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房认贷”政策放松对房地产市场影响效应分析——基于住房交易挤出的视角

明晰需求端政策调控对二手房和新房市场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认房认贷”政策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时间断点回归模型,分析2022年部分二三线城市“认房认贷”政策放松对二手房和新房成交量价的影响以及两个子市场的联动规律,并进一步检验政策放松的空间挤出效应。研究发现,“认房认贷”政策放松显著增加了二手房的成交量,并减缓了二手房成交价格的下行趋势,但政策生效存在1~2个月的时滞。然而,二手房市场流动性增强挤出了新房市场的改善性住房需求,使得大户型新房成交量显著减少,并带来当期新房成交价格的下降。此外,高能级城市“认房认贷”政策的放松对周边低能级城市住房交易有较强的挤出效应,对小中大户型的新房交易均有持续显著的抑制效果。据此提出要因城施策引导刚性和改善性购房者分流。

环境监管强化与企业研发投资:倒逼效应抑或挤出效应

本文基于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管理规定,以2016—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强化环境监管对企业研发投资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监管对企业研发投资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并涉及绿色研发投资。其中,融资压力和业绩压力是环境监管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的两条潜在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监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会在非国有控股企业、非重污染行业和地区环境监管水平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监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损害了企业价值。

城乡居民医保挤出了中老年居民非医疗消费吗?——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

消费作为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支撑,也是当前扩大内需的重要方向,因此有关医疗保险与消费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使用CHARLS数据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城乡居民医保是否挤出了中老年农民和城镇居民的非医疗消费。研究发现,城乡居民医保对中老年农民和城乡居民非医疗消费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医疗支出和储蓄是城乡居民医保挤出非医疗消费的完全中介变量;随着收入的升高,城乡居民医保对中老年居民非医疗消费的挤出效应将消失。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我们从双向因果、衡量偏误和遗漏变量三个方面讨论了模型的内生性,同时还讨论了模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城乡居民医保挤出了中老年农民和城镇居民的食品支出和衣着支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共同富裕,相关部门应该持续关注城乡低收入中老年居民的医疗行为。通过增加收入、提升报销比例、提高医疗保险补贴比例、解决基层“看病贵”问题等方式降低医疗服务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进而减少对非医疗消费的挤出效应。

“挤入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养老金与家庭养老

基于2014年和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将家庭养老分为经济供养、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三个维度,检验养老金对家庭养老的影响,结果发现:养老金对家庭养老同时产生显著的“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二者呈现非线性关系。其中,养老金与经济供养呈现倒“U”型关系,养老金与精神慰藉呈现“U”型关系,但是养老金对生活照料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养老金的“挤入效应”主要体现在女性与老年人样本中;养老金的“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男性与城镇老年人样本中;养老金的“挤入效应”与“挤出效应”同时体现在低龄老年群体中。影响机制分析发现,老年人居住模式、健康水平与家庭决策权是养老金产生“挤入效应”与“挤出效应”的重要渠道。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建构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的互补机制,明确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的职责分工,推动两者的有机结合。

房地产调控的消费挤出效应:基于房地产去库存政策的调查

居民消费是宏观经济的重要支撑之一,房地产市场又与微观居民家庭密切相关,住房政策的调整会通过家庭支出结构,进而对消费产生重要影响。基于2013—2019年中国城市数据和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定量考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房地产去库存政策影响居民消费的效应和机制。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去库存政策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和城市的影响更大,对非生存类商品消费产生了更明显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这一结果源于家庭住房支出增加产生的挤出效应,房价上升的财富效应不够明显。为破解稳房价、促销费和去库存的“不可能三角”和实现经济平稳发展,在坚持“房住不炒”基本方针不动摇的前提下,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降低房地产行业对宏观经济的负面效应。

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融资规模的挤出效应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企业融资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主要表现为对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对于不同的企业性质而言,这种影响存在差异。基于2015—2019年城投债和地方政府债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非国有企业融资受到来自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挤出影响较大,国有企业所受到的影响较小;企业杠杆率具有门槛效应且存在区域异质性,杠杆率位于不同区间时,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融资规模的影响也不同。因此,地方政府需要规范融资行为,企业也要控制自身的杠杆率,共同防范化解潜在金融风险。

