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属时管辖权——以仲裁庭对“挑选条约”的认定为中心

投资者通过资产重组或变换国籍的方式“挑选条约”对国际投资仲裁庭的属时管辖权及国际投资条约的属时范围产生了深刻影响。ICSID仲裁庭在界定管辖权时,必须对缔约国与投资者的国籍做出准确的认定,而公约与投资协定对判定投资者国籍的时间点做出了限定。投资者要求仲裁庭提供法律救济,需要满足国籍继续原则,但对投资者须在何时至何时持续地具有某国国籍,仲裁实践中存在争论,此时应以投资权益受损之时作为起算点,并以投资者提出仲裁索赔之时作为截止点。从仲裁实践观察可知,复合式投资行为与构成式投资行为属于新条约不溯及既往原则的例外。部分仲裁庭还对投资者规避属时管辖的行为与滥用仲裁程序的行为进行了区分,以保障法律适用的稳定性与可预见性。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挑选条约问题

包括双边投资协定在内的众多国际投资条约的迅速增长以及对类似问题尤其是投资者定义和争端解决程序的不同规定导致投资者可能通过投资重组或国籍规划等行为而挑选条约,那么提起仲裁请求的投资者是否因此而具备投资者资格需要根据具体投资条约的规定进行裁定,但是有些仲裁庭还可能会以善意投资或者滥用程序等理由拒绝当事人的请求。投资条约中的利益拒绝条款是东道国防范挑选条约的较佳方法,但需要缔约国在条约中予以明确规定。而通过大量双边投资协定吸引外资的国家则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规避挑选条约的现象。

欧盟新一代投资协定“反条约挑选”机制的改革——以CETA和JEEPA为分析对象

为避免投资者"条约挑选"削弱欧盟新一代投资协定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的改革成效,欧盟在《欧加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CETA)、《欧日经济合作伙伴协定》(JEEPA)中设有"反条约挑选"机制,对适格投资者、最惠国待遇、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程序进行了改革。欧盟新一代投资协定要求投资者在母国开展"实质性经营"以减少投资者通过国籍筹划挑选传统投资协定的可能性,并正视最惠国待遇条款在投资协定中的适用缺陷,重塑"待遇"含义,限制投资者基于该条款对传统投资协定实体和程序待遇的援引。同时,新一代投资协定试图建立多边投资法庭对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去"碎片化",削弱投资者对争端解决程序的主导性,强化程序的问责性、独立性和组织性,降低投资者挑选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可能性。

国际投资仲裁中投资者国籍的认定标准探析

当事人符合双边投资条约中的"投资者"定义及其国籍要求是援引BIT条约保护的前提。在当前的跨国投资实践中,部分投资者为了得到更优惠的条约保护而"挑选条约",导致投资者国籍的认定趋于复杂化,而在ICSID仲裁实践中,仲裁庭对投资者国籍的认定亦采取灵活、广泛的态度,存在着扩张管辖权的倾向,这使得问题的解决充满不确定性。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中国有必要尽快制定出在国内实施《华盛顿公约》的条例以及援引"拒绝授惠条款"和例外规则避免投资者滥用国籍标准"挑选条约"。

论ICSID对外资公司的“国籍”判断标准

《ICSID公约》具有规定符合仲裁条件的合格境外投资者的定义,但实际上当ICSID仲裁庭审理外国投资者的国籍时面临了三种挑战,包括外国控制、公司股东具有双重国籍与揭开公司面纱的问题。而由于《ICSID公约》并未有对这三种情形进行明文定义,近来外国投资者利用了这三种手段创造所谓的"挑选条约"行为,并从双边协定中挑选提供更优惠的东道国,而在此国建立投资公司为了获得投资利益。因此了解ICSID如何判断该三种情形,将会理解挑选条约的行为是否能获得ICSID仲裁庭的支持。

论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条约挑选问题——善意原则适用的视角

在国际投资条约碎片化的背景下,国际投资实践中普遍存在着条约挑选行为,给国际投资的长远持续发展造成了损害,应加以制止。在国际投资仲裁中,与文义解释标准相比,适用善意原则标准更有利于仲裁庭准确有效地认定条约挑选行为并加以阻止。善意原则标准主要是通过考察投资者的国籍真实有效性来判定其是否存在挑选条约这一权利滥用行为。中国在对外缔结投资条约时应当将国籍真实有效性作为投资者定义条款规定的要素之一,以在较为根本的层面上防止条约挑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