士钊给予柳宗元的思想、人品及文学成就以极高的评价,并对唐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如"文以载道"、骈散发展、"陈言务去"等进行了新的阐释。章士钊认为,古人"文""笔"的区别之一是"文"有浓郁的情思而"笔"没有,韩愈并不是"以文为诗"而只是"以笔为诗"。韩愈所主张的"词必己出"与"无一字无来历"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古文运动"一词也"去事实太远"。《柳文指要》是章士钊独立、理性、勇于担当的文化品格的婉曲反映,"逢迎主意"一说,有失公允。

防微杜渐:走出历史周期律——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的廉政思想

《柳文指要》是章士钊在晚年撰写的一部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学术专著。在书中,章士钊将防微杜渐列为柳宗元的八大理念之一,认为它是反腐防腐,使一个国家走出一治一乱历史周期律的最重要思想武器。他希望在新中国,人们能够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对于贪腐侈靡、骄奢淫逸保持高度的警惕。

清代著名的满汉双语教材《清文指要》(百章)及其价值

本文主要介绍清代早期著名的满汉双语教材《清文指要》、《续编兼汉清文指要》的内容、版本收藏及其在历史、文化、语言学、教科书等方面的价值,尤其强调了该书在19世纪末外国人学习北京话过程中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该书不仅可以作为两百多年前满语和汉语的研究语料,还可以作为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史和传播史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