数字经济对涉农贷款的挤出效应

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CRITIC方法,构建2012—2018年全国省(直辖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采用时间和个体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涉农贷款占比具有挤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涉农贷款占比越低。基于研究结果,建议采取对冲政策,即中央部门对地方政府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进行适度指导;通过产业结构水平的传导间接影响涉农贷款;通过财政补贴等机制,提升数字化农业资本的回报率,以应对数字经济对涉农贷款的挤出效应。

地方政府债务与区域创新:激励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效应。实证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地方政府债务率低于门槛值时,它对区域创新有着正向的激励效应,一旦超过门槛值,则对区域创新存在着挤出效应,并且经济高水平区域相对于低发展水平区域门槛值更高,低于门槛值的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低水平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因此,政府需要完善预算制度,在考虑地区异质性的前提下,将各地方政府债务掌握在一定可控区间,降低经济系统性风险,有效协调政府债务和区域创新之间的关系。

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分析

为探索研发投入和政府补助两种因素交叉在一起时会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以2012—2019年中国79家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重点探讨新能源汽车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提升创新绩效,该影响在产业链中下游、后补贴时代更显著;新能源汽车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效应,即二者交叉在一起时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挤出效应,且该挤出效应在国有企业、缺乏经验企业、后补贴时代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投入对开发性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大,且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仅存在于研发投入对开发性创新绩效的影响中。据此,新能源汽车企业应根据自身条件合理配置研发投入与政府补助资源,以有效提升创新绩效。

补偿抑或挤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环境规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手段,而投资决策中的风险承担是企业进行绿色转型的重要条件。基于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通过创新机制、信息机制及资源机制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地方财政分权程度低的企业、非“双高”企业以及区域创新文化水平高的企业中更显著。有效性分析结果显示,尽管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推高的企业风险承担在短期内可以提升企业绩效,但其导致的资本配置效率降低会损害企业的长期价值。研究结论为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完善政府主导的环境政策体制提供经验证据。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全要素生产率:“蓄水池”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实体企业的发展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开始配置金融资产,其经济后果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挤出”效应占主导。对投资不足的样本而言,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这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非但没有扮演“蓄水池”角色,反而通过降低企业创新和商业信用的路径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此外,实体企业金融化也显著降低了高融资约束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对于丰富企业金融化以及提升全要素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预期寿命延长条件下自我人力资本投资对生育数量的挤出效应

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并未产生预期效果的原因之一是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引致父代自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增加,进而使家庭生育数量决策面临内生性压力。在成年人预期寿命持续提高的条件下,用时间度量家庭生育抚养孩子的投入,呈现不同人力资本存量父代的生育抚养成本差异,研究父代的自我人力资本投资对家庭生育数量的挤出效应。而后,利用CHARLS数据,兼顾生育政策执行的时间与地域差异,检验父代自我人力资本投资对家庭生育数量的影响。实证发现,即使剔除生育质量对生育数量的替代作用,父代教育投入增加仍对家庭生育数量有挤出效应,特别是母亲的自我人力资本投资对家庭生育数量的挤出效应更强。这意味着家庭生育数量的主要抑制性因素已不再是生育政策,预期寿命延长引致的自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增加才是家庭生育数量下降的关键。所以,可通过调整生育抚养时间、延长工作年限来缓解挤出效应。

数字经济与劳动力的行业流动——是溢出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本文重点关注数字经济对行业就业结构的影响这一问题。利用财新传媒2017—2019年的中国数字经济指数,从技能水平和性别两个维度探讨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并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行业内的高技能岗位比例,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同时存在行业挤出效应以及对上下游的溢出效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降低了行业内女性正规就业的比例,对女性正规就业存在挤出效应。

地方政府债务的信贷挤出:超越“平均效应”的新证据

基于2009—2020年非金融上市企业的财务数据和融资平台负债数据,实证检验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信贷融资规模的总体影响,并重点考察上述影响在“43号文”出台前后的变化及其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差异和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就“平均效应”而言,地方政府债务对本地企业信贷融资总体上具有负向的挤出作用。超越“平均效应”来看,地方政府债务的信贷挤出效应存在时变特征,2014年“43号文”出台后,城投债的挤出效应显著缓解,更具隐性化的银行贷款等非公开债务对企业融资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上述影响也存在截面异质性,国有企业信贷融资受政府债务的负面影响更大。进一步拓展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信贷的负向影响是一种“被动挤出”,而不是企业信贷需求减弱下的“自主选择”。因此,建议优化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公司的资金投向,推动地方债务显性化,深化银行体系改革、优化信贷资源配置。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投资效率:蓄水池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既可能改善企业投资环境从而促进经营生产,也有可能挤出实体投资降低投资效率。以我国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非线性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企业金融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看,企业金融化对投资效率呈倒“U”形的影响效应,当小于最优金融化程度时,表现出促进的“蓄水池效应”,当企业出现过度金融化时,表现出抑制的“挤出效应”。从不同产权性质上看,国有企业的倒“U”形影响效应更为显著,对投资效率的“挤出效应”大于非国有企业;从不同行业性质上看,制造业具有显著的倒“U”形影响效应,而非制造业并未表现出这种特征。进一步引入企业规模和企业成长性门槛变量分别检验发现,大规模企业存在进一步金融化即加杠杆的空间,而小规模企业表现出过度金融化的投资效率抑制影响;成长性小的企业金融投资有助于投资效率的提升,高成长性企业过度金融化负面效应严重。据此,提出应该加强政府有效引导、健全市场管理机制、优化金融结构体系、完善金融监管体制、规范公司治理体系等针对性建议。

中国省域煤炭产业“资源诅咒”的存在性、挤出效应及破解机制——基于中国十大煤炭富集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

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煤炭富集省份煤炭产业“资源诅咒”的存在性、挤出效应及破解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不论是基于煤炭资源丰裕视角,还是基于煤炭资源依赖视角,“资源诅咒”存在于煤炭富集省份之间,且建立在其挤出效应上;人才引进政策、金融业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技术创新水平的优化或提升对“资源诅咒”都有很强的阻滞效应,尤其是技术创新可以有效地缓解因对煤炭资源过度依赖而造成的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挤出还是挤入:公共财政投资对私人投资影响分析——兼论我国公共保障性住房政策效应

学术界对公共财政投资效应的争论由来已久,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启动以来,争论愈演愈烈,对此项计划褒贬不一。尤其针对"9000亿保障性住房投资计划",学术界分歧较大,持反对意见者认为,建设保障性住房将会"挤出"私人对商品房的投资,不利于商品房市场的发展。事实上,由于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较低,资金供给量相对充裕,公共财政与私人资本投资领域的殊异,从我国目前看来",公共财政投资挤出私人投资""、廉租房挤出商品房"的观点是不成立的。相反,保障性住房对商品房还有"挤入效应",二者能够相互依存,协调发展,和谐共生。

考虑监督挤出效应的企业知识共享激励机制研究

知识经济时代进行知识共享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竞争力、实现企业间协同创新,进行科学激励有助于促进企业间知识共享。论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探讨了两种监督挤出效应的影响机制,研究监督强度对于企业间知识共享的影响,并比较不同机制下知识共享努力水平。研究表明,当企业之间挤出效应不明显时适当提高监督强度有利于知识共享,当企业间存在明显挤出效应时降低监督强度或不进行监督则为最优选择。

税务分析与经济挤出效应:基于BOT模式的研究

本文以 BOT(建设、运营和转让)模式为基础,探讨了税务管理对该模式下经济挤出效应的影响。在 BOT 模式中,税收政策对项目的吸引力、投资回报和税收收入具有重要影响。同时,BOT 模式可能引发资源配置、市场竞争和就业的挤出效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文章提出了一系列税收政策建议,包括明确税收政策目标、细化税收优惠措施、强化税收合规监管、鼓励项目信息透明度、定期评估税收政策效果和加强国际税收合作。通过这些建议,政府可以更好地引导和管理 BOT 项目的税收问题,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公共利益的实现。

外资占比“挤出”了企业绿色创新吗

提升绿色创新能力、深化外资绿色转型既是“十四五”期间外资结构优化的重要发展方向,又是高水平对外开放下实现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的有效路径。然而,现有经验表明,企业外资占比提升反而存在“挤出”绿色创新的可能。基于我国上市企业样本数据,对企业外资占比的影响效应进行系统性检验与分析,结果表明:十大股东中外资占比对企业绿色创新无显著影响,而总股本中较高的外资占比对企业绿色创新发挥挤出效应,主要通过“挤出”研发人员、研发经费支出等创新投入,抑制企业绿色创新产出。此外,我国在新能源、节能、交通运输等重要绿色创新领域逐渐确立国际领先地位,提高了外资在绿色创新领域的准入门槛,加大了外资进一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难度。结论可为进一步明确外资的绿色创新影响效应和绿色转型方向、挖掘外资的绿色创新潜力、构建更高水平的内外资绿色创新体系提供企业层面的依据